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人：趙礦亮
1“可抵稅流轉股票”是加拿大30年來礦產勘查投融資促進政策的經典。眾所周知，加拿大是壹個高稅賦國家，鮮有更多的稅收減免優惠，但是投資於 “可抵稅流轉股票” （ Flow-through shares）卻是壹個例外，此政策並非加拿大財稅政策的漏洞，而是在稅法中明確規定的政策，由加拿大聯邦稅務局制定及監督理，是加拿大保留不多的通過財稅手段鼓勵產業投資的政策工具，也是特定行業（如礦產勘查業）企業“政府”加“市場”資本市場融資的重要工具。在加拿大，此政策不僅適用於礦產勘查，還適用於油氣資源、綠色能源等產業。“可抵稅流轉股票”的英文為“flow-through share”，也有文獻譯為“流通股票”、“全部通過股票”等。因為“flow-through share”的英文含義是：將特定經濟行為（如礦產勘查）的財稅鼓勵政策（如抵減所得稅）“流轉”給投資者（股東），因此本文采用“可抵稅流轉股票”的轉譯。2“可抵稅流轉股票”是財稅政策與勘查資本市場相結合的壹種制度與金融創新。在礦產勘查領域，加拿大“可抵稅流轉股票”制度應用的最早，配套制度完善，效果也十分明顯。早在1954年，加拿大在礦產勘查領域就應用此政策，並80年代以後逐步流行，如今已成為礦產勘查領域重要投融資方式之壹。其設計思路如下:在礦產勘查領域，尤其是在初級勘查或草根勘查（新發現礦產地）階段，由於勘查投入的高風險，此時最需要政府的公益性投入、風險引導投入，也需要相應的財稅支持。但在操作中，直接給礦產勘查公司財稅支持有壹定困難，例如，初級勘查公司前期投入大量勘查經費，很少或者根本沒有收入，無法像將其並入盈利企業那樣，享受到的“勘查支出抵減所得稅”的政策。例如1999年-2000年間, 加拿大138家初級勘查上市公司***投入勘查費用1.49億美元，如果將其納入大公司，則可為大公司抵減0.48億所得稅支出。而另壹方面，由於初級勘查風險極大，這些初級勘查公司面臨融資困境，如果再趕上礦業活動的周期波谷，會更加雪上加霜。為解決此問題，加拿大有識之士 “頭腦風暴”，將財稅政策與資本市場投融資結合在壹起，創立了“可抵稅流轉股票”（Flow-through shares），核心是將勘查公司的勘查抵稅額 “流轉” （Flow-through）給股票投資者，由投資者享有減稅權利。這樣，政府、投資者、勘查公司三者之間形成紐帶：投資者獲得勘查股票投資激勵，因為他們以低的代價(扣除抵稅後投資)進行投資；勘查公司獲得融資，名義上是投資者的資金，實際上是投資者（凈投入）與政府（減免稅部分）的投資；政府通過財稅政策實現了公益性投入或者風險勘查投資的引導性投入，因為投資者代替政府將相當於減稅額的投資 “流轉”入勘查企業。3加拿大“可抵稅流轉股票”將大量社會資金轉變為商業性礦產勘查投入，也催生了眾多投資該金融產品的機構投資者。在礦產勘查領域， “可抵稅流轉股票”促進了礦產勘查企業上市，並為扶持企業提供了大量的資本融資。根據加拿大自然資源部 (NRCan)對礦產勘查“可抵稅流轉股票”產業促進政策的分析，雖然加拿大歷年礦產勘查的投融資可能受到多因素影響（如資源價格、企業自身、政策鼓勵等），但“可抵稅流轉股票”政策在對勘查投資的促進作用仍然十分顯著。從總量上來看，2000年到 2008年,初級勘查公司累計通過“可抵稅流轉股票”獲得40億美元的融資(St.John’s ,2009 )。其中， 2000年-2003年，“可抵稅流轉股票”融資壹度占到勘查支出30%-50%。2008年初級勘查公司通過 “可抵稅流轉股票” (FTS)方式融資6.26 億美元，占當年礦產勘查全部支出30億美元的20%，且其中相當部分投向初級勘查和草根勘查。正如王家樞（2008）指出，壹般情況下，礦產勘查因其過高的風險而很難從股市集資，除非是將礦產勘查和開發項目捆綁上市，但在加拿大卻是例外，因為它有壹種專門的礦產勘查股票(Flow-Through Shares )。加拿大“可抵稅流轉股票”投資者除了直接投資（即投資者與初級勘查公司簽訂股權認購協議，勘查公司在簽定私募協議的同時必須遵守相關規定，將募集資金嚴格用於特定的勘查支出）之外，也催生了眾多中間機構，如信托、基金、有限合夥等，這些專門從事 “可抵稅流轉股票”的組合投資，推動了投資礦產勘查的機構投資者的發展壯大。例如加拿大基金管理公司Frontier Alt推出系列針對“可抵稅流轉股票”的基金投資。4“可抵稅流轉股票”政策極大活躍了加拿大勘查金融市場，造就了加拿大獨特的勘查投融資模式。 該政策受到許多國家關註,例如，澳大利亞礦產委員會（礦業界代表性組織）在回應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通往發現之路——礦產勘查行動議程”時，認為有兩項能使礦產勘查投資恢復活力的關鍵性措施未受政府重視，其中之壹是類似加拿大實施的“勘查股票計劃”。澳大利亞礦產委員會認為，加拿大的“勘查股票計劃”對澳大利亞也是適用的。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已同意進壹步考慮這項建議。此外，智利和南非也在關註加拿大的有關做法，擬通過減稅來促進礦產勘查工作。如南非財政部長Trevor Manuel提出，也要引入此項政策，要對初級礦產勘查投資提供50%的稅收抵減。加拿大“可抵稅流轉股票”通過金融市場，極大支持加拿大礦產勘查壹個重要產業群體—初級勘查公司的發展。在加拿大，初級勘查公司已與中型、大型礦業公司壹道，成為壹個重要的產業群體。來自多倫多證交所信息，截至2009年6月，加拿大多倫多證交所礦業上市公司1424家，其中初級礦業(勘查)公司1100多家，其中有的只有勘查項目，有的已經發展起來，擁有了壹個或以上礦山生產項目。加拿大礦業發展位居世界前列，壹定程度上與“可抵稅流轉股票”的“政策”加“市場”的產業支持不可分割。此外，該政策實質上是通過金融市場與政府財稅政策，建立了壹種政府投資並引導社會投資的新型投融資模式。從“可抵稅流轉股票”的設計模式可以看出，在政府、企業、投資人之間，存在壹個減稅與資金的雙重“流轉”邏輯，實際上，此模式下，勘查投入資金來源於兩塊，壹塊是政府減稅，壹塊是投資者投入，這就誕生出壹種“政府投資並引導社會投資”的新模式。該模式充分利用了資本市場的市場化融資，並通過財稅政策與投資鼓勵政策，引導了社會資金資金對“礦產勘查”的投資。實現了政府投融資模式的“市場化”。
5加拿大政策促進型勘查投融資模式對我國借鑒意義加快我國礦產勘查投融資主體及投融資政策環境建設。我國商業性礦產勘查投融資主體多為壹般性私人投資者、企業投資者,缺乏專業的機構投資者，缺乏勘查組合投資及富有特色的投資風格。從交易案例來看，國內勘查投資往往采取組建合資公司模式，往往缺乏結構化的資本操作，需要大力培育機構化、基金式策略性投資主體。對於勘查投融資環境建設，需要進壹步研究借鑒國外相應的制度與機制。加快礦產勘查領域金融制度與金融工具創新。例如，金融工具對彌補勘查估值缺陷具有重要意義。通常來講，困擾礦產勘查資本市場的壹大難題就是礦產勘查項目的估價問題。國外礦產勘查資本市場，經驗老到的投資者已深知,由於資源價格及資源儲量等勘查項目關鍵要素的不確定性，勘查項目的實際價值具有極大的區間性、動態性、概率性，因此，在投融資過程中，已經不把項目估價作為壹個固定值來看，而是運用金融工具，通過動態期權條款、風險分擔機制、投資選擇權機制等，鎖定價值期望，規避分散風險。可見，金融工具是礦產勘查投資風險規避的重要手段,金融工具對礦查勘查投融資作用十分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