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經斯基在1925年5月16日給***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的報告中就已經註意到中國革命形勢的發展。這份報告指出，“在國內反帝運動普遍高漲的情況下，作為中國軍閥鬥爭和資本主義國家幹涉的結果，中國的局勢自去年以來壹直孕育著人民時而在這個大國的這壹地區，時而在另壹地區發起暴動的危險”。
五卅運動爆發後的6月7日，維經斯基在《真理報》上發表《帝國主義對中國工人運動的進攻》壹文，對五卅運動中的工人階級的表現進行了評價。文章指出，“中國工人階級具有年輕階級的巨大潛力和精力，賦有在社會中保
中***四大宣言 五卅運動的開展，引起***產國際的重視，並“立即派遣維經斯基同誌去中國”。維經斯基接到指令後，即刻起程，第三次赴華，於1925年7月初抵達中國。瑠就到達中國後的工作情況來看，維經斯基的主要任務就是指導五卅運動。
在中***中央所在地的上海，維經斯基經常在自己的住所與陳獨秀、蔡和森、瞿秋白和張國燾舉行會議，討論形勢，制定政策。瑢除主要在上海開展工作外，維經斯基還得去北京與加拉罕秘密溝通、協商。當時，加拉罕在北京，瑣鮑羅廷在廣州，維經斯基在上海，由於前二人有正式使團的外交身份，而蘇聯鑒於多種因素考慮，並不願意牽扯過多。瑤因此，由維經斯基“負擔著中***中央與莫斯科之間的聯絡責任”就很正常了。 1925年6月25日俄***(布)政治局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要求“務必推進以抵制、局部罷工和總罷工，而特別是鐵路總罷工的形式進行的革命運動，不要害怕危機加劇”。就在同壹天，針對上海總商會在6月20日決定的“初六日開市”，瑧上海總工會向各工會發出通告：“無論商界開市與否，工人決不上工，堅持到底，非達到完滿目的不止”。瑨但是，由於7月以後大中學生放假，小資產階級的鬥爭情緒也開始低落。全國反帝鬥爭形勢急轉直下，五卅運動進入收縮階段。因此，維經斯基7月初到達中國後，主要的工作就在於如何堅持上海的罷工。為了“把上海的罷工運動盡可能地拖下去，以期出現進壹步擴大和高漲的局面”，維經斯基曾“全力以赴地要把北方發動起來”，以與上海的鬥爭相互呼應。但是，在維經斯基看來，這種“北方發動”並沒有收到預計的效果。他認為其原因就在於：壹是中國各工人運動的中心相距遙遠，交通聯系差；二是中國***產黨的力量薄弱。
隨著運動的發展，俄***(布)中央政治局中國委員會“根據來自中國的報告”，也已經認識到“運動正在走向低落”。於是，在1925年7月28日的會議上，中國委員會改變了過去的“務必推進以抵制、局部罷工和總罷工”的決議，指出：“認為無論如何要把罷工鬥爭與召開中國社會團體全國會議聯系在壹起是沒有任何根據的，”“要提出據以可能更有利地結束罷工的具體要求”。 上述中國委員會的指示迅速以電報的方式，在7月底左右傳達到正在上海的維經斯基手中。收到指示的第二天，維經斯基立即趕往北京，並於8月3日到達北京。8月4日，維經斯基和加拉罕壹起“制定了壹個行動綱領”，準備“對上海和香港的罷工運動‘剎車’”。這個“行動綱領”的基本原則就是：“工人繼續罷工，不用全國性口號，而用經濟性和地方民族性口號”。維經斯基和加拉罕具體的設想是：先提出經濟性和地方民族性的要求，為同外國企業主的交涉打下基礎，同時聲明工人不得不退讓的主要原因是“張作霖實行反民族的反動政策”;壹旦要求得到滿足，工人就返回工作崗位;要通過工會理事會宣布，將支持北方政府、並要求北方政府與南方國民黨政府聯合起來進行反帝鬥爭。維經斯基認為：“把帶有民族政治鬥爭性質的總罷工從提出全國性要求的高度降到主要提出經濟要求，從而通過這種作法創造同外國企業主開始進行談判的可能性，同時也使這次罷工的前途變得更加明確”。在運動轉入低潮的情況下，這無疑是明智之舉。
維經斯基的工作非常忙碌，以至“壹天也不能離開上海”，在北京停留“只有壹天半時間”，於8月4日當天趕赴上海，與中***中央商量如何貫徹執行與加拉罕業已制定的“行動綱領”。1925年8月10日，在上海，中***中央委員會和***青團中央委員會發布《告工人兵士學生》書，上述“行動綱領”的主旨就是在這個宣言書中得到體現。它指出：“滬港等處工人，為中華民國獨立與無產階級的利益而奮鬥，已經兩個多月了……”，這種反抗運動“已經使帝國主義者都不能不讓步”；但是，“奉系軍閥張作霖竟遣其部將自告奮勇的來幫助英日帝國主義者”，“天天封閉團體，逮捕工人學生”；因此，在目前“不能立刻形成全國的反抗運動”的情況下，“工人階級如果不顧環境孤軍獨進，也決不足以使帝國主義者立刻拋棄不平等的條約”。宣言書提出：“上海工人現時應當明白表示，對於自身的經濟上及法律上的要求，當然繼續以罷工方法力爭;至於全國的總要求和工商學各界所提出的條件，工人當以全力贊助南北政府，使壹致的為廢除不平等條約而奮鬥。”
於是，上海總工會立即召開工會代表大會，討論復工問題，並發表宣言，稱：“自罷工伊始，即屢次宣言，茍利國家，雖肝腦塗地，亦義無再顧……然工人等默察國內外之大勢，與夫二月來奮鬥之經驗，既無有力之外交，又乏武力之後盾，徒以赤手空拳與強敵相持，外人且乘我之疲憊而益進逼。故竊謂工人既以二月之罷工，表示其決心及團結之毅力於前;當更有以繼續其戰鬥以竟解放中國之全功於後。惟此長期之鬥爭中自不能不審定步驟，先謀部分之解決”。陳獨秀也於1925年8月23日在《向導》上發表文章，指出：“為防禦上海、香港罷工孤立的危險起見，為保存工人階級的組織及已得的勝利起見，應改變上海、香港罷工的政策，以經濟要求及地方性質的政治要求為最低條件;至於全國性質的根本要求，工人方面應該提議委托南北政府合組織壹委員會來解決。” 為準備長期鬥爭，維經斯基提出“要把主要註意力放在把工會和壹切工人組織集中起來並從組織上加以固定的工作上”。瑠從1925年8月19日維經斯基的書面報告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在上海工作的具體設想，主要有：
1、使基層工會的管理委員會、即罷工委員會變成工廠委員會;
2、使上海總工會(按:維經斯基稱為工會理事會)成為上海無產階級更集中的戰鬥的執行機關;
3、在各級工會組織中加強***產黨黨團的影響力;
4、成立工會組織的地下機構和組織工人武裝自衛隊;
5、吸收工人和革命知識分子加入中國***產黨，擴大黨的隊伍。同時，維經斯基還提出：“立即通過派出教官和組織者的辦法把上海的經驗傳播到其他大城市”。
各工廠陸續復工後，1925年9月18日，上海總工會被查封。當天，中***中央發出《為總工會被封告工友》書，指出，“軍閥們只能壹時封閉妳們的工會，不能永久封閉妳們的工會，更不能封閉妳們萬眾壹心的團結精神。只要妳們的內部團結不為商會及工賊的陰謀而渙散，帝國主義者、軍閥外面的壓迫，都是不足惜的”。瑢維經斯基在9月28日的書面報告中，談到：“我們對已開始的鎮壓行動做了準備，建立了工會的地下機構，通過我們的黨團加強了對工會的領導，建立了黨團與黨的地方和地區委員會之間的密切聯系，”瑣所以，雖然總工會被封閉，黨與工人的聯系並沒有被割斷。中***上海區委於總工會被封閉後的第三天即9月21日召開會議，議決舉行上海工人代表會議。瑤9月23日，中***上海區委發布《總工會遭封事件之宣傳大綱》。同壹天，“代表全上海工人利益而奮鬥”的上海工人代表會議由“紗廠總工會、鐵廠總工會、印刷總工會等數大工人團體發起”召開。
隨著五卅運動的接近尾聲，維經斯基在9月中旬以後，開始奔走於北京與上海之間，準備10月份在北京召開的中***中央第二次擴大執行委員會會議，以“總結過去的經驗，指出今後革命運動的發展前景並擬定我們的具體工作方式”。 1926年2月21日，維經斯基在《真理報》上發表《中國解放運動的總結和近期前景》壹文，旨在“對著名的上海事件以來蓬勃發展的中國工人運動和解放運動作出壹定的總結”。文中，維經斯基列舉出的五卅運動的主要成就是：國民黨的空前發展、廣東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國民革命軍的建立、工人階級表現出的先鋒作用、中國***產黨同工人階級建立了密切的聯系、中國勞動群眾愈加同情蘇聯。維經斯基還指出，那種認為“中國的革命浪潮正在低落下去”的看法是“不符合實際情況的”。的確，五卅高潮雖然過去了，但“五卅運動所掀起的反帝熱力，確是保留在那裏，在以後的革命運動中，起著重大的發酵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