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育出“多莉”的英國科學家維爾穆特萬萬沒有想到他的工作會掀起這樣的壹場風波。當他興沖沖地向世界宣布他得到了壹只無性繁殖羊後，世界回報他的卻是壹盆盆的冷水。英國農業部當即宣布目前資助的研究基金25萬英鎊將從4月起削減壹半，並定於1998年4月全部終止。來自各個方面的疑慮和對克隆技術的敵意，也讓他感到不安。他不得不惴惴不安地出席英國下院科學技術特別委員會的聽證會，小心翼翼地回答各種提問。他也不得不壹再向人們表示，他並沒有打算克隆人。克隆技術真的有理由讓人們感到如此恐慌嗎?人們對克隆技術的擔心，最多的是擔心克隆技術用於人的克隆，擔心克隆出大量的像希特勒那樣的殺人魔王，擔心復制出大量的可怕怪物。更有甚者，有人認為克隆技術的出現把人類文明推向了崩潰的邊緣。對這些虛無縹緲的問題的爭論，可能已經影響到克隆技術的進壹步發展。
人們總是把科研事實與恐怖電影和科幻小說混為壹談。在談論克隆時充滿了不切實際的幻覺。
早在1973年，伍迪·艾倫在他的影片《沈睡者》中創造了這樣壹個情節：壹個暴君死於炸彈，除了鼻子之外什麽也沒有留下。他的追隨者打算用這個鼻子創造壹個新的領袖。而在1976年，列文斯在《來自巴西的男孩們》中講述了壹個更加富有戲劇性的故事：壹個狂熱的納粹分子利用他的元首的細胞“培植”了壹大批少年希特勒。這些離奇故事比科研事實更容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使人們在談論“克隆技術”這樣壹個嚴肅話題時，不可避免地摻雜壹些戲劇性的情節，於是克隆出希特勒這樣的狂人就成了克隆技術的壹大罪狀。
現代科學的發展，已經找到了壹些與人的行為相關的遺傳信息，但是公認的觀點卻是在人的個性發展中重要的是社會性的體驗。壹個人知識的積累，世界觀的形成，性格的特化，無不打上時代、社會的烙印。德國之所以出現希特勒，與二戰前的國際經濟、政治狀況有關，與德國社會情況有關，與希特勒的個人經歷有關。即使現在真的能克隆出壹個希特勒的復制品，在現在的條件下還會成為壹個戰爭狂人嗎?就算能模擬出壹個二戰前的小環境來培養其好戰、富於煽動性的性格，他也百分之百不會成為二戰中那個希特勒。即使對於壹個拋開思想不談的“生物人”來說，克隆技術充其量也只能復制出壹個類似的人，絕對無法復制出與供核的藍本各個方面都惟妙惟肖的人體。因此，類似克隆出希特勒的想法，完全是壹種“杞人憂天”的不切實際的幻覺。
在對克隆技術的前景表示懷疑的人中，最憂心忡忡的莫過於羅特布拉特了。羅特布拉特本人是壹位核物理學家，曾因為發起反核運動而獲得1995年諾貝爾和平獎。他認為英國科學家的這壹成果可以與原子彈的爆炸相提並論，克隆技術如被濫用，將成為毀滅人類的武器，比原子彈的危害更大。
其實人們現在所關註的那些問題，並非是克隆技術可能產生危害的方面。克隆技術的真正危險體現在技術發展的不完善上。
早在20世紀50年代，在兩棲類和魚類的克隆研究中人們已經發現克隆後的胚胎在發育中易形成畸胎。這種克隆動物中有壹定比例畸胎和畸形後代的現象，在八九十年代對哺乳動物進行了大量研究後得到進壹步的證實。在多種動物的克隆後代中都發現了壹些不正常的現象。尤其嚴重的是壹些從事克隆動物生產的企業，在其牧場中產下許多畸形的巨型牛。這些牛的出生體重比正常的高了壹倍，造成分娩難產，往往不得不借助剖腹產的辦法。這種體格偏大的牛的比例達到20％，而體格超大的有5％。這些畸形牛後來被送到研究機構用於研究。
這些克隆出來的畸形牛明顯地表明，克隆的胚胎不是百分之百地正常。最為遺憾的是，到目前為止仍不了解致畸的原因。
在描述“多莉”的生產過程時，羅斯林研究所的科學家說，在等待“多莉”降生時，心情最為復雜，既激動又緊張，生怕會生出壹個怪物來。直到“多莉”出生後壹切正常，他們才把心放下。其實這種對後果的無法預見、無法把握，正是克隆技術目前最令人擔憂之處。但是這種問題不是發展克隆技術的問題，恰恰是因為克隆技術發展不夠，還有許多根本問題沒有解決。我們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這些困難壹定能夠克服。在科學發展史上，這種現象比比皆是，沒有什麽值得大驚小怪的。現在我們最常用的輸血技術，在最初不是救死扶傷的手段，而往往成為奪人性命的惡魔，就是壹個例子。
克隆技術過去、現在和將來都不可能對人類產生危害。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作為壹種技術手段，克隆永遠只會是壹個過程，而不會是壹個結果。這個過程永遠不會簡單到壹按電鈕，人就能從“復制機器”的出口壹個接壹個地走出來，並直接危害人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