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以食為天，古代的糧食價格最能反應貨幣的購買力。
從先秦到秦漢、隋唐的大多數時候，都是以糧食發放官員的俸祿，計量單位為「石（dan4）」。「俸祿」的「祿」就是「食物」，所謂「食君之祿，為君擔憂」。陶淵明「不為五鬥米」，「五鬥米」陶的工資。元代以後，銀本位制漸漸確立，才完全用貨幣發工資。
古代的東瀛，大米就是貨幣，如今股市上用的到「K線圖」，也叫「蠟燭圖」，就是源自東瀛人記錄大米價格用的趨勢圖。
陳寅恪先生曾說華夏文明的優點是長於治世，政制發達，短處是唯重實用，不究虛理（大意）。中國古人在政治上實踐理性壹枝獨秀，文官制度、科舉選拔、禦史監察等等各種制度創新，統治技術從古到如今都是壹流的。
中國古人在政治實踐中很早意識到「谷賤傷農,谷貴傷民」，遇到災荒，無糧救濟，則流民四起，天下大亂。所以中國從戰國開始設立「平糴法」制度，西漢設置了「常平倉」制度，就是政府利用市場機制，擔負起穩定糧食供應和價格的職能：糧食便宜時候，用高價購買，防止谷賤傷農，壹旦糧食減產，糧食價格大漲，政府就加大供應，穩定糧食價格。防止谷貴傷民，發生饑荒的時候，救濟災民。這恐怕就是最古老的「凱恩斯主義」經濟理論的實踐，可見「羅斯福新政」並不新，中國古人早就玩過。
《漢書?食貨誌》記載了西漢中期的「常平倉」和「糧食價格」：
西漢中期的「昭宣中興」，是西漢最強盛富裕的時期，《漢書?食貨誌》記載在當時壹石谷子只要五個五銖錢，這就會導致「農人少利，谷賤傷農」：那麽，這個時候就要啟用「常平倉」了，漢宣帝的大司農中丞耿壽昌，是個善於理財的治世能臣，他在漢宣帝五鳳四年（前54年），設置「常平倉」制度。而且成績顯著：每個時代都有不幹實事，卻喜歡瞎嚷嚷挑刺的「公知」。秦漢「公知」就是「禦史」，耿壽昌設置「常平倉」的時候，當時的「禦史蕭望」說耿壽昌錙銖必較，但充其量就是「店小二」之才，沒有深謀遠慮，而且建倉庫的工程太過於浩大，生出「旱氣」：《食貨誌》用了「上不聽」三個字，可見漢宣帝也覺得「公知」的「生旱氣」那壹套很荒謬。
到漢宣帝兒子漢元帝繼位的時候，關東發大水災，壹石糧食瘋漲到三百多五銖錢，儒生將天災歸因於常平倉制度，認為「常平倉」是與民爭利，漢元帝聽從了建議，並在初元五年（前44年） 下罪己詔，廢除常平倉制度：熟悉漢代歷史和中國經濟史的人都知道，漢代的經濟政策其實也有「凱恩斯」和「亞當斯」之爭，《鹽鐵論》就是當時經濟政策辯論文獻的集結。
我個人認為「常平倉」雖然有國家與民爭利的壹面，但是讓可以讓糧食價格不至於大起大落，糧食減產的時候，價格讓百姓可以接受，而且可以行使賑災的職能，應該利大於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