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勒氏評論報 1928.11.05）
華盛頓會議前夕，日本帝國政府在華實施了周密的報刊宣傳計劃。在包括滿洲在內的整個中國，日本當局掌控了大量用英語、日語、中文出版的報紙和刊物。從獨立報人的立場來看，日本人為其提供了大量的經濟資助，否則它們中的許多早就關門大吉了。事實上，華盛頓會議後，隨著日本削減了報刊宣傳和其他形式的宣傳費用，有幾家這樣的報刊馬上就消失了。
日本政府的收買方式分為以下幾種：
1. 定期津貼。按月或按季度發放。
2. 不定期津貼，如幫助報館填補虧空赤字。
3. 給予親日的作者的資助。
4. 給予親日的報館的資助。
5. 間接扶持。
截至華府會議，東京當局壹***在華北、華中、華南、滿洲、韓國等地扶持了8家英語報刊和壹系列中文、日文報刊。日本出兵西伯利亞幹涉俄國十月革命期間，他們還在海參崴出版了壹家俄文報紙，名字叫《海參崴日本人》（vladivo nippo）。
即便僅能得到“間接扶持”作者和報館，也能經常得到日本政府為其開具的介紹信，持有這種信件就可以得到日本公司、工業企業、造船廠、鐵路公司等大財團的廣告和訂閱等形式的贊助。
這些介紹信從不會讓持有者失望，總是能給他們帶來實際的好處。因為他們實際上並不單單是壹封介紹信那麽簡單，而更像是要求這些企業給予某某人、某某報館幫扶的指令，只因這人或這家報館對日本態度“友善”。上海某家美國報紙憑壹封這樣的介紹信，從日本人那裏獲得了大量的廣告費和訂閱費，彌補了它的賬目虧空——當然，這是作為它對日“友善”的回報。另壹家上海報紙在轉手過程中，日本政府授意橫濱正金銀行幫助日人大量購持該報的股票，通過這種方式，壹個日本人掌控了該報的大量股份，從而被安插到了該報的董事會裏。
只要我們意識到日本郵船會社、大阪商船會社、南滿鐵路、造船廠、紡織廠、殖墾公司自己都從日本政府那裏領取津貼和資助，也都成了事實上的半官方機構，那麽就不難理解為什麽這些介紹信總能讓持有者不會空手而歸。
華府會議後日本人削減了對日文報紙的資助，對不稱職的編輯和報刊進行了清理，以集中財力鞏固和加強宣傳上更有價值的報刊的地位，這種做法甚至得到了中國、滿洲、韓國境內的日本人的歡迎。不負責任是這些地方的日本報紙的壹貫特點。錯誤的報道和言論從不更正，即便更正了，也用最小的版面和篇幅，塞到廣告中間。如果不註意，沒人會註意得到。如果編輯或記者懷恨某人，報紙上就會充斥了連篇累牘地對該人的詆醜。他們使用了這樣的寫作手法：雖然人人都知道文章攻擊的是誰，但是被攻擊者卻又抓不住他們的把柄以訴諸法律，只能拿他們無可奈何。
日本外務省通過司法部門和外交機構，可以針對任何問題，將自己的宣傳口徑強加給分散在中國、滿洲境內的諸多報紙。他們不時把報館編輯召集在壹起，暗示他們該怎麽說。有時領事人員越俎代庖，讓外務省的人都很難堪。
在中國——當然包括滿洲在內——所有的日本通訊社都樂意接受津貼和資助。現在有壹個趨勢：通訊社獲得的津貼越來越多，而報刊原應得到的卻在不斷縮水。在日本國內，國際通訊社曾是日本政府的喉舌。不過這壹地位已被日本聯合通訊社取代了。在中國境內，東方通訊社獲得的支持最大，有資格出入日本任何壹個政府機構。通訊社普遍比報紙還不負責任，不過這麽說好像不厚道。日本支持的通訊社經常有意誇大“突發事件”，並炮制引用所謂“看法”。中國壹旦發生針對歐美的事件，他們就抓住機會，大事宣傳。但是如果發生的是針對日本的事件時，他們就會根據日本政府的政策需要，要麽作息事寧人的處理，要麽就大肆誇大宣傳。發給歐美報刊的英文稿件，內容和口吻則無須與那些接受了津貼的中文、日文報紙壹致。
當然，和在日本國內壹樣，在中國、滿洲、韓國、日占臺灣也有獨立的日文報刊。但是它們要時常面臨審查，主持報館事務者也常會被遣送回國，如青島壹家日 文報紙的主編就因敢於批評日本當局而遭此待遇。中國境內的所有日本記者都得屈從他們的外交部門和警察廳的奇思異想。可能，知道英國在華記者要受制於其國會制定的特定法令的人並不多，但是獨立的日本報刊的記者的地位比之更糟糕。如果壹個記者不聽命於外交當局的節制，那麽他的新聞活動就會面臨很多不便。筆者認識幾個記者，他們不但無法獲得當局發布的信息，而且被剝奪了其他權利，如被記者俱樂部排拒或除名。因為惹惱了當局，這幾個不幸的人處處被排擠，好像他們是有犯罪前科的人似的。居住在中國的日本人，只要有店員以上的認知水平，都十分清楚其中貓膩。那些英語比較好的，會訂閱壹些英文報紙，以了解事實真相。他們都對未接受資助的報刊抱有更多的信任感。
日本警察在查禁報刊和壓制出版內容方面不遺余力。他們時刻緊盯著所謂“危險思想”的苗頭。在韓國更是如此。韓國報紙動輒被查封，報人 “因為違反了出版法”，每天都要面臨罰款、訓斥甚至被投到監獄。甚至從日本國內郵寄來的日本報刊，有時在韓國境內也禁止傳播。讀者在日本看這些報紙沒什麽大礙，但是在朝鮮就被視作接觸“危險思想”。有時甚至連歐美報紙也不能幸免。因為報格獨立，Japan Advertiser和Japan Chronicle在朝鮮境內的基督教徒中有很大的發行量。這些報紙常常會因“危險內容”而遭到禁郵，特別是Japan Chronicle更是屢遭厄運。
日本人控制的英文報刊的編輯方針跟中文、日文報刊不壹樣。比如，當英文報紙在鼓吹美日親善的同時，中文和日文報紙卻在大肆進行反美宣傳。震驚世界的“二十壹條”被披露後，中國的反日民族情緒高漲，這些中文和日文報紙竭力想把中國人的怒火轉嫁到美國頭上。不過現在日本人的宣傳策略發生了變化，因為日本政府已經意識到很多在華的歐美人士其實都精通中文或日文。壹般日本人都以為歐美人看不懂他們的文字。他們自己缺少語言天賦，就以為其他人也缺少語言天賦。結果就是，日本人在中國辦的許多中文和日文報刊上，口無遮攔，屢屢犯錯。
至於英文喉舌報刊，日本外務省長期依賴英國宣傳人員。我們應該清楚地記得日本帝國政府的第壹個英文作者是已故的布林克裏（Captain Francis Brinkley），他對這套宣傳把戲運用得得心應手。作為壹個出色的報刊作者和政論者，他能顛倒黑白、指鹿為馬，把駐鋤(撐住炮架, 制止它因後坐力而移動——譯註)說成是農具。有個日本政客——可能就是已故的大畏伯爵——說“布林克裏的壹支筆對我們起的作用頂得上壹艘戰列艦”。不過布林克裏是日本迄今所有的唯壹壹個還算成功的宣傳員。其他的人對日本政府來說，惹的麻煩比起的作用還大。壹個領取日本政府薪水的英國編輯公開在報上聲稱日本的要求絕不僅僅是“二十壹條”那麽簡單，日本政府應該要求的到更多利益；或者像天津的某份報紙那樣把華盛頓會議說成是“壓制日本力量崛起的陰謀”。還有什麽舉動能比這更愚蠢呢？
因為屢犯這樣的愚蠢錯誤，日本外務省近來學聰明了，開始改變宣傳手段，竭力拉攏美國人來為其服務。日本時郵報（Japan Times and Mail）雇請美國人主持編務，南滿鐵路在其宣傳科中安插了壹個美國人，大多數日本半官方企業的公關活動也都是由美國人壹手操持。即使像倫敦《泰晤士報》這樣的壹份嚴肅大報，近來也不像先前那麽樂衷於批評日本政府了。它還竟然開始定期出版日本專刊——只有上帝知道他們從日本人那裏拿了多少好處。
只要壹有機會，日本政府就千方百計查禁和打壓立場獨立的歐美報刊和報刊投稿人。韓國漢城出版的《韓國每日新聞》（Korea Daily News）是壹家由英國人開辦的報紙，屢遭騷擾迫害，最後被迫關門。日本人馬上開辦了《漢城新聞》（Seoul Press）取代了它。Japan Chronicle的歷史就是壹部與日本警察的騷擾鬥爭的歷史。有傳言說日本人曾在不同場合向該報主人、已故的Robert Young先生施以豐厚賄賂。
但是時代變了，日本政府發現除了假新聞，還有其他手段能達到更好的宣傳效果。例如，通過資助輪船公司，他們滿足地看著插著日本國旗的輪船在世界各地遊弋；通過資助當地企業，刺激了國外對日貨的需求；通過在中國本土、滿洲、韓國和日占臺灣建立醫院和學校，其在當地的文化工作阻力變小……這些都是實實在在的努力，比浪費大量的金錢在令人生疑的報紙和宣傳上要有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