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偏好成因的解釋大體可以分為三類:(1)大股東代理人的內部控制和公司治理機制的缺乏。(2)股權融資事實上的低成本或軟約束。(3)債券市場不發達。這些原因從不同角度並在不同程度上解釋了上市公司偏重股權融資的成因。此外，由於中國選擇了向市場經濟過度的漸進式改革道路，而資本市場又是政府政策主導下的產物，因而中國公司的資本結構及其融資行為在很大程度上也受我國的經濟制度和經濟環境的影響。
1.企業融資環境對公司融資行為的影響。國內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融資行為的歷史演變是同國內金融體系的不斷改革相聯系的。隨著行政性劃撥資金、撥改貸、債轉股，到當前資金市場的初步形成，我國企業融資制度正經歷著由財政主導型計劃融資制度向金融導向型市場融資制度的轉變，而這壹切又基本上是圍繞著國有企業改革進行的。然而，在證券市場形成之前，國內企業融資渠道單壹、國有資本匱乏的狀況壹直沒有得到改觀，國有企業高額負債壓力也壹直沒有得到緩解，所以以支持國企改革、充實國有資本金、緩解銀企矛盾為初衷的股票市場，是在整個社會融資渠道不暢的背景以及尋求“為降低負債率而降低負債率”的目標下發展起來的。這種現象的背後是股權融資無成本意識及企業借貸和投資的決策者並不受到風險和責任的約束的機制。
行政化的發行額度和家數分配制度加劇了國有企業對上市額度的爭奪，政策面的支持使股價指數在20世紀90年代的絕大部分時間裏持續增長，投資人壹方面因為沒有更多可供選擇的投資渠道，另壹方面股價持續增長的誘惑使他們爭相進行“股票投資”，國有企業在這種情況下不會放過如此有利的股權融資“機會窗口”，更何況企業在銀行信貸緊縮的情形下所面臨的融資選擇本來就非常有限。而相對股票市場的快速發展，企業債券市場卻由於國家嚴格的利率管制、信譽評級不規範及從管理上企業債券仍與“計劃”緊密相關等原因發展嚴重滯後。正是這樣的融資環境造成了國企對上市的追逐和上市公司對股權融資的偏重。
2.法人治理結構與公司內部人控制。法人治理結構是現代企業結構的基本特征，典型形態是公司企業。它將出資人與經營管理者相分離，出資人是外部人，不代表公司，不幹預企業日常經營，公司經營管理與控制權屬於經營管理階層，從而形成了公司的獨立法人治理結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擺脫傳統控制方式束縛，引進專業化經營管理，為公司企業有效運作提供了基本保證條件。同時，公司法人治理為企業外部融資打開了大門，使法人企業可廣泛吸收社會資本而不必受到眾多出資人對企業的幹預和影響。理論上法人治理結構是市場經濟體系下最具活力與適應力的企業制度。但是，股權的高度分散或高度集中，都有可能導致法人治理結構某種程度上的扭曲，形成事實上的內部人控制問題。
首先，當前國內企業內部人控制問題出自於上市公司股權過度集中。據統計，我國上市公司非流通股占總股本比例超過50%，發起人股權比例高，形成“壹股獨大”現象。國有股權過度集中的後果是進壹步延續了原國有企業產權界定不完整、產權關系不明晰的頑癥。事實上，明晰的產權關系是完善企業法人治理結構的基礎，在明晰的產權關系下，股東作為委托人擁有企業法人財產的終極權利，並有權依法制約經營者；而經營者作為代理人，雖不完全擁有財產權利，但擁有財產經營權，委托者與代理者雙方依據規定***同分享企業剩余索取權。盡管國有企業的授權經營存在著全民和國家、國家和各級部門之間的代理關系，但是多層次代理關系的產權界定較為模糊，造成了微觀層次的代理者沒有相應激勵動力去有效運營國有資產，委托人也缺乏積極性去監督代理人。
其次，在委托代理關系的確立過程中沒有很好地引入人才市場機制，企業家不受市場約束。而較為完善的委托代理關系是建立在市場經濟基礎上的，代理者通過市場競爭確定，當代理者侵害委托者的利益時，委托者可以通過董事會解聘代理者或在股票市場上拋售其股票，無論那種方式，代理者都要為此承擔責任。而在中國上市公司現行的委托代理關系中，代理者的主要決定權仍掌握在政府主管部門手中。這樣在經營過程中，壹方面，如果代理者侵害了委托人的利益，其責任難以追究；另壹方面，由於委托者和代理者其實都是國有資產不同層次上的代理人，因此還會產生合謀傾向；最後，失去控制的內部人對自身利益(如逃避風險)和個人成就感(如控制權)的追逐進壹步導致了企業融資決策選擇與股東利益目標相偏離。
最後，我國上市公司經理人員的收入可分為貨幣性收入和控制權收益兩類。貨幣性收入數額較少，且與企業效益關聯性小，而控制權收益占了經理人員收益的主要部分。如果企業破產，則經理的控制權收益就會喪失，因此經理人員更有積極性保持企業不破產，這時，以不會對企業的實際控制權產生任何影響的、無需還本付息的股權融資方案，替代負債融資就會成為經理人員的最佳選擇。
3.弱有效市場導致企業股權融資成本過低。中國證券市場監管和運作機制的不完善以及投資者的非理性，為上市公司利用投機方式進行股票融資提供了更多動因，從而對公司融資結構優化產生了不利影響。價格信號失真，脫離經營業績，市盈利率高出正常水平，給證券市場的正常運行帶來了不穩定性。因此，證券市場的弱有效會對上市公司股權融資和債權融資成本產生直接影響，進而影響到上市公司對融資方案的選擇。股權融資的成本除包括直接交易費用、紅利或股息外，還包括由於信息非對稱所產生的間接交易成本以及其它壹些成本構成形式。間接交易成本，主要表現在逆向選擇所產生的企業市場價值被低估而導致的股權融資成本上升。債權融資的成本主要是通過銀行信貸或發行證券進行融資所發生的成本，包括本金、利息以及債權融資的衍生成本(即企業的破產成本和代理成本)。黃少安和張崗(2001)將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總成本定義為股票投資股利、股權融資交易費用、上市公司的控制及負動力成本以及股票上市廣告效應帶來的負成本四個部分，測算出上市公司股權融資的單位成本僅為2.42%。而當前上市公司債權融資成本包括利息、破產成本、預算硬約束的厭惡成本等。測算當時三年期、五年期企業債券的利率最高限分別是3.78%和4.032%，而同期銀行貸款利率壹年期為5.85%，三年期為5.94%，五年期為6.03%。由此得出上市公司的股權融資成本要比債務融資成本低得多。
4.股權融資軟約束特質。企業經營者在決定債權融資時，除必須考慮定期償付的利息與本金外，代理和破產成本也是影響他們決策的重要因素，並且對決策者來說，債權融資壹旦實施，上述因素都將對他們形成硬性約束。而股權融資恰好與此形成鮮明對比，我國上市公司股利政策的實際情況是很多公司常年不分紅，或者只是象征性分紅，極少有企業將當年盈利全部實施分配，而往往采取不分配紅利、低比例分配或送轉股形式，因此，股利支出極低，股利支出對上市公司並不構成很大成本。與此同時，證券市場弱有效及投資理性不足，導致信息非對稱條件下股權融資間接交易成本缺失，進壹步強化了現有股權融資的軟約束特性。
5.證券市場結構失衡，債券市場發展滯後。相對於股票市場而言，企業債券市場的規模和比例都顯得過於偏小。債券市場的欠發達對當前上市公司的債權融資造成了消極影響。
債券市場發展緩慢的原因有多種，但重股輕債的宏觀政策是主要原因。表現在以下幾方面:(1)政府對企業發行債券控制過多。發行企業的地域、行業、所有制等都有嚴格的限制，不能超越規定範圍，從而不能實現社會資源的優化配置，這種計劃性的資金分配手段難以使眾多企業通過發行債券進行募資。(2)企業債券的發行額在年度間起伏較大，直接影響企業和投資者的籌資和投資決策。(3)企業債券的利率由政府嚴格管制，遠低於銀行存款利率和國庫券利率，降低了企業發債和投資者投資的積極性。(4)企業債券流動性因發行機制所限而較弱。債券發行和交易價均由券商控制，供求雙方無權決定價格，因此難以避免雙方利益損失，這使得投資者惜售並總是持有到期再兌付。(5)與股票融資成本相比，債券融資成本較高，限制了企業選擇發行債券融資的積極性。(6)在股票融資優於債券融資的制度安排下，政府人為安排股票融資向績優國有大中型企業傾斜，使債券市場風險增大，降低了投資者的投資積極性。目前，政府在融資成本較小的股票市場扶持的是效益好的重點國有大中型企業，國有中小企業和非公有制企業在市場融資變得十分困難，而在融資成本較高的債券市場上融資的卻是效益不太好、拖欠債券利息的企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