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2008，日本1988？
亞洲兩個最大的經濟何其相似，區別僅在時間上相隔了20年。
20年前，在世界各地的旅遊景點，處處可見搖晃小旗的日本遊客；今天從巴黎到洛杉磯，散漫喧嘩的國人成為酒店飯館的新寵。20年前，巨額貿易順差迫使日元大幅升值，今天處於同樣境地的是中國的人民幣。20年前，日本人在全球尋覓資產，加州的高爾夫球場、紐約的洛克菲洛中心，無論價格幾何，悉數收入囊中；今天輪到中國公司，大手筆購進巴西的鐵礦、中亞的油田。20年前，世界10大銀行日本占據9席，今天按市值計算，中國已10有其4。20年前，東京的股市和地產掀起非理性狂潮，今天上海的A股突飛猛進，很快就打破了東鄰扶桑的泡沫記錄。
兩個亞洲大國的經濟不但形同而且神似。戰後日本經濟的重建和起飛靠的是投資，投資對GDP的比率從1955年的15%快速上升，到1970年代初期已接近40%。我國經濟增長最強有力的推動也是投資，投資率從改革開放初期的25%提高到2006年的42%。作為對照，戰後美國的投資率壹直穩定在15%的水平上。
表面上看，投資驅動並無不妥，日、中兩國先後都實現了經濟的高增長和低通脹。從1955年到第壹次石油沖擊的1973年，日本的GDP增長約為10%，而消費物價通脹年平均不到2%。低通脹的原因是投資形成了新的生產能力，過剩產能下的過度競爭限制了廠商的定價能力。同樣由投資驅動，我國當前經濟周期的特征也是高增長和低通脹。
高增長掩蓋了諸多深層次的結構問題，改革的意願消失在滿足於現狀的欣慰之中，低通脹則解除了貨幣政策當局的警惕，銀根松寬，信貸供應充足。信貸刺激了投資，投資帶動景氣上升，企業盈利的改善誘使銀行發出更多的貸款，如此形成投資-景氣-信貸之間的循環，進壹步強化了投資驅動的增長模式，並為日後的流動性泛濫埋下了伏筆。
投資驅動的問題在於增長的不可持續性。如同所有生產要素，投資服從邊際收益遞減的規律，就像在給定面積的農田裏施肥，第壹袋肥料可增產100斤的話，第二袋只能增產60斤，第三袋所帶來的新增產出更少。換壹個等價的說法，為了獲得壹定的產出增加，農民必須使用越來越多的肥料。同理，為了維持壹定的GDP增長比如說10%，僅有高投資率還不夠，必須不斷提高投資率。然而投資率存在著上限，理論上講不可能超過100%。現實的上限在哪裏？50%？即壹年之內所創造價值的壹半用於投資，另壹半留作消費，這是壹個迄今為止世界上從未見過的比率，我國經濟距離這壹點已經不遠了。
壹旦投資下滑，增長奇跡終結。自1970年代初開始，日本的投資率從35%的高位上回落，GDP增長率隨之降到年平均4%以下，進入1990年代之後，增長基本停頓。人們自然要問，我國的投資率還有多少上升空間？如果投資趨向穩定或者下降，我們是否還能保持高速增長？
除了增長的不可持續性，投資驅動造成經濟結構的扭曲，資本密集型的制造業過度發達，而勞動密集型的服務業相對落後。雖然人均GDP和美國相差不多，日本服務業占GDP的比重僅為65%，比美國低了至少15個百分點。我國服務業產值不到GDP的40%，並且近年呈現出不斷下降的趨勢，目前與印度相比也要低10多個百分點。
制造業與服務業的失衡對經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貿易順差和本幣的升值都與之有著很大的關系。服務產品在本土消費，不會引起國際貿易摩擦，而制造業的過剩產能只能由海外市場吸收，強勁的出口實為投資驅動的必然結果。倘若當年日本及時將經濟發展的重點轉移到服務業，或許可以避免“廣場協議”的城下之盟；倘若我們能夠及時叫停“二次工業化”的自編狂想曲，或許資源的消耗不致令世界感到難以承受，環境的破壞恐怕也不會嚴重到今天的地步。
制造業的過度發達源於政府對經濟發展的指導，日本有產業政策，中國有五年計劃。凡政府規劃必然是重制造業，輕服務業，因為它既不知道如何也沒有足夠的信息制定服務業的規劃。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日本以往的產業政策實際上都是制造業政策，而我國的五年計劃的編制也是圍繞制造業展開，對服務業僅輕描淡寫，幾筆帶過。
制造業和服務業的區別在於前者多為集中、已知和確定的，而後者卻是分散、未知和不確定的。汽車如何制造，看得見摸得著，壹個互連網站能否招徠到足夠的用戶，沒有人說得清楚，甚至在街角上開壹家餐館能否賺錢，要到開業經營之後，才能有個大致的估計。服務業在這裏包括了對可持續增長至關重要的科技創新，雖然科技產業也有制造業的成分，但它的價值創造主要體現在無形的智力產品上。政府可以規劃汽車行業的未來發展，兩個汽車公司就是壹個行業，但對於服務業特別是科技創新，政府既非專家又缺乏信息，不可能事先做出符合實際的預測與規劃。
無論產業政策還是五年計劃，政府導向的資源配置不可避免地向制造業傾斜。“日本模式”曾為世人所津津樂道，其核心是政府、工業和金融的三位壹體，在產業政策的指導下，銀行為重點行業和重點企業提供廉價資金，企業進行快速的規模擴張。為了強化集體行動能力，銀行與企業以及企業之間交叉持股，結成利益***同體。在我國，執行產業政策的是大型中央企業和國有銀行，政府所有制則作為協調和溝通的連接紐帶。除此之外，地方政府也制定了各自的區域經濟規劃，運用行政影響為重點項目提供融資。
隨著時間的推移，政府規劃對企業的約束日趨衰弱，但產業政策以及與其配套的監管卻長期壓抑了服務業的發展。政府對重要的服務業如金融實施了嚴格的市場準入、產品開發和定價的管制，不僅限制了這些行業自身的成長，而且由於機構與產品的單壹和過分集中在銀行業，不能給服務業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持。銀行要求借貸者擁有足夠的固定資產作為抵押，並有穩定的現金流以支付利息，制造業因此受到青睞，而服務業和科技企業則遭到遺棄。
日、中兩國都非常重視科技，日本建有築波科技城，中國的科技園區更是遍布全國。然而不無諷刺的是，政府越重視，創新能力的提高似乎就越困難，日本的信息技術落後美國不止10年，而中國在經濟高速成長期間甚至少有豐田、索尼那樣能夠進入高端國際市場的公司。
日本給人以科技發達的印象，其實正如日本前金融相竹中平藏所指出的，日本的特點是二元經濟，外向與國際市場接軌的制造業部門創新能力較強，可與歐美競爭，而國內的金融、地產、建築、零售等行業長期處於政府的保護之下，產品技術陳舊，效率低下。我國的二元經濟也不宜再以城鄉劃分，而與日本類似，壹方面是監管保護和政策扶持下的國有部門，與之並存的是在國內外激烈市場競爭中成長起來的民營部門，我國目前具有國際競爭力的企業大多出自後壹部門。
創新能力不足成為日、中兩國經濟的軟肋，為保持增長，兩國都不得不追加投資，以彌補投資收益遞減留下的缺口。美國之所以能夠以15%的投資率實現戰後的中度增長，關鍵是通過創新不斷改進效率。盡管山姆大叔的增長成績不如東亞耀眼，但他有理由對85%的消費率感到滿意，畢竟發展經濟的目的不是增長本身，而是提高國民的生活水平。
當增長失去勢頭時，日本找到了快速創造財富的捷徑——經濟泡沫化。由於直接融資手段缺乏和資本市場的畸形，民間儲蓄的大部流入商業銀行，而銀行消化儲蓄資金的方法只有放貸。與直接融資不同，貸款會派生出新的存款回流到銀行，迫使銀行發放新壹輪的貸款，由此造成流動性的過剩。股市和地產狂飈曾使東洋感覺已站在世界之巔，同樣的紙面繁榮20年後在中國重新上演。
1989年近代歷史上最大的泡沫破滅，日本經濟從此陷入停滯和蕭條，十幾年間首相更換有如走馬燈，認真反省“日本模式”的只有小泉政府。小泉在任內整頓金融，開放市場，打破交叉持股，縮小政府規模，最能代表其政策取向的，當屬郵政儲蓄的私有化。
歷數“日本模式”的諸要素，產業政策、投資拉動、制造業優先、銀行為主的金融等等，所有這些都可追溯到壹個源頭——政府對經濟的積極幹預。至於“日本模式”的另壹面，消費不足、服務業落後、創新乏力、流動性過剩、資產泡沫，則可以歸結為市場的虛弱。實際上，“無形之手”之所以未能充分發揮作用，正在於“有形之手”的過於強勢。
今天的日本在發展道路上的十字路口徘徊，沿襲自明治維新以來形成的傳統，繼續政府主導的“日本株式會社”模式？還是相信市場，倚靠企業和個人的創造力？對這些問題的回答將決定日本經濟的未來走向。中國能否避免日本式的繁榮-蕭條大循環？今後幾年的政策時關鍵，希望2008年將是改革開放的第31年，而不是激情與惶恐交織的泡沫元年。
我還沒來得及看 先發了 等下再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