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發生墜機事件或者地震突然襲來，我們總是將那些幸存的人視為有神明保佑的幸運兒，如果他們坐在另壹個座位上或者住在街對面的另壹座公寓樓裏，他們可能已經死亡。我們對災難和毀滅的反復無常感嘆。從發生在四川的強烈地震到緬甸的熱帶風暴，還有時常發生在美國的龍卷風和森林野火都提醒我們，災難是人類生活中的壹種常態，人類對於災難的承受能力的不同幾乎完全取決於我們生活的地方。
但是在災難中存活並不完全是幸運，我們能做很多事情增加在災難中的存活機會，哪怕是最可怕的災難。這其中首先包括準備工作，例如在發生地震的時候果斷將熱水鍋爐關閉，或者在飛機起飛之前花壹兩分鐘的時間閱讀安全指引，當然心理狀態也很重要。每個人都有自己的 “災難個性”，也就是在危機中的表現方式，這是深埋在深處的性格格。事實是我們可以不斷改進這種“災難個性”，同時讓我們的大腦更快、更聰明地處理危機。
人的大腦在出生時已經自動安裝了基本求生程序，當處在恐懼中例如被野獸或者敵人追趕時，大腦會發出指令刺激產生壹種超能激素，刺激人體在各個方面的表現機能，在這種超能激素的刺激下，血液會按照最大量標準被泵到四肢末端，使我們能以平時無法達到的速度奔跑。但是在現代社會，我們很少有機會遇到這樣的時刻，因此這種自然本能很少被激活。科學家們對這壹方面大腦的運作同樣了解甚少，盡管相關研究在某些領域壹直進行，也正逐步產生結果。在災難面前我們可以更好地判斷威脅的嚴重程度，因為今天的人類具有我們祖先沒有的技術優勢，至少我們能判斷災難比較有可能在什麽地方發生，但是我們總是喜歡打擦邊球，無恥地和災難“調情”，例如我們在颶風經常光臨的地方修建成排的超高建築，我們在地質斷層上面建造人口眾多的城市，好像希望自然被我們的無畏嚇退，然後就不來打擾我們。另外現代的我們依靠壹個龐大的電力系統從遠程為我們輸送最基本的需要例如溫暖和照明，需要壹個龐大的供應網絡為我們提供食物，壹旦災難中發生斷電現象，很多在摩天大樓裏工作的人甚至不知道逃生樓梯在哪裏，要是沃爾瑪這樣的大型連鎖超市不能營業，70%的家庭在壹周之內會沒有食物。氣象局已經預告今年大西洋沿岸的颶風氣節將從6月1日開始，同時今年的颶風將比歷年平均更頻繁，但是沒有人為這則消息認真做準備，大多數只是泛泛說壹句，但願我沒有那麽倒黴。
幸好我們還能獲取知識，專家們已經開始研究如何能夠克服我們的盲點和更加理智地面對危機。在實驗室和射擊場上，他們專門研究人體和精神在巨大壓力下會產生什麽不同反應。軍方的研究人員更是設計了大量的復雜試驗試圖弄明白，什麽樣的人在巨大壓力下會投降而什麽人不會。士兵、警察、賽車運動員和直升機駕駛員都要經過專門訓練，了解自身在遇到最壞情況時會產生什麽反應，而壹般的人則通過這些人的例子不斷強化這種印象，在自己遇到相似危機的時候產生相似行為，畢竟我們都有可能出現在災難的首發現場。當然沒有任何人能在災難來臨之前就制定好逃生計劃，但是這並不意味我們就此放棄壹切準備，邊祈禱邊故意忽略災難。作家亨特·S·湯姆森說過：“向神祈禱吧，但同時努力遠離礁石。”
在過去幾年中，研究人員對在恐怖災難中不可思議地存活下來的人進行訪問，他們的故事包含了智慧和運氣，幾乎所有被采訪者都說在危急中，他們幾乎沒有任何觸感和聽覺，或看到任何事物符合他們本來的預期。相比起預期，現實中發生的事情在某些方面更好，在其他方面更差。他們說，有壹些事情，他們希望他們事先知道，他們也希望讀者能知道。那麽，下面講述3個的故事，伴隨著壹些來之不易的關於運氣和損失的智慧：
驚恐應變
當災難降臨的時候，如果人群出現不當反應會使最終的傷亡數字成倍增加，通常情況下這種反應失常是指人們突然呆住了，像僵屍壹樣站在原地壹動不動，或者四肢失去所有活動能力，突然成為跛子。1994年9月28日當“M.V.愛沙尼亞號”在波羅的海還失事時，很多人就出現這種反應，這是歐洲現代歷史上最慘烈的壹次海難。“M.V.愛沙尼亞號”是壹艘巨大商輪，專門運輸汽車，出事時它正行駛在從母港愛沙尼亞首都塔林到瑞典的斯德哥爾摩長達15小時的航程中，盡管整個晚上的天氣都很糟糕，暴風雨不斷，船員們沒有意識到可能發生大問題，船上酒吧裏正有樂隊高歌助興，這艘有10層甲板的船在公海水域航行，正如過去 14年壹樣。肯特·哈斯特，如今是瑞典國會議員，當年他29歲，正是船上的壹名乘客。那個晚上他和另外50名乘客在酒吧裏玩樂，所有人都又唱又笑，但是在午夜壹點的時候，船身突然向右舷側傾30度，將乘客、自動售貨機和花盆橫空甩過通道。在酒吧裏幾乎所有人都被狠狠摔在地面上，只有肯特在緊急中抓住壹根鐵桿，吊在所有人上面。
“僅短短的壹秒，世界從壹個明亮、快樂、美好的境界，變成了壹片沈寂。我猜想每壹個腦子都像計算機壹樣在拼命運轉，試圖理解發生了什麽事，”肯特說。隨後而來的是尖叫和哭泣，很多人在摔倒過程中受重傷，但是船體嚴重的傾斜使得行動極為困難。
肯特開始計劃應對，這要得益於他以前在軍隊中學到的生存技能，他說：“我的反應和正常狀態下的晚鷹非常不壹樣，我對自己說，好吧，現在有兩個選擇，選擇 1和選擇2，決定了就行動。我不曾想過船有可能會沈沒，甚至沒有從更寬泛的角度來看待問題。”和許多幸存者壹樣，肯特正在經歷“個人中心地位的幻像”，這是大腦的壹種應對機制，其大腦集中在個人的經驗上：“我只是看到我很小的世界”。當肯特艱難地向走廊走去，他發現周圍的乘客有奇怪舉動，他們不像他壹樣行動，反而是呆呆地坐在走廊上。就好像童話中那些被施了魔法的人壹樣，變成了“石頭”，問題在於這樣的人並不是壹個兩個，而是幾乎在酒吧裏的所有人，他們的意識都還清醒，但是已經沒有任何行動反應。
和很多人的預期相反，在災難發生的時候，人們普遍變得安靜、柔順，驚恐和恐慌卻非常罕見，最大的問題是大家采取的行動太少、太慢。他們有時完全自閉，陷入壹種“麻木不仁”的狀態。在“M.V.愛沙尼亞號”號，肯特努力克服地心引力爬到樓梯上，在外面的甲板上，船上的燈光依然亮著，而明亮的月光也靜靜灑下，因此所有人的活動和狀態都被他壹覽無遺。肯特回憶說，最難以置信的是壹個男人依舊靠在甲板邊上吸煙，很多人正在奮力抓住翻滾的甲板上可以固定的東西，另外在搜尋救生衣和救生船。壹個來自英國的乘客保羅·巴尼（PaulBarney）回憶說，當時看到很多人就好像雕像壹樣站在原地壹動不動，後來接受《觀察家》雜誌采訪時他說：“我壹直問自己，為什麽他們不試圖逃出這個地方？”
後來在接受警方調查的時候，壹些幸存者表示他們完全能理解這種行為，在危機中的某些時刻他們自身也感覺到強烈的、幾乎難以克制的欲望停止壹切行動，只有當想到自己所愛的人，尤其是想到了孩子，他們才強迫自己沖破這種欲望。這幾乎使所有災難幸存者中最常見的情節。
淩晨1時50分，在第壹次求救電話發出後僅30分鐘，“M.V.愛沙尼亞號”消失了，底朝天沈入海中。就在船沈沒前片刻肯特已跳下船，爬上壹個救生筏。在漂浮了5個小時後終於被救出。最後統計顯示船上989人只有137人幸存。大多數受害者都是在沈睡中葬身於“M.V.愛沙尼亞號”。他們沒有爭取挽救自己的機會。災難原因調查的結論是，該船船頭停放汽車的甲板大門被打開，以致海水湧到船上。
消防隊員、警察教官甚至股票經紀都講述過類似的故事，目睹人在極端的壓力下凍結。進化心理學家戈登·蓋洛普（GordonGallup）發現，當動物被困時也會進入這種狀態，偶爾裝死可以遏制捕食者的攻擊。在“M.V.愛沙尼亞號”之類的巨大災害中，凍結是自然的反應，也是可怕的錯誤。在極端危機中，我們的大腦在搜索壹個適當的生存反應時可能選擇錯誤反應，既凍結壹切原始反應，就像過馬路的鹿經常凍結在汽車大燈之前壹樣。
不過令人欣慰的壹點是大腦是可塑的，它可以被訓練以做出更恰當反應。如果恐懼少壹些，那麽大腦作出凍結反應的可能性相應也會小。科學家們在實驗室裏發現，如果小白鼠大腦中的杏仁核杯永久性損傷，即使遇到壹只貓也不會凍結，而杏仁核就是大腦處理恐懼的部分。如果我們能減少我們自己的恐懼，哪怕壹點點，我們或許可以做得更好。
強制性和事先沒有通知的防火演習可以大大減少人們在緊急情況下的恐懼，事先已經知道樓梯在哪裏能給妳的大腦壹個優勢。同樣地，研究飛機墜毀的人發現讀安全簡報卡的乘客更容易生存下來。這些程序盡管很多人認為是壹個極大的浪費時間，其實是給我們的大腦壹個應急的藍圖。我們還可以幫助其他人做得更好。響亮的聲響可以使動物擺脫凍結狀態。同樣，許多乘務員現在都接受訓練，在飛機燃燒時對著乘客大叫：“出去！快跑！”人在災難中希望有人領導，然後他們就可以做了不起的事情。
各自發揮
即使是在最混亂的時刻，我們的社會關系基本上仍完好無損。這種凝聚力既有正面也有負面的效果，但它有助於了解我們在什麽方面需要努力。
1977年5月28日，壹場致命火災發生在美國壹個叫做比佛利山莊的晚餐俱樂部，這是壹個迷宮般的消閑宮殿，有多個餐廳、宴會廳、噴泉和花園，坐落在離辛辛那提5英裏以南的海岸邊。那天達拉·麥克考利斯特（DarlaMcCollister）就在俱樂部裏舉行了婚禮，花園裏的宣誓儀式結束後，賓客們步入餐廳，此時服務員告訴她，樓裏有壹個小型火災，開始於毗鄰新娘更衣室的斑馬屋，原因是電線著火。但是當時包括達拉在內的所有人都不曾想到，在天明之前，大火摧毀了整個比佛利山莊，所有人都以為小火會被控制，因此沒有進行疏散。隨著時間推移，濃煙開始出現在幾乎所有房間，然後壹瞬間，大火冒了起來。那個周六的晚上，有近3000人把俱樂部擠得水泄不通，最後統計167人死於火災。
災難給我們許多殘酷教訓，有些是明顯和悲慘的：俱樂部沒有自動灑水器或發聲火災報警系統。火災也使官方對人群體行為的期望變得更加復雜：在危機中，文明社會的基本常識仍然有效。只要有可能，人們會集體行動，他們往往互相照顧，並保持他們原有的等級秩序。“人死於與他們生活同樣的方式，”災害社會學家李·克拉克（LeeClarke）說：“與朋友、親人和同事在壹起，在團體中。”在比佛利山莊的火災中，餐桌的服務生只警告了他們負責的桌子上的客人要趕緊撤離，但是卻沒有警告隔壁桌子的客人，負責帶位的女招待只疏散了被她領到座位上的人，但繞過其他人，因為那不是她的客人。廚師和清理人員，也許習慣於體力活，都趕去滅火卻忘了自己先要逃生。壹般來說，男性雇員比女性雇員更有可能幫助他人，或許是因為社會期望婦女被保護而男人應該保護他人。
客人們又是怎樣做的呢？大部分客人仍是做客到底，有的甚至繼續慶祝，不顧濃煙滲入房間。壹名男子在撤離的時候還將自己訂購的朗姆酒和可樂帶走。當第壹個記者來到火災現場，他看到的客人仍在樓前車道上嘬著雞尾酒，笑著討論是否無需付賬便可離開。隨著煙霧加劇，俱樂部的壹個宴會隊長，韋恩·達梅爾特（WayneDammert）偶然看到某個走廊裏擠了近百個客人，燈光忽明忽暗，煙霧越來越濃重，他記得最清楚的是，擁擠的走廊裏只有沈默。“天，沒有任何聲音，沒有壹聲尖叫，什麽也沒有，”他說。站在那裏、沈默在黑暗中的人群中正等待被壹個人領導。比佛利山莊的雇員沒有受到過任何應急訓練，但他們表現出色。整個山莊出口很少，又難找到，但達梅爾特指示人群通過壹個服務生走廊進入廚房。“我的想法是，疏散這些人是我現在的責任，”他說，“我認為，大部分的員工都是這樣想的。”達拉仍然穿著她的婚紗，招呼她的客人出去。“我將很多人推出門去，就像趕牛壹樣，告訴他們要去哪裏，”她回憶說。她認為這是她的責任：“這是我的客人，他們因為我才在這兒。 ”
諾裏斯·約翰遜（NorrisJohnson）和威廉·費因伯格（NorrisJohnsonandWilliamFeinberg）當時是辛辛那提大學的社會學教授，他們設法獲取了警方約談數百名生還者的筆錄，這是難得和寶貴的資料庫。“我們只是不能相信那時的情形，”現已退休的費因伯格說：“人們仍然忠於自己的身份和社會角色，估計有60%的雇員試圖以某種方式幫忙，無論是指揮客人撤離或是滅火。相比之下，嘉賓中只有17%的人去幫忙。即使嘉賓中，行為也反映出他們的身份。在那裏用餐的醫生自然擔任醫生的角色，實施心肺復蘇術或者給傷口包紮，和戰場上的醫務人員壹樣。護士做著同樣的事情，甚至有壹名醫院管理員自然而然地開始組織醫生和護士們。”
社會學家以為會看到災難中人性自私的證據，但是失望了。“人們壹直談論著當時的秩序，”費因伯格說：“人們用上了他們在壹年級的防火演習所學到的經驗。‘保持隊列，不要推，我們都能出去。’大家都在排隊！這絕對是令人難以置信的。”
我們所有人，特別是壹個城市、壹個公***場所、或是壹個公司的負責人，應該知道人民是可以信任的，在最危險的時刻，他們會各盡其能。如果事前就鼓勵他們危難中努力求存，他們還可以做得更好。在紐約市，雖然安全工程師壹再強調，摩天大樓裏進行的防火演習意義重大，但這還不是強制性的。城市房地產局擔心強制性演習可能導致居民受傷，進而導致訴訟。在這些官員看來，訴訟比壹場未知的災難更可怕，這種看法多麽令人羞愧，因為如果災難真的發生，人們將盡力達到他們的行政總裁或城市管理者的期望，他們將追隨他們的領導人幾乎到任何地方。
相信自我
每壹個災難，瓦礫之下都有證據表明，我們可以預防得更好。大部分工作是物理上的，例如，建立更牢固的建築物，在更安全的地方建造。但準備工作也有心理上的。當人越覺得他有控制局面的能力，他的表現就越好。當人認為有可能生存下去，他便有神奇的創意。所有需要的是敢於相信我們的行為會發生作用。
2001年9月11日，當飛機擊中了世貿雙塔時，裏克·雷斯科拉（RickRescorla）就體現了這種求生精神。作為摩根士丹利在世界貿易中心安全部負責人，雷斯科拉認為，普通人有能力取得偉大成就，只需要壹點引領。他使得摩根士丹利的雇員承擔起令自己生存的責任，這在那天貿易中心內的其他公司裏幾乎沒有上演。雷斯科拉在當兵時學到了很多的生存技能，他的下半輩子大部分時間花在巡邏大理石大堂周邊上，正如他們早年巡邏戰場壹樣。在英國出生的他參加了美國軍隊，因為他要爭取去越南，他在越南戰場上獲得了銀星、銅星和紫心勛章。他的事跡被記錄在1992年中將哈羅德·穆爾（HaroldG.Moore）和約瑟夫·加洛韋（JosephL.Galloway）的著作《我們曾是士兵和年輕人》中。
他退役後搬到新澤西生活，做壹名保安行政人員，但雷斯科拉的行為在某些方面看，仍像壹個在戰場上的男人。他所在摩根士丹利的部門占據世貿二樓22層和附近建築的幾個樓層。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03號班機在蘇格蘭洛克比上空被炸毀之後，雷斯科拉擔心恐怖分子會襲擊世貿中心。1990年他和壹名戰時好友合寫了壹份報告交給擁有世貿中心地產的紐約和新澤西州港口管理局，堅持大樓的車庫需要更多安全措施。但他們的建議由於花費太多被徹底忽略。3年後，正如雷斯科拉的預測，拉姆茲·優素夫（RamziYousef）駕駛裝滿炸藥的卡車順利進入世界貿易中心的地下車庫。因為這個雷斯科拉有了他所需要的公信力，加上他強勢的個性，他隨後改變了摩根士丹利的安全文化。
“9·11”事件發生時，雷斯科拉意識到自己有能力讓辦公室的人員都成為幸存者，他尊重每個人的能力，也理解突然凍結的危險以及盡快超越初步恐慌並開始行動的重要性。在1993年發生恐怖襲擊的時候他目睹公司的職員排隊從逃生通道落地下樓，她知道那個速度實在太慢。另外他認為要依賴於急救員挽救他的雇員是愚蠢的，摩根士丹利是貿易中心最大的租戶，如同坐落在雲中的壹個村落，公司的雇員需要互相照顧自己。他曾經命令他們在真實的緊急情況下不要聽從港口管理局的任何指示，在他眼中，該局在沒有回應他1990年的警告已失去了所有的合法性，在那之後，雷斯科拉就以自己的方式運行整個公司安全策略。他經常進行突擊防火演習，訓練員工先在走廊會合，再從樓梯間兩兩下到第44樓。雷斯科拉的演習在很多人眼中太激進，這壹點怎麽強調也不過分。請記住，摩根士丹利是壹家投資銀行，員工是第73樓的百萬富翁和高能的銀行家，他們沒法欣賞這樣的打擾。每個演練要迫使經紀掛掉電話，遠離他們的電腦，這些都是成本，是公司的錢。但雷斯科拉還是這樣做了。他的軍事訓練曾教他壹個簡單的人性規律：在極端的壓力下，令腦運轉的最佳辦法是事先反復彩排。
最初幾次演練雷斯科拉指責雇員動作太慢，後來他開始計時，於是他們變得更快。他還給員工們講壹些基本的緊急情況常識：由於屋頂營救是稀少的和極其危險的，人們應該往下走。“9·11”當天上午，雷斯科拉聽到了爆炸聲，並從他的辦公室窗口看到世貿壹座樓起火。港口管理局官員通過廣播敦促大家留在他們的書桌。但雷斯科拉抓住他的大喇叭、步話機和手機，開始有系統地命令摩根士丹利雇員撤離。他們的表現極佳。他們已經知道要做些什麽，甚至250名來參加股票經紀培訓班的訪客也如此。有人已經告訴他們最近的樓梯在哪裏。“知道去哪裏是最重要的，因為妳的大腦，至少我的大腦，剛剛關機。您需要知道在此情況下該怎麽做。”摩根士丹利執事比爾·麥克馬洪（BillMcMahon）說：“妳此時不想做的壹件事就是不得不在災難來臨的時刻思考。”如果他們事前收到過雷斯科拉向下不向上的警告，很多9“·11”殉難者原本可以幸存下來。但在沒有其他信息的情況下，有些人還記得1993年部分人員被從屋頂疏散。所以他們生命的最後時光，用在了爬到大樓頂部，才發現大門反鎖。
當雷斯科拉指揮的人們下到44樓時，第二架飛機擊中世貿南塔，他們所在地以上38層。全樓猛烈搖晃，有些人被摔在地上。“停住，”雷斯科拉通過大喇叭下令：“不要動，保持沈默，保持平靜”。於是乎沒有人說話，沒有移動，所有人如同被雷斯科拉下了咒語壹般。
雷斯科拉曾率領官兵在夜間通過敵方控制的越南中部高地。他知道大腦害怕時反應不佳，但他也知道註意力可以被分散。那時他用唱歌來使他的人平靜下來。當時，在擁擠的樓梯間，雷斯科拉又唱了起來：“科維爾的男人站得穩，他為戰鬥準備好，他從來沒有屈服！”在唱歌之余，雷斯科拉打電話給他的妻子：“不要哭泣，”他說：“我必須讓這些人安全地出去。如果我有事的話，我希望妳知道我現在無比的快樂，妳給了我生命的意義。”不久之後，他成功地疏散了絕大多數摩根士丹利的雇員。然後，他回過頭。他最後壹次被看到是在10樓向上爬，不久之後，整座樓倒塌。他的遺體，壹直沒有被發現。
雷斯科拉教會摩根士丹利的雇員如何挽救自己。這是壹個稀有和珍貴經驗。當大樓倒塌時，摩根士丹利的員工中只有13人死亡，其中包括雷斯科拉和他手下的4名保安人員，其他2687人安全離開，這是壹個凡人創造的神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