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從數據中，我們可以得出兩個結論:
第壹，中國實際稅收占GDP的比重不高。2011-2014年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分別為18.96%、18.92%、19.20%和18.74%。34個OECD34成員國稅收收入占GDP的平均水平，2011年為24.4，2012年為24.7，分別比中國高5.44和5.78個百分點。可以看出，總體來看，無論是否計入社會保障稅，我國宏觀稅負水平都比發達國家平均水平低5個百分點以上，略低於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
第二，我國政府的收入負擔不低。主要是因為除了稅收收入，還有非稅收入占了很大比重。如果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國有資本經營收入，政府實際控制的收入要大得多。根據有關部門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我國政府收入，包括壹般公共預算收入、社保基金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和國有資本經營收入，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37%。事實上，37%的政府收入水平高於上述34個OECD34國家和33個發達國家的宏觀稅負平均水平。但如果將政府性基金的收入全部納入稅負，收入的計算口徑顯然過寬。“社保基金收入”除各種社保保費收入外，還包括財政對社保的撥款、基金存款利息收入等其他收入，顯然不能納入社會保障稅的征收範圍；政府性基金收入也是如此。目前45個基金項目中，很多特別是土地出讓收入，實際上是以成本補償的形式用於專項支出，並不構成政府的可支配收入。僅剔除土地出讓收入，政府性基金收入占GDP的比重將降低6.5個百分點以上。剔除以上兩個方面，真正財政收入性質的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將低於30%，而不是37%左右。
由上可知，即使我們認為我國大口徑計算的“宏觀稅負”過高，需要降低，也不應該減稅，而應該減費、減基金。此外，宏觀稅負是否合適，不僅取決於其比重，還取決於政府提供公共服務的水平和質量。如果兩者匹配，那麽宏觀稅負較高是合理的；如果不匹配，那麽可能需要降低宏觀稅負。
目前經濟增速下滑，繼續面臨下行壓力。雖然不同的人對經濟增速下滑的具體原因有不同的解讀，但他們的理解主要有兩個原因:壹是世界經濟整體發展乏力，外需持續低迷；二是以投資為主要驅動的擴張型增長方式已經到了瓶頸，表現為鋼鐵、水泥等多個行業產能嚴重過剩，而支撐擴張的生產要素——土地、勞動力、能源、資源的供給約束和環境承載力幾乎飽和。從宏觀角度來看，單純依靠刺激投資和消費來拉動經濟繼續外延式擴張是不可持續的。這時候如果壹味的全面減稅來刺激經濟，不良後果會更嚴重。當前經濟的根本出路在於經濟轉型，經濟發展的質量可以通過技術創新和管理創新來提高。稅收政策也需要在穩定稅負的基礎上，通過結構性減稅來引導和促進經濟的結構轉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