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前門東火車站
從《北京誌·財政誌》裏我們看到，清朝滅亡前，財政收入突然暴增，年收入竟達2億兩白銀以上，朝廷上下壹掃庚子以來的晦氣，頓時亢奮起來。據說，“不差錢”有四方面原因，除了海關收入的增長以及對煙、酒等不斷課以重稅外，最重要的是國有鐵路收入，僅關外鐵路年收入就達數百萬兩，超過壹省的稅收；還有就是由鐵路帶來的商業繁榮，使各地關稅大增，崇文門稅關就因前門火車站周邊的商業興起，而成為全國最大稅關。
起初，朝廷還嘀咕，火車進京會不會破了帝王龍脈、壞了王朝風水，沒想到不多久鐵路就成了朝廷的財路，正是“無邊銀子紛紛下，不盡財源滾滾來”，像“馬拉火車”那樣的蠢事已經壹去不復返了。從此以後，條條鐵路通北京，天下財源匯京師。這是壹個需要銀子並且產生了銀子的時代，是流通與交通並行源源不斷送來銀子的時代。歷史上何曾有過火車呼嘯著從四面八方向北京送銀子來？沒有！要敢於做夢，做中央集權的夢，做大壹統的夢，所以這還是壹個需要大壹統並且能實現大壹統的時代，有了鐵路，那個“山高皇帝遠”的中國從此就要改觀了。誰說“蜀道難難於上青天”？有了鐵路，就能“天塹變通途”。於是修川漢路了，由川漢而京漢，很快就要通到北京來。過去，老說什麽“事在四方，要在中央”，“要”是什麽？是鐵路。有了鐵路，“聖人執要”才有抓手，才從幾項務虛的基本原則坐實為幾條實實在在的樞紐。
鐵路進京始末
要說先知先覺，還得李鴻章，中國自辦鐵路就從他開始。當運煤小火車呼嘯著在唐山和胥各莊來回時，鳴笛聲傳到東陵，便有官員來奏，說火車驚擾了先帝之靈。慈禧壹聽火了，她壹火，火車就熄火，改成馬拉車。李鴻章築路失敗，被朝廷做了壹個結論：禍國殃民，莫大乎是。
可是，自從他用海軍軍費修園子以後，朝廷的臉就變了，唐山到天津的鐵路終於修成。其中曲折艱辛，非今人所能體會。修路之難，難在文化，據說會破壞農業文明的風水。當年，英國人在上海修吳淞鐵路，修成以後，朝廷硬是要拆。沈葆楨時任江督，上海在他治下，可他事先並不知情，後來才知道英商在上海擅築鐵路，遂令阻止。威妥瑪壹句話就把他頂了回去：英商自行征地築路，與中國政府無關。
原來，這路先已賣給了美國“吳淞道路公司”，立項為“尋常馬路”，轉讓於英商。英商接手後，用了約壹年，就全線通車了。但與沿線居民沖突不斷，更何況火車在運行時，竟然壓死了壹名跨越鐵軌與火車搶行的士兵。本來，李鴻章已派盛宣懷到上海簽了《收贖吳淞鐵路條款》，條款規定：鐵路作價銀28.5萬兩，由中國買斷；所有銀兩，壹年內，分三期付清，此後鐵路，“行止悉聽中國自主”，洋商“不得過問”；在贖款付清前，洋商可辦理客運營業，但不許辦理貨運。
李鴻章原以為該路可用來作為“試探中國人對鐵路感覺的實驗線路”，營運效應壹旦顯示出來，國人就會改變態度。沒想到火車營運居然壓死人，而且壓的還是壹名中國士兵。鐵路懸了，連美國公使也出面勸說，說了許多不該拆毀的理由。滬、蘇兩地154名華商也聯名上書沈葆楨，請他高擡貴手。但這些都沒有用，拆毀的命令還是下了。
李鴻章把鐵路買下來，本是壹筆不錯的買賣，用時下話來說，叫做“雙贏”。英商要賺錢，而中國只花了不到30萬兩銀子，就擁有了自己的鐵路，怎麽算，也還是劃得來的。
沈辦洋務多年，哪能像慈禧老太太那樣，不知鐵路對國家的好處？可是，如果要虧了他自己的名節來辦鐵路，他是不幹的。清議洶洶，民怨沸騰，如此情形，鐵路若運營，他就要背上“漢奸”罵名。拆了，就滅了洋務派念想，斷了清流派議論。國家的銀子可以虧，他自己的名節絕不能虧。那時，郭嵩燾在倫敦，正背了漢奸的罵名，也致信於沈，勸其勿拆鐵路。沈與郭氏，原為好友，自被士林攻訐後，郭氏名節已汙，因此，沈之於郭氏，盡量少接觸。郭氏的信，他不回，沈為“名節”二字，可以不講義氣，可以不求真理，真是“茍利名節生死以”，“人心惟危”呀！因此，郭氏說沈“樂委順時論而據之以為名”。連沈葆楨也要拆鐵路，中國還怎麽搞洋務？
自從“築路風波”以後，李鴻章便壹直頂著“禍國殃民”的帽子，準備以天津為起點修路。這壹回，他慎重多了。英國商人想承攬築路工程，便在紫竹林附近臨時鋪了壹條鐵路，讓李鴻章請天津的商人來坐壹下火車，此舉果然有效，他們發現火車確實比馬車快得多。而朝廷方面，因“法越事起，以運輸不便，軍事幾敗”的刺激，加上李鴻章以海軍軍費助修頤和園，故奕譞等轉而支持李鴻章，以“直隸海岸綿長，防守不易，轉運尤艱”為由，奏請先修津沽鐵路，再延伸至山海關壹帶。
於是，很快就以天津為支點，撬動了全國的築路工程。傑出的鐵路工程師詹天佑親自指揮了這壹築路工程，在天津建成了當時中國最大的火車站——老龍頭火車站。後來，工程南下，修了津浦鐵路；工程北上，終於將皇城捅“漏”了。當火車穿透城垣，隆隆地開進北京時，大清朝王氣未泄，反而亢奮。經濟效益產生了新的文化認同，連慈禧老太太也投桃報李，乘著專列來趕時髦了。
開路要有說法
鐵路是個好東西，這還用說？當然要說，不說朝廷怎知道。說要有個說法，怎樣說朝廷才能聽得懂聽得進？有兩個版本的說法，我們都可以觀摩，壹是劉銘傳之說，還有張之洞之說，他們“文武之道，壹弛壹張”。
劉銘傳說：俄日為中國心腹之憂。俄自歐洲起造鐵路，漸近浩罕，又將由海參崴開路以達琿春，以鐵路未成，故引而不發，不出十年，禍且不測。日本壹彈丸國耳，師西人之長技，恃有鐵路，亦遇事與我為難。不修鐵路，自強恐無及矣。所以，中國自強，莫急於造鐵路。
可造鐵路要花錢，是花大錢，所以光說強兵不夠，還要說富國，要極言“鐵路之利”，“於漕務、賑務、商務、礦務、厘捐、行旅者”，都有說不盡的好處。但他畢竟是武人，更強調“於用兵尤不可緩”，因中國遼闊，“北邊綿亙萬裏，毗連俄界”，不可不防，“通商各海口，又與各國***之”，也得防，不修鐵路，難言國防。
中國十八省，兵非不多，餉非不足，然此疆彼界，各具壹心，遇有兵端，自顧不暇，徵餉調兵，疲於奔命，國越大而國防越差，兵越多而越用不上。若鐵路壹開，各地貫通，將士赴命，朝發夕至。邊防海防，由國家部署，中央調度，“將來兵權餉權，俱在朝廷，內重外輕，不為疆臣所牽制”。話都說到這份上了。
而張之洞則以外貿說，說的是“今日鐵路之用，以開通土貨為急”。他先算外貿賬：“進口外貨，歲逾出口土貨二千萬兩”，也就是說，每壹年中國都有兩千萬兩的白銀外流，惟有多銷土貨能求得外貿平衡，可沒鐵路，內地物產，便難以出口。次以國防言之：“沿江沿海、遼東三省、秦隴沿邊，強鄰窺伺，防不勝防”，故必修鐵路，以應援赴敵。從哪兒下手修呢？這要講究，應於“商賈輻輳之所”，否則“鐵路費無所出”，具體而言，“宜自京城外之盧溝橋起，經河南達於湖北漢口鎮”，也就是從中國中部——中原下手。
說來說去，說法就這兩種。武人說以保國防為重，文人說以開利源為先。但不管文人武人，說起來，都要兼顧文武之道，這樣才顯得“政治正確”，才算得上是“其次立言”。事實上，他們說的這些，實行後，大都應驗了，尤其開利源，開出壹條新財路，清末“不差錢”，皆為鐵路大貢獻。
會說還要會做
論說功，張之洞拔了頭籌，從國計民生，說到項目預算。他知道，朝廷最擔心“費鉅難成”，所以，提出“分段建設”。分為四段，“北京至正定為首段，次至黃河北岸，又次至信陽州為二、三段，次至漢口為末段”，以“每裏不過五六千金”計，每段鐵路預算，約需資金四百萬兩左右。
而“籌款之法，首先著眼於財政，以“中國之大，每年籌二百萬之款，似尚不至無策”；其次，由鐵路公司照常招股外，還有就是選擇各省口岸較盛、鹽課較旺之地，由籓、運兩司、關道轉發“印票股單”，即發行股票、債券。這還是在“中體”上打主意，沒從“西用”方面來考慮，還是“自力更生”那壹套，說起來好聽，可朝廷愛聽就有可行性，才會批準，做起來難怕什麽？先做起來再說。
果然，奏折壹上便準，詔曰：今采納張之洞建議，故緩辦津通，先辦盧漢。但掉了個頭，改以漢口至信陽為首段，由南而北，於盧溝、漢口分投試辦。批準預算約三千萬兩，還同意於商股、官帑之外，另舉洋債。
鴻章函告之洞，宜速開辦，免生枝節。然其心情，難免復雜，何以他要修路，便群起反對，受到打壓。而張之洞調停其間，就大受歡迎？十幾年來，他壹直主張修鐵路，幾乎每壹次提議，都是反對者眾，而支持者寡，唯獨這壹次，從上到下，都有人支持他，可他的風頭還是被人搶了。對於張之洞修盧漢路壹說，他在公開場合，不便反對，惟有支持。私下裏則不以為然，盧漢路長達三千裏，費銀約三千萬兩，修起來談何容易！所以，他說張之洞“大言無實”，最後“恐難交卷，終要瀉底”。他要是沒底氣，這事便難成，因為朝廷要成事，終歸還得靠他李某人。
未幾，俄加速修築西伯利亞大鐵路，朝廷以東三省邊事亟，聽取李鴻章建議，命移盧漢路款先辦關東鐵路，擬由古冶林西造幹路，出山海關至沈陽達吉林，另由沈陽造枝路以至牛莊、營口，計2323裏，年撥銀200萬兩為關東造路專款，李為督辦大臣，盧漢路因之延緩。
可關東鐵路又如何呢？1891年6月，李鴻章設北洋官鐵路局，始修關東鐵路，才兩年功夫，戶部就以給太後祝壽的名義，向海軍衙門“商借”關東鐵路經費200萬兩，把築路專款都拿走了，還修什麽鐵路？1894年，津唐鐵路已延伸至關外，他在關內關外，***修了約400裏的關東鐵路就這樣停建了。這年8月，中日甲午戰爭爆發，日軍打進來，連儲存在旅順材料廠的6000噸鋼軌都被拿走了。
甲午戰敗，朝廷總結敗因，其中就有鐵路未成，難以運兵，故戰後鐵路復興，盧漢路又被朝廷提上議事日程，剛好張之洞的漢陽鐵廠要盛宣懷來接手，便將擱置已久的盧漢路也交盛宣懷來辦。壹個會說，善於說服朝廷，壹個會做，懂得怎樣做事情，會說會做，才能把鐵路造成。
做要“西用”為先
盛宣懷會做，是因為他倒轉了“中體西用”，而以“西用”為先。“中體”是拿來說事的，不是用來做事的，“西用”則正相反。其間分際與變通，自非張之洞所能究竟。張以書生辦洋務，以“中體”為主，“西用”為輔，自以為經綸滿腹，結果辦出個半吊子的洋務，辦不下去時，李便來接手，而李的替手，就是盛宣懷。
李辦洋務則反之，以“西用”為先，用“中體”保底，大凡要以“西用”為先時，盛宣懷便來做他的替手，要用“中體”保底時，他便打出老師的旗幟來。
何謂“西用”為先？以修盧漢路為例，這麽好的項目哪會差錢？官帑不足有民資，民資不夠有外資，但項目啟動時卻大有講究，要分主次和輕重、先後與緩急。如以“中體”為主，就得官帑為先，然而，最是官帑靠不住。因為官帑靠官場，而官場則運用之妙，在於權術，錢說拿走就拿走。當年，張修盧漢路的錢，不就被李拿去修關東路了？而李修關東路的錢，不又被拿去祝壽了？所以，官帑為先，易敗難成。那麽民資呢？沒有民權的民資，可以為輔，不可以為主，除非朝廷向民權開放，否則民資就認為朝廷靠不住，見利就收，不跟朝廷走。
真正靠得住的是外資，這是跟胡雪巖學的，當年若不借外資——“西用”先行，西征就難以啟動，若不以海關抵押——“中體”保底，戰爭就難以獲勝，這正是棄其人而用其策也。
中國大修鐵路，全球都紅眼了，熱錢聞風而來，都想分吃蛋糕。除了鐵路本身巨無霸，比鐵路還大的項目，是鐵路沿線的城市開發和建設，對此熱土，哪壹國的資本會無動於衷？從1896年到1906年，盛宣懷作為鐵路督辦大臣“借款築路”幹了9年，先後借外資***計1.8億余兩，修鐵2100多公裏，是之前30余年的6倍，甚至超過民國前20年（1911-1931年）所修鐵路的總數。最要緊的是，所修鐵路，不光很花錢，還很賺錢。1905年，盧漢路分段竣工通車，僅這壹年，所得的凈利為237.5萬兩白銀，1906年，所得凈利為353.4萬兩，外方壹年便可分享盈余白銀60萬兩之多，各地士紳眼都紅了，這回不是白銀外流讓朝廷著急，而是外資拿走利潤讓民資急了。
由此，盛宣懷的“築路借款”，成為晚清從白銀外流到“不差錢”的關鍵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