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四郎的出場，是伴隨楊萬樓這個人物壹起出現的。“贗品是個好東西”，這是黃四郎最開始對於這個替身的評價。因為替身的存在，很多時候黃老爺便可以以假亂真，最危急時刻還能當個替死鬼。
事實上，這個替身也的確給黃老爺抵擋了壹次綁匪劫財和殺身之禍。但替身畢竟是贗品，在最終的倒黃之戰中，真正讓勝利的天平向張麻子傾斜的，便是替身的被當眾斬首。
所以，黃四郎的敗筆從壹開始就註定了。而對於股權代持的風險，其實就相當於使用替身的風險。
股權代持其實質在於隱名股東委托顯名股東持股，但行權還是由其進行操控。隱名的目的，主要在於身份的限制，風險的分擔或是對於管理的規避。根據其目的，在這裏，我主要講股權代持的三種應用場景。
第壹，假如黃四郎要當鵝城縣長，因為公務人員禁止經商的規定，其只能委托楊萬樓當顯名股東。這種情形下的代持股協議或者約定是法律所禁止的，其代持股協議或約定因違反公司法第52條無效。無效的後果便是否認黃四郎隱名股東的身份，其權益得不到法律保護的同時，還要涉及其他違紀處分或刑事責任。
此外，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相關裁判認定代持股協議無效的情形壹般還有兩種：壹是持有保險公司股份的股東身份必須真實，二是上市公司發行人必須真實。
總而言之，在涉及社會公眾利益，並有法律授權且規定不相沖突的情形下，判斷代持股協議是否有效不以法律位階來認定。即使是規章或規範性文件，尤其在招投標和金融領域，代持股中的身份真實問題尤為重要，若被查實，代持股協議會被認定無效。
第二，黃四郎是黃氏集團的大股東，但為了籠絡其手下的高管，比如胡千，胡萬，武舉人等，便授予其壹定的股份作為股權激勵。但為了保證自己的控股地位，又要求這些高管簽訂代持股協議，投票權和表決權仍然委托黃四郎這個隱名股東行使，高管們只享有分紅權。同時，限制高管們自由轉讓股權。這樣的股權激勵仍然維持了黃氏帝國的統壹。但風險主要在於，顯名股東對外轉讓股權，代持股協議無法對抗善意第三人。如果說這樣的外部風險可以忽略的話，主要在於黃氏集團的決策將只有壹個聲音，而喪失投票權的顯名股東只是傀儡，其生死存亡完全賴於黃四郎壹人的決策。
第三，假如黃氏集團上市後，黃四郎作為發行人和公司董事長想套現，但根據證券法的規定，其受三年禁售期的約束無法轉讓股票。於是其與楊萬樓達成股權轉讓協議，約定三年後變更登記，同時簽訂股權托管協議，由楊萬樓來管理股權。
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及案例，雙方簽訂的股權托管協議是有效的。但這筆交易的完成，首先要求黃四郎需要辭去公司董事長職務，其不在參與公司的經營管理；其次以上信息需要如實披露，而大股東轉讓股份的信息壹旦公布，對於股價的影響將是巨大的；再次股權轉讓價款的確定對於股權轉讓雙方都是壹大難題。所以，綜合看來，這筆交易能否做成，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而不確定性就是風險。
綜上，股權代持有其特別適用的場景，這是意思自治的要求，也是回避有關制度安排的對策，但其風險始終因“替身”的屬性而存在。在法治不斷升級的過程中，其內涵也在不斷豐富。“替身”的主體逐步從自然人向法人過度，“替身”的功能也因投票權、分紅權、處分權等權能的不同組合而不斷豐富。如果說股權代持是“替身”的1.0版本，那麽信托在我看來是“替身”的2.0版本。
首先，信托法律關系是受法律保護的，在應用場景和法律效力問題上更具正當性。其次，信托可以實現所有權、收益權的分離，可以起到比股權代持更好的資產隔離效果。再次，信托由專業機構打理，可以有效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在尋找“替身”的同時還找到了“管家”，相當於楊萬樓和胡千的角色壹肩挑。最後，信托還可以部分起到家族傳承的作用。黃四郎的五代基業完全依靠家長式的不斷積累，其運氣不亞於封建王朝連續遇上五任開明君主，但信托卻可以將這種運氣的概率得到很大提升。
其實，在追求財富自由的路上，黃四郎的真正敗筆在於始終在乎的是財富的積累，築碉堡，搞武裝，始終在欲望上做加法。但在財富積累到壹定程度時，反而是做減法才能保持基業長青。分散投資，廣種善緣，這既是古人散財收民心的道理所在，也是規避投資風險的內在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