可怪的是，自從1929－33年那場被稱之為“大蕭條”的危機以來，西方資本主義世界再也沒有發生過如許大規模的危機。西方經濟學家們認為他們通過凱恩斯主義給經濟裝上了壹套“穩定器”；但危機的幽靈依然在世界上遊蕩，它在非西方的半資本主義世界，如墨西哥、阿根廷、東南亞諸國，頻頻作祟。阿根廷經濟學家勞爾?普雷維什認為，二戰以後資本主義在全球發展出“中心－依附”的格局，從而把中心地帶的危機通過貿易與貨幣關系轉移到外圍的依附地區。證之以近十年來發生於墨西哥、阿根廷、東南亞諸國的金融危機，似乎就是這樣的。是西方世界通過“中心－依附”格局把危機輸出給這些國家和地區了嗎？是或不是，且不管它，無法回避的事實是，“反危機”已然成為全人類的壹個主題了。中國融入經濟全球化浪潮，固然是面對更多的發展機遇，但從另壹個角度看，就是走入可能的危機之中。 “反危機”也成為中國經濟與金融的壹個重大主題。我們回顧壹番這壹百年來驚心動魄的那場危機和處置危機的“羅斯福新政”，對於中國經濟金融的“反危機”制策，末始沒有借鑒的意義。
二、“大蕭條”和對“大蕭條”的治理
1929年10月24日，發生了歷史上最著名的股災，史稱“黑色星期四”。此前，美國到處是壹片歌舞升平、經濟繁榮的景象，股市經歷10年之久的大牛市後，居民們熱衷於談論和參與股票交易活動。在夏季持續的三個月中，美國鋼鐵公司的股票從165點上升到258點，美國通用汽車公司的股票更是由268點狂飆至391點。在壹片樂觀的投資氛圍中，“人人都應該富裕，”通用汽車公司總裁如是說，“我們每個人都是股東。”財政部長信誓旦旦地向人們保證：“這壹繁榮的景象還將繼續下去。”胡佛總統更是豪言：“我們正在取得對貧困戰爭決定性勝利的前夜，貧民窟即將從美國消失。” 9月5日股市出現波動，壹位毫不起眼的投資顧問巴布森曾大唱悲調；但直到10月22日最負盛名的經濟學家、耶魯大學經濟學教授費希爾仍舊在《紐約時報》頭條表示：“我認為股票價格還很低。” 遺憾的是，兩天後股市壹夜間從巔峰墜入谷底，連股票行情自動顯示器的刷新頻率都差點跟不上股價數字下落的速度！至10月29日，道－瓊斯指數壹瀉千裏，跌幅達22％，創下了有史以來單日跌幅最大百分比；華爾街上令人心悸的股價持續下跌的勢頭直到11月才最終止住。到1932年，道－瓊斯指數較1929年的歷史最高點下降了89％。股市崩盤的危機直接導致5500多家銀行倒閉，美國金融體系瀕臨瓦解，千百萬美國人多年辛勤的積蓄付諸東流。
隨之美國進入了持續四年的經濟衰退的泥沼：生產嚴重過剩，物價持續下跌，商鋪關門，86000多家企業破產，失業人數由過去150萬猛升到 1700多萬，占全部勞動人口的四分之壹以上；農產品價值降到最低點，生產者將牛奶倒入大海，把糧食、棉花當眾焚毀的現象屢見不鮮。GNP由危機爆發時的1044億美元急降至1933 年的742億美元，國家整體經濟水平倒退至1913年，社會經濟壹片蕭條（後來便產生了Great Depression “大蕭條”這個專有名詞）。人們對未來充滿疑慮，甚至有人驚呼“資本主義已經走到盡頭了”。連前總統柯立芝在1933年初去世的前四天仍在哀嘆：“舉目四望，看不到任何希望。”壹向處世樂觀的富蘭克林?羅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目睹馬裏蘭銀行頃刻倒閉，不禁驚呼：“不知這座用紙板搭的房子會不會倒塌？”。
這場持續至1933年的經濟危機發生後，羅斯福取代了焦頭爛額的胡佛，當選為美國第32屆總統。臨危受命的羅斯福總統陷入了沈思，他說“如果我失敗了，我就是美國的末代總統了。”盡管在今天看來，政府幹預經濟活動已經是很平常的宏觀經濟調控行為，而在當時卻是對傳統政治體系和學術理論界冒大不韙的事件。
壹直以來，美國政府推行的是壹種“小政府大社會” 的古典經濟自由主義，主張政府不應幹預經濟活動，充當經濟組織相互間競爭的“守夜人”角色。被認為美國精神代表之壹的享利?梭羅曾極端地表述：“人們都說‘最好的政府是管事最少的政府’，但其實還應當更徹底壹點地說：最好的政府是根本不管事的政府！”在美國歷屆總統中，明確宣布將這句話作為執政理念且有據可查的，最早的是第23屆總統***和黨人哈裏森。這種經濟上“無為而治”的執政理念和政治上不作為的方式壹直延續至胡佛時期。那時，資本主義宏觀經濟學還沒有形成，制定政策方面缺乏理論支持。
但是，嚴重的社會現實迫使美國進行歷史轉變，其時美國也需要為即經卷入戰爭提供及時的經濟準備。羅斯福總統懷著巨大的使命感和高度的責任感，在就職演說中對全美人民說：“我堅決相信，我們唯壹引為恐懼的只是恐懼本身！”隨即大刀闊斧地投入到對這個龐大國家的政治與經濟改革之中。這段美國經濟改革史，被後世稱之為“羅斯福新政”。新政的主要內容可用“3R”進行概括,即復興（Recover）、救濟（Relief）、改革(Reform)。
羅斯福新政的第壹個階段，政府整頓金融體系，充分恢復貨幣調節經濟的潤滑作用；同時，幫助就業，增加消費，刺激生產，實現均衡發展。
羅斯福總統認為，整個商業生產鏈幾乎完全依賴股市來維系正常的運轉，趨利投機的***性使得人們熱衷於炒股，在監管者缺乏有效管制和反應遲緩的情況下，自由市場機制無法自動均衡股市的供求關系，才出現投機者、券商和融資者相互勾結控制股價，造成股價虛高的假象。既然大蕭條是由瘋狂的股市崩盤引起的金融危機而觸發，新政就必須先從整頓金融體系入手，盡快恢復國民的信心。“非常時期當立非常之法”。他最初的措施是盡快讓行動迅速的聯邦政府取代美聯儲，擔負起金融監管職能，激活現金流，“讓錢轉起來”。接下來，從1933年3月9日至6月16日，羅斯福政府先後說服國會通過了70多項新政法案，其中制訂的15 項重要法律中,有關金融的立法占 1/3。通過實施壹系列旨在克服危機的經濟金融措施，維持銀行信用、實現美元貶值、維持農產品價格並規定協議價格以減少企業間的競爭等，致力於經濟復興，史稱“百日新政”。
壹個方面，通過重建與改造金融體系保障國民經濟的全面復興。
1933年3月4日羅斯福宣誓就職時，全國幾乎沒有壹家銀行還在營業，支票在華盛頓已無法兌現。他立即下令全國銀行歇業三天，這相當於“中止支付”，使國內銀行系統免於坍塌，公眾輿論評價這個行動猶如“黑沈沈的天空出現的壹道閃電”。3月9日通過《銀行緊急救助法令》，采用個別審查頒發許可證制度，對有償付能力的銀行允許盡快復業。從 3月13日至15日，領到執照重新開業的銀行有14771 家。
同時期，羅斯福政府采取壹個接壹個的重大措施加強黃金儲備。3月10日，宣布停止黃金出口；4月5日，禁止私人儲存黃金與黃金證券, 美鈔停止兌換黃金；4月19日，宣布放棄金本位；6月5日，公私債務廢除以黃金償付等。
接著又通過《聯邦證券法》成立證交會，集準立法權、執法權和準司法權於壹身，對全國的證券發行、證券交易所、證券商、投資公司等實施全面監督。其權威性在於該機構獨立於壹般立法、司法、行政部門之外，總統壹般也不能幹預其行使職權。
通過《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又稱《1933年銀行法》）。成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對5萬美元以下的銀行存款提供擔保，以避免公眾擠提的事件再次發生；同時該法案嚴格限制金融機構經營範圍，不得同時從事商業銀行和投資銀行業務。摩根銀行正是因這個法案不得不壹拆為二。這壹分業格局直到六十多年後的1999年美國國會通過《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才壽終正寢。
1934年1月10日，宣布發行以國家有價證券為擔保的30億美元紙幣,促使美元貶值40.94％。通過美元貶值，強化了美國商品的對外競爭力。
以上措施，對於穩定局勢,疏導國民經濟運行的血液循環系統——金融體系，起到了重要作用。
羅斯福政府還竭力促使國會先後通過了《農業調整法》和《全國工業復興法》，盡快恢復國內生產。這兩部法律制定出商業主體遵守的“公平競爭”規則，訂出各企業生產的規模、價格、銷售範圍，從而限制了壟斷；給工人們訂出最低工資和最高工時的規定，減少和緩和了緊張的勞資矛盾等。在取得大企業的勉強支持後，羅斯福隨之又盡力爭取中小企業主的支持，他認為大企業接受工業復興法固然重要，“而產生豐碩成果的領域還在於小雇主們,他們的貢獻表現為，每個小企業都將為1至10人提供新的就業機會。這些小雇主實際上是國家骨幹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而新政計劃的成敗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他們。”同時，羅斯福政府加強了對外政治經濟活動，改變美國過去在國際上“孤立的”自由主義國家形象。
另壹個方面，通過政府的救濟工作和提供就業機會來增加國民收入，刺激消費與生產的均衡；在凝聚與穩定人心的同時，也加強了國內基礎建設。
羅斯福執政初期，全國1700多萬龐大的失業大軍全靠州政府、市政府及私人慈善事業的幫助和施舍維持生計，生活物資高度緊缺，財產與暴力犯罪加劇。他認為，只有聯邦政府才能解決這壹復雜高危的社會問題。
1933年5月，羅斯福政府通過《聯邦緊急救濟法》，成立聯邦緊急救濟署，專門規劃、籌集、經營與管理救濟物資，合理劃分聯邦政府和各州之間的使用比例，將各種救濟款物迅速撥往各州，制定優惠政策鼓勵地方政府用來直接賑濟貧民和失業者。
為了給失業者自力更生的機會和自尊心，第二年又將單純賑濟改為“以工代賑”，全國設有名目繁多的工賑機關，綜合起來大致分為兩大系統：公***工程署（政府先後撥款40多億美元，以建設長期工程為主)和民用工程署(投資近10億美元，以民用工程為主)，給失業者提供從事社會工作的機會。到二戰前夕，總計雇傭人數達2300萬，占全國勞動力人口總數的1/2以上。此舉不僅為技師、非熟練工人和建築工人創造了就業機會，還為成千上萬失業的工藝藝術家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聯邦政府支出的種種工程費用及數目較小的直接救濟費用達180億美元，也藉此修築了近1000座飛機場、12000多個運動場、800多座校舍與醫院。
在新政的第二個階段，羅斯福政府在經濟全面復興的基礎上進行了壹系列涉及各個層面的改革，為建立福利社會和民主政體打下堅實的基礎。
1935年伊始，羅斯福政府在新政第壹階段的基礎上，通過了《社會保險法案》、《全國勞工關系法案》與《公用事業法案》等專門法律；1938年6月14日又通過《公平勞動標準法》(又稱《工資工時法》)，保護工人的權益。
為了解決社會保險制度的聯邦經費來源問題，羅斯福政府破天荒地實行了壹種按收入和資產的多少來計征的累進稅率：對自然人5萬美元以上的純收入和4萬美元以上遺產計征比例為31％，500萬美元以上的遺產可計征比例為75％；過去公司稅壹律是按13.75％計征，而按1935年稅法，公司收入在5萬美元以下的稅率降為12.5％，5萬美元以上者增至15％。
前述這些法律反映了廣大民眾的強烈願望，受到國內絕大多數人的歡迎和贊許，也賦予了工會和企業主討價還價的權力。
羅斯福新政的實施取得了巨大成功。從 1935 年開始，美國幾乎所有的經濟指標都穩步回升；1936年底，美國工業總產量超過危機前的年平均數，農業生產也有較大恢復。到1939年，GNP增至2049億美元，失業人口減至800萬，恢復了國民對資本主義國家制度的信心。
這是壹場資本主義的體制改良運動。羅斯福在整治危機的過程中，摒棄了古典自由主義的傳統原則，在宏觀層面上運用國家政權幹預經濟，促使在微觀層面上較大地調整產權關系、生產方式和生產管理體制。
新政內容促進了凱恩斯主義的成熟，新政實踐推動了凱恩斯關於政府幹預經濟思想的理論化和系統化。可以說，羅斯福新政實際上是凱恩斯收入與就業理論在世界史上頭壹次大規模的創造性的成功預演。
當然，羅斯福新政的某些措施也有不足之處，每每成為政敵們發難的理由，“新政”實施過程中利益受損的階層也曾予以抵制和誹謗，甚至作為新政初期重要內容的《工業復興法》及另外兩項法案，也在時隔兩年後被最高法院裁定為違憲。其他方面，比如對銀行業的利率限制，不能完全制止銀行間的惡性競爭，也無法避免利率外的非價格競爭手段等等。這也說明羅斯福總統當時對充分就業、貨幣政策、赤字預算和動態財政預算平衡的理解是比較表面的，尚不完全明白“只有實實在在地花錢，才能戰勝大蕭條”這壹真諦。
凱恩斯主義認為，由於生產和就業是由有效需求決定，只要產品能被售出，則生產和就業就可以增加，當社會整體需求總量因國民收入下降不增反減，就可能發生危機，主張應通過國家直接幹預經濟，調節生產，增加投資，刺激消費，保證充分就業等政策措施。而在這個理論之前，羅斯福新政事實上就是這個思路。不過因為沒有理論支撐，底氣不足，羅斯福做起來束手束腳。比如赤字財政問題，羅斯福只敢謹慎地突破古典經濟學的“財政預算年度平衡”的信條，尚不敢明確地說：赤字財政理所當然是壹種經常性政策。
新政後，隨著競爭者的減少和社會總產量的降低，大壟斷集團在不斷壯大後，對資源配置的控制權擴大了，政府調節功能日益下降，特別是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初期，“管制失靈”、“滯脹”、通貨膨脹、越南戰爭、石油危機以及伴隨而來的股市持續低迷，再度令美國人對經濟前景感到迷茫。壹位作家寫道:“如果說貪婪與恐懼是華爾街上僅有的兩種心理的話，那麽，我想現在是為貪婪說句好話的時候了。”
羅斯福新政是人類在20世紀第壹個，也是最大的壹個反危機案例，而且也應該說它是成功的。我們承認新政緩和了“大蕭條”對美國經濟的嚴重破壞，促進了社會生產力的恢復；在維護資產階級利益的同時，也註意改善中下層民眾的經濟和社會地位；還打擊了美國的極端主義組織，穩定了資本主義民主政體，使危機中的美國避免出現激烈的社會動蕩。其開創的“福利國家”至今仍不失為壟斷資本調節勞資矛盾、鞏固資本統治的重要手段。新政的很多政策與法律也為構築現代美國政治經濟體系夯實了堅實的制度框架基礎。新政為美國投入二戰及戰後資本主義國家的經濟騰飛奠定了物質基礎，為資本主義生產力的發展創造了更大的空間。戰後，美國先後爆發了八次經濟危機，盡管從規模與破壞性上看都沒有達到當年“大蕭條”的程度，但歷屆美國政府運用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效仿羅斯福新政，采取了不同重點和形式的國家幹預經濟的政策；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國家，也紛紛采取類似“新政”的措施，來避免或渡過經濟危機並發展經濟。
到目前為止，美國已有43任總統，但真正被美國人銘記在心的為數很少。富蘭克林?羅斯福是對美國有巨大功勛的總統，而其首功就是上述的新政，美國人認為他是亞伯拉罕?林肯以來最值得記憶的總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