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老人的形象突然占據了我的思想和四面八方的聽覺——稀疏的白發，火炬般的眼神，堅毅的面容，略帶江浙口音的沙啞嗓音——壹如既往地在我失意時帶給我溫暖和力量，在我懈怠時帶給我警惕和監督。
我該為老校長寫點什麽了。
和94幼兒園的學生壹樣，最早也沒有“校長”這個概念。妳要問“金主席是誰？”沒人知道；但說到“金爺爺”，大家都認識他。那時候我只知道老師管我們，“金爺爺”管老師。我們害怕老師，但我們從來不怕“金爺爺”。雖然當時和金校長基本沒有什麽交流，但心裏有壹種天然的親近感——因為他每次都很開朗，從不批評我們。
到了小學，當我們發現校歌不再是《我愛實驗學校幼兒園》而是《實驗之路永遠是春天》的時候，“金爺爺”這個稱呼終於和“金校長”匹配上了，改成了後者。剛開始大家都不習慣喊，也不知道為什麽我在二三年級不記得叫“校長”的時候會臉紅。有壹天在學校門口看到金校長，低頭低聲說:“金校長妳好。”老人看到我這個樣子很高興，開玩笑說:“不好意思叫‘金爺爺’？”我很尷尬，不知道該怎麽處理。他拍拍我說:“好好好，長大了，長大了。”
在以後的日子裏，金校長的印象在混亂的道聽途說中漸漸完整:聽說他對老師要求很嚴，老師不準出去做家教，不準在辦公室炒股；聽說他重視學校紀律和衛生，玻璃桌椅隨時都要達到三星級酒店壹塵不染的程度；聽說他禁止學生邊吃飯邊說話或者邊走、坐、站邊吃東西；聽說他對校服和儀表要求很高，男生不許剃頭，不許分頭，女生不許染發、燙發、留長發。聽說他重視課外活動，鼓勵學生玩，即使活動占了課時也不讓補課；聽說他居然批準高三壹個班非節假日去丹霞山上地理課。聽說他喜歡交響樂；聽說他性格很好，有時候很固執。聽說他不喜歡和媒體打交道，也從不在有點成績後就鋪天蓋地的宣傳。聽說他愛唱歌，唱蘇聯老歌。
畢竟老人是壹個學校的校長，不是我們的班主任，不是每天和我們在壹起的學科老師。所以，除了在校園裏偶爾見面打個招呼，對老人的“接觸”和了解完全來自於這些外部信息。日復壹日，這些信息和描述，終於把和藹的“金爺爺”變成了壹本正經的“金校長”。其實那時候我就覺得老人是真的認真了，看我也不再像小時候那麽好玩了。有時候他拍拍我的背，很認真地說:“背挺直！別彎腰駝背！”並親自示範，讓我看他怎麽站，和他站幾秒鐘；更多的時候，我關心地詢問我的學習和活動情況，然後點點頭，很認真地拍拍我的肩膀說:“好的，彥哲，我們不辜負大家的期望吧！”“不爭氣”這個詞是我從六年級開始聽到他對我說的次數最多的壹個詞，所以我做的不好的時候總是不敢面對老人。我只敢遠遠地看到他就繞道走，怕他問細節會失望。我總是為斥責後的“失望”二字惋惜——當然，“斥責”二字只是危言聳聽的自我聯想。至少在過去的十五年裏，我從未見過老校長對任何學生說什麽，說
後來，壹晃就上了高中。銀湖攤旁筆架山下八九點鐘的小太陽，變成了觀龍山下壹群十六七歲躁動不安的家夥。他們來自於原本不相關的文科班和理科班，看似參差不齊的重點班和平行班。在壹種沖動和進取精神的引導下，他們厚顏無恥地以“燃燒自己，照亮世界”為己任，逐漸聚集起來，叫囂自己再也忍受不了所謂的“無所事事”的日子，要過上“有所作為”的生活。他們正在上演壹出名為“93”的戲。
難度顯而易見:所謂的“93”劇組只是壹個草根團隊，既不是劇社組織的活動(劇社對此不感興趣)，也不是課本劇的常規演出(因為時長2小時40分鐘，演職人員分散在12班，沒有班級組織)，其尷尬地位難以得到學校的支持和老師的認可。然而，在王順賢老師和亞萍姐姐的支持下，劇組得以堅持排練，但即便如此，幾個月後，劇組仍然沒有得到壹個演出機會和場地的口頭保證——畢竟情況特殊，但大家還是堅持了下來。
隨著中國周的臨近，排練已經接近尾聲，但又到了面對兩個可以暫時擱置的問題:經費和演出安排——《93》很難成為中國周的正式演出項目，自然無法享受經費報銷的待遇。當我們在五樓的小禮堂或者廢棄教室裏繼續排練，壹邊拿著募捐箱在校園裏募捐的時候，金校長得知了劇組的消息。後來聽壹個老師說，他在團拜會上提過，毫不猶豫地表示支持，當場自掏腰包給劇組捐了2000塊錢。
雖然我在現場沒有看到這樣的場景，沒有聽到老人說了什麽，怎麽說的，但是我大概能想象到他的表情和語氣。可以說，“93”最後的成功，壹方面有賴於戰壕裏兄弟們的執著、堅持和勇氣，另壹方面也是因為老校長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跳進了戰壕，成為了我們的戰友。
在重新編曲的過程中，他周末時不時會來到排練場，只是靜靜的看著臺下的觀眾。課間休息時，他偶爾說幾句話，給我們講講他小時候的話劇夢，講講他人生中唯壹壹次跑龍套的臺詞和身影，問大家課業負擔重不重，排練累不累。還記得壹次課間休息時，他看著大家略顯疲憊的臉，大概是知道大家在保證學業的同時，也要保證演出的質量。另壹方面，他們還必須應對來自家人和老師的壓力和質疑。老人停了很久，鄭重的告訴我們:“為什麽我這麽支持這部劇？壹方面，我小時候也有和妳壹樣的夢想，只是沒有平臺；另壹方面，狀元、狀元每年都可以頒發，隨處可見，但“93”，我知道只有壹個。可能現在很多人不理解，覺得費時費力，影響學習。我說這些沒關系，將來人們會明白它的意義，只有將來人們才能明白它的價值。”
事實證明，金校長沒有看錯。這些人中不僅有後來的環保社社長、音樂社社長、天文社社長、站長等。，即使單就高考成績而言，06屆的演職人員(07屆的演職人員不算)有10人實驗後獲得了獎學金，本科上線率100%——這樣漂亮的成績對於那些目光短淺的懷疑論者來說已經足夠了。然而“93”對我們的意義遠未結束，它的影響是終生的。
我們畢業後，金校長也退休了。我第壹次去他家是在2008年春節的時候。因為瑣事，到的時候已經是晚上10以後了。我看見他就想把水果放下離開，可是我壹開門，他非要把我拽進去。我親自翻出茶葉，重新沏了壹壺——我想給他做，他堅持不做——小心翼翼地過了水，小心翼翼地把第二壺茶倒進我的杯子裏。我看著他這壹系列的動作，突然發現他老了:頭發稀疏花白，面容消瘦，老年斑和皺紋正在吞噬著他的身體。唯壹不變的是他那雙明亮的眼睛，依然包含著點點滴滴的理想之光。同年暑假，我如約和吳銀錄、徐德誌壹起去看望父親。我們聊了壹上午，聊到身邊的同學，聊到實驗的回憶，“93”，聊到書，聊到音樂，聊到我們自己的計劃和未來，聊到他的退休，聊到他年輕時我們的愛情和壹個親人，聊到對成功和失敗的反思，聊到各種錯誤和遺憾。。。。。。壹次像是久別重逢的戰友，壹次又像是老爺爺語重心長的傾訴。似乎老校長恨不得在短短的四個小時裏把自己這輩子的經歷和感悟都給出來，讓自己以後少走彎路；而且我們還發現，老人似乎時不時需要有人陪他聊天。人情冷暖，世態炎涼。我們也想多陪陪他，但是沒有辦法。壹眨眼的功夫，我們就要去憧憬我們的理想和未來了。
我們就這樣聊著，我爺爺曾經描述過的壹個畫面漸漸出現在我們面前:是金校長1985來深圳時的壹段對話。那時候的老校長還是壹個意氣風發的中年人，學校還是壹片空白。他所有的財產只是壹紙約定和壹個簡單的包。祖父被這個目光炯炯的中年人的理想和使命感所感染和感動，而那種真正的感染力，不是假裝擅長文筆繪畫，然後滿口義正言辭就能達到的。
而這種訴求，直到後來我才真正體會到。
臨走前，老人再三叮囑我們要學會“忍”，我們記了下來。我們讓他先上車，但他拒絕了。他堅持要看著我們走遠才離開。
我很久都不想回去看望老校長，總是因為這樣的“不可抗拒因素”推脫。也許以後機會會更少——我相信妳們大多數人都是這樣。然後方便的時候給老人發個信息打個電話！
其實不用多說什麽，也不管他能不能記住我們，只要告訴他:我們很好，實驗很好，我們的孩子還是實驗寶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