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期：2007/03/30來源： 作者：]
編者按: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地理學會名譽理事長、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名譽所長黃秉維教授是我國著名的地理學家。他還是羅馬尼亞科學院院士、美國地理學會會員、英國皇家地理學會名譽通訊會員、國際山地學會顧問。曾獲得1996年國際地理聯合會特別榮譽獎、1997年度何梁何利科學與進步獎。他的研究成果在國內外產生了深遠影響。為了紀念黃先生在我國地理學上的卓越貢獻，特請黃先生第壹位研究生牛文元教授撰寫此文。
少時，粗讀《五柳先生傳》，對於那種“閑靜少言，不慕榮利”，乃至“不戚戚於貧*，不汲汲於富貴”者，常心向往之，並默默地奉為人生之楷模。及長，有幸忝列黃秉維教授門下，歷經30余載，先生之學識、風範、道德、文章，耳濡目染，遂使腦海中壹直膜拜的影子，逐漸活化，逐漸清晰，並越來越凸顯出來。
黃秉維先生誕生於1913年2月1日的廣東惠州。20世紀的20年代，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是壹個屈辱的年代。軍閥混戰，列強侵淩，民生日益雕敝，山河危如累卵。壹個面世不久的少年，聰穎早慧，正義滿懷，稚嫩的心靈過早地背負著沈重的壓力，為其壹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廣東，是清末民初的革命發祥地，各種思想匯聚於此。惠州毗鄰香港，民族精英廖仲凱、鄧演達、葉挺等生於茲、長於茲，與廣大民眾壹道，奏出了那個時代的強音。年方8歲的他，雖不深諳世事，卻也領受到“責任感”這個沈甸甸的字眼。在學堂中他聽老師朗讀“皇皇華夏，即將於奴；戚戚江山，日變其色”，不禁潸然淚下，不能自己。稍長，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壯舉，“打倒軍閥除列強”的浩歌，都曾使他十分激奮，至今雖然已經過了近70年的時光，每當憶起，仍能歷述往事，壹壹道其仿佛。
黃秉維先生12歲之前就進了私塾，汲取了不少中國古代文化的精華，尤其是在他舅父家所接受的熏陶，整個地影響了他的壹輩子。他舅父早年追隨康有為，鼓吹變法維新，戊戌變法徹底失敗，於是隱居故裏，寓情山水，老於林泉，獨善其身。作為壹個正直的人，他痛恨社會黑暗，不甘大地陸沈，常常教讀他的外甥許多正氣之作，借以抒發“不仕王侯，高尚其事”，“忘懷得失，以此自終”的情懷。這些文化的混合體，不能不對黃秉維的世界觀產生重大的影響。時隔半個多世紀了，黃先生對此作總結時，還深有感觸地寫道:“隱逸者的思想，有積極的因素，也有消極的內容。對汲汲於名利者，是壹劑良藥；對為祖國為人類的功利主義者卻可能起負面作用。為祖國，為人類，有時可能要效法伊尹，治亦進，亂亦進。……隱逸思想的浸染，對我60多年的地理工作也有不少影響。”
黃秉維先生自幼以孝悌見稱於鄉裏。由於家境日衰，使他深切地感到那種衣餐不繼的憂慮。在他即將面臨挑選職業時，雖然深知在外國控制下的機構（如郵電局、海關等）作事，可以覓得壹個薪資不菲的“鐵飯碗”，但他決然舍去，糞土當年那種在洋人羽翼下的富貴。恰在那時，他從報刊上得悉各類外國人在華探險考察，深入到西北、西南腹地，而中國人自己能夠參加這些考察者，卻寥若晨星，這種反客為主的現象，在愛國主義充盈內心的他看來，實在是國人的恥辱。他在《自述》(1992)中說:“乃昕夕銜枚。疾足奔放，以兩年時間，連跳五級，考入中山大學理科預科。”接著，在學習化學還是地理學這個終身學業的決定中，雖然他還不可能洞悉近代地理學的內涵究竟是怎麽壹回事，但由於痛感中華民族的子孫不能對祖國秀麗山河作深入的研究，於是義無反顧地走進了地理學的大門。作為壹個門門優秀的學生而言，他毅然與地理學結緣，其中既有獻身者的情懷，也不乏勇士般的悲壯。只有當個人的不平與國家的興衰聯系在壹起的時候，往往會造就壹種執著的人生。自從17歲致力於中山大學地理學的研習後，直到逝世前壹天，他壹直耕耘在這塊園地之中。
中國近代的地理學，起步並不早。中山大學地理系，是系統傳授西方地理思想的先鋒基地之壹。1929年，中大地理系從“近代地理學的故鄉”——德國延聘威爾赫姆·克勒脫納教授擔任系主任，其後又聘請威爾弗岡·卞莎教授接任系主任，同時還邀集其他幾位當時在國際地學界有聲望的教授，整個地將西方地理學體系移植了過來。眾所周知，德國是近代地理學的發祥地，壹大批星光燦爛的大師如洪堡、李特爾等，曾令眾多的地理學史研究者們嘆為觀止，贊譽他們為“在科學的歷史上有如巍巍高山”。黃秉維先生在這個體系中從事科學地理學的研習，壹下子就進入了當代地理學的前沿，並將自己的根值於中華大地這個深厚沃土的基礎之中。
展示於先生面前的科學地理學，既是壹門高度綜合的學科，又是壹門高度艱深的學科，稍壹不慎，不是陷於浮泛堆砌的泥坑，就是陷於只見樹木不見森林的困惑境地，決非壹般平庸之輩在壹旁鄙視地理、輕視地理時來得那樣的“瀟灑”。因此，能真正清醒認識地理學的真諦者，為數並不太多。而且通常要花費壹輩子甚至幾代人的時間，經過“糊塗—清醒，再糊塗—再清醒”的多重波折，才能體會到它的內涵及外延，去領略鳳凰涅槃般的驚喜:原來地理學竟是壹個如此多彩的世界。
在中山大學地理系，他專心致誌地聽課，他如饑似渴地讀書，他苦思冥索地探求，逐漸地領悟出:要了解地理學的規律，必須借助於地理事實的發現、地理內容的比較和地理實驗的開展；就得積累地理學各分支學科的知識；還要借鑒相鄰學科的成功經驗，舍此去認識地理學的綜合，不啻於無米之炊。在校期間，他選修或旁聽不少地質學與生物學的課程，對於礦物學、古生物學、動物學進行了多方涉獵；由於對德籍教授的某些觀點產生疑問，他自修了簡易的高等數學；從學習氣候學中想到了地理定位實驗研究的重要；他曾對地貌學有所偏愛，由此推及到掌握大地構造、內營力以及土壤學的知識；他學習了人文地理學中的“三綱六目”，對於聚落地理學產生了濃烈的興趣，進而對於人口統計和人為作用有了明確的認識。他為了掌握更多的第壹手資料，特別重視野外考察。那時中大地理系，每兩周就有壹次野外考察活動，黃秉維先生體力荏弱，第壹次隨德國教授克瑞勒脫納去白雲山，未及行遠，就體力不支，臉色發青，休息許久，才能為繼。但他遇難而進，以後對所有的野外實習，無役不齊，經過壹年的鍛煉，“已能履險如夷，從不後人”了。正是經過嚴格的智能訓練和體能訓練，在他的四年大學生活中，不僅廣博了他的知識結構，也有了壹個健壯的體魄，為此後從事地理學研究奠定了堅實基礎。他自己如是說:“四年學習中，我知道地理學、自然地理學是有待建築的大廈。草萊初辟，材料不全，齊雲落星，尚須艱苦締造。”
他的畢業論文“惠州西湖與銅湖之間地形”，由於考察詳盡，說理透辟，分析精到，結論確當，卞莎教授給了97分的高度評價，四年總成績居全院第壹名。獲得校方授予金質優學獎章和洛克菲勒基金會獎學金。
地理區域的綜合識別，地理結構的客觀排布，地理空間的分異規律，地理過程的振蕩節律，歷來成為地理學所追逐的基本目標。中國，作為世界上舉足輕重的地理大國，位於地球上最大的陸地——歐亞大陸的東側，也位於地球上最大的海洋——太平洋的西側，恰好被夾在地球上“兩大活動帶”之間，自然環境十分復雜，正確地認識我國的地理特點及區域分異特征，殊非易事，需要有堅實的地理學理論基礎，需要有翔實並帶有條理性的資料，需要有正確的方法和縝密的思考，更需要有貫通許多研究領域的能力。黃秉維先生的先天秉賦與後天刻苦，便他具備了勝任這個艱巨任務的前提。無論是在校學習，還是到社會上工作，他都壹如既往地背負著這個繁難的“十字架”，不止息地前進著。
1934年，黃秉維先生在中山大學理學院以當屆畢業生中成績最優被何衍璇教授和卞莎教授推薦進入北平地質調查所。德國著名學者李希霍芬在考察中國後，曾認定中國南方海岸為下沈型，北方海岸為上升型，使得中外科學家壹直信而不疑。年輕的黃秉維根據自己的考察與多方面的對比，對這位世界級的權威提出了挑戰，認為這個結論是錯誤的。我國地學的開山鼻祖之壹翁文灝先生，鼓勵這位青年科學家到山東進行海岸地貌考察。於是他兩赴山東，對榮成附近的貝眆、日照沿岸幾道平行的沙洲、芝罘島上小型的穿山峽等，都作了嚴密的觀察記錄，最後斷定山東海岸不是上升而是沈溺型的。第壹次考察報告問世，即在中山大學自然科學季刊發表，洪思齊教授旋即在《大公報》刊出書評，語多嘉勉，深為中國學者在重大問題上的真知灼見而自豪。
黃秉維先生思路清晰，邏輯顯明，如椽手筆，文字宏巨，自認不大善辭令，嘗思“以筆代說”自許。大凡天下的道理都是相通的，任妳巧舌如簧，如無真才實學，也只能嘩眾取寵，博得個腹中空空的下場。盡管黃先生自認口才不濟，但因他說的內容實在，道理樸拙，聽者還是很有收獲的。就在壹次中國地質學會年會上，與葛利普討論華北海岸時，他陳述了自己的觀點，引起了當時中央研究院總幹事丁文江先生的贊許。作為當時地學泰鬥之壹的丁先生，與翁文灝、曾世英合編的有劃時代意義的申報館《中國地圖集》出版未久，他又在準備編著壹本中國地理長編，並據以寫簡要本高中中國地理。在會上聽到黃秉維的發言，第二天即約黃先生參與工作。這的確是壹項有意義的文化工程。眾所周知，在30年代中期，真正可資利用的地理資料不但很少，而且詳略懸殊，在地域上和時間上的口徑不壹，很難予以對比。黃秉維深知任務艱巨，卻毫無懼色，慨然允諾，並於1935年秋來到南京，開始投入又壹個曲折的旅程，當時他的年紀只有22歲。
從事編纂中國地理的第壹步，就是對南嶺進行認真地考察。在我國，傳統的觀點是把南嶺作為壹條“明確的地理界線”對待，並有“壹樹梅花嶺上開，南枝向暖北枝寒”等詩句作為佐證。而在國內外的各類地理著述中，也都因襲相傳，習以為然。按照當時的認識，中國北半部的地理界線比較清楚，基本上沒有多大爭議；南半部則問題較多，丁文江先生指出南嶺是其中最主要的疑難，他要求黃秉維去實地解決。壹向做事認真的黃秉維，花費了近半年的時間，遍歷江西、湖南、廣東、廣西等省，進行了詳盡的對比分析，發現僅僅從地貌壹項去判斷，不足以求得問題的答案，必須聯系到氣候、土壤、植被等多種自然要素，才可以綜合判定地理區域的性質。最後的結論是:南嶺只是壹條分水線，不是壹條山脈，更不應作為壹條自然地理界線。就這樣，他從實際考察入手，步入了綜合分析中國地理特點的道路。
《中國地理》專著（丁文江先生稱之謂“長編”）只完成了三分之二，即值抗戰軍興。圖書裝箱、機關遷移，野外作業更無法進行，“長編”撰寫工作被迫中輟，僅只完成了高中本國地理壹函。在保存的部分原稿中，蠅頭小字，密密麻麻，雖屢遭兵火，在已經泛黃的紙上，字跡仍清晰可辨。在那部書稿中，旁征博引，內容極豐，理論、資料、結構、謀篇，乃至遣詞造句，都極講究。以1936年寫於南京的《中國植物地理大綱》為例，***136頁，凡三萬五千余言，分別就中國的植物區系成分、人類活動與天然植物、中國的植物區域、國產植物之利用這四個基本部分展開論述。在充分參酌前人研究的基礎上，首次把中國劃為26個植物區，並壹壹加以說明，至今讀起來，仍深深感到它的學術價值。本卷尤其論述了人類對於天然植被的幹擾與破壞，書中寫道:“每值幹戈擾攘之時，官邸民居，不免毀廢；亂平之後，流民漸歸故裏，生聚日趨繁庶，必建築居室，以應需要；政府或大興土木，以營奐輪之美，則需用木材為量更多矣，……致昔日森林成為禿嶺。”由於該卷分析中肯，張其昀先生曾將其中的植物分區部分，發表於《史地雜誌》上，受到學術界的推崇。
在編纂中國地理的同時，黃秉維先生壹直把正確劃分中國的自然地理區域作為工作的目標之壹，而這決非壹朝壹夕之功。早在學生時代，黃先生就養成了博覽群書的習慣，並且具有極可寶貴的開拓型的學習精神。以此種進取精神為經，以學科間的有機聯系作緯，編織成了他對地理學認識的基本網絡，浸染著他那孜孜以求和奮發進取的特質。在他整個的研究工作中，綜合的觀點、比較的方法、因果的聯系、實際的意義、應用的價值等壹系列近代地理學的內涵，都得到了良好的體現。
“書山有路勤為徑，學海無涯苦作舟”，是黃先生喜愛的壹句格言，這充分顯示出他在學術道路上勤奮、刻苦、堅忍不拔、鍥而不舍的精神。在大學的初期，他偏愛地貌學，平生所寫的第壹篇論文就是“廣東西湖與潼湖之間的地貌”；到了大學三年級，他又對氣候學產生濃厚的興趣；此後受到維斯曼的影響，系統地學習了植物地理。到了1936年，他有感於當時地理界不大熟悉土壤學的弱點，乃就教於土壤地理學家梭頗及其他中國同事，並參加了土壤調查和博采外國所發表的新疆、內蒙古、東北的土壤資料，重新編制了全國土壤圖，不僅彌補了前地質調查所土壤研究室編制的中國土壤圖之空白（該圖不包括上列各省區），在論述的內容和所采用的方法上，亦具獨到之處，尤其重視土壤與其他自然因素的聯系。正是這種廣泛的涉獵和深入的研討，使他從中逐步發現了中國自然地理區域形成和結構的真諦，奠定了他研究中國綜合自然區劃的基礎。
黃秉維先生在1984年10月訪問日本時，曾發表了壹篇重要的演講:“地理學家都了解，不同規模的區劃是認識‘地’的壹種手段。按照認識的順序來說，應當先作自然區劃。”這就壹語中的地道出了他特別重視地理區劃研究的原因，也就會理解為什麽這類研究會整整地貫穿於他半個多世紀的科學活動之中，在未完成的《中國地理》書稿中，他已經系統地對於各個自然要素作了全國性的區劃，這對於客觀認識中國的地理特征，無疑是壹個重大的貢獻。他先後完成了“中國河流區劃”、“中國氣候區劃”、“中國地貌區劃”、“中國土壤區劃”、“中國植被區劃”，以及“中國綜合自然區劃”。在上述區劃中，有的系他首次提出，有的雖有前人作過，但他依照綜合的觀點重新加以劃定。以“中國氣候區劃”為例，竺可楨和塗長望二位先生原已作出，但考慮的因素較單壹，尤其未及考慮地貌、植被、土壤等要素的交互作用，致令將雲貴劃成壹個單元。針對此，黃秉維先生在其“中國之氣候區劃”壹文中，作了某些重大變更，將原先的雲貴壹區分成兩個不同的區域。他的這種見解，不僅為時人所矚目，尤為氣候區劃原作者所激賞，塗長望先生力主將他的這篇論文公諸於眾，發表於浙江大學史地教育研究室的出版物上，作為壹家之言，互為印證，以求科學的發展。科學家們的求實精神和切磋學問的態度，壹時傳為佳話。
大約就在20世紀的30年代，黃秉維先生已經正確地劃出了中國綜合自然區劃雛形，並且明白無誤地將青藏高原獨立出來作為壹個大區，這與1957—1959年間組織的大規模自然區劃工程有異曲同工之效。1949年之後在竺可楨和黃秉維的領導下，聘請了多名蘇聯專家作顧問，開展了中國自然區劃的整體研究。在華擔任總顧問的薩莫依洛夫教授，在區劃原則和方法諸方面，都介紹了壹些好的經驗和思想，但他對於中國的自然地理特點遠沒有中國學者理解得那樣深刻，以致所提具體建議不盡合理。黃秉維先生根據多年的實踐，以充分的論據推翻了薩莫依洛夫教授堅持很久的意見。
由於黃秉維先生在中國自然區劃研究中的巨大貢獻，也由於中國自然地理區劃在國際上的重大影響，1964年羅馬尼亞科學院授予他名譽通訊院士的稱號，表彰他在中國地理事業中卓有成效的研究工作。這些成就包括了他對黃河中遊土壤侵蝕的研究、他對我國第壹部自然地圖集的貢獻、他對我國實驗地理學的倡導、他對現代地理學研究新方向的探討、他對農業生產潛力研究的追求、他對我國首次開展的熱量水分平衡研究的設計與領導、他對中國地理事業發展的組織工作等。
1990年，正值《地理知識》創刊40周年，他以流利的草體寫下了兩句深切的話:“倚枕舊遊來眼底，掩書余味在胸中”，這位以書為友、以書為伴、以書為食的忠厚長者，幾十年如壹日在書的海洋中倘佯，樂之者、好之者，其中三昧，非親歷者不可道也。人們都說:他來到這個世界，就是為了國家、為了民族、為了人類。自幼及老，他壹直將這種節操和思想融入在他所摯愛的事業中。
作為壹名科學家，黃秉維先生壹向重視理論與實踐的統壹。新中國成立伊始，中國科學院副院長竺可楨先生聘任他為地理研究所的領導，在此崗位上，他明確地提出了三大任務:1.黃河中遊山陜之間峽谷土壤侵蝕的研究。他把黃河的中上遊與下遊聯系在壹起，他把水土保持與黃河治理聯系在壹起，他把黃土高原與華北平原聯系在壹起，他把黃河安危與國計民生聯系在壹起，顯示出高瞻遠矚的氣魄。2.南方山地的利用。他知道中國人口的壓力，他知道土地資源的寶貴，他知道山地利用的潛力，他當然更知道壹個科學家的責任。3.廠址選擇。這是地理工作者應用空間分異理論服務於國民經濟建設的良好用武之地，從更為壹般的推論去分析，也是他“科學救國”的合理延續。上述三項任務，涉及到環境、農業、工業諸方面，經過40余年的檢驗，可以看出是十分富有遠見的。直到今天，它們仍然是地理學深入研究的重大課題。
勸君不用刻頑石，路上行人口似碑。黃秉維先生的事業和人格，凡是與他有所接觸的人，無不明白如水。漫長的80余載歲月，他的生活近乎枯燥，但他的世界卻異常多采；他的索取少之又少，但他的貢獻卻無法用車載鬥量為計；他說的遠沒有做的那樣多，但他的形象卻幾乎用不著人們再去多說壹點什麽。他精神矍鑠，健行不息，沒有人會相信他已是80歲的老人。他沒有直接對我說過他對未來地理學發展的意見，但我竊想，用他自己的壹句話也許可以表達:“地理學向來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橋梁，它研究自然，又不脫離自然基礎去研究社會經濟”，即繼續應用地理學的理論，更好地服務於國計民生，也許會概括他的回答吧!
簡歷與生平
1913年2月1日生於廣東惠陽(現惠州市)。
1928年秋考入中山大學預科，1930年升入中山大學本科。1934年以優異成績畢業，獲金質優學獎章。
1934年—1935年獲洛克菲勒文教基金會獎學金，在北平地質調查所研究山東海岸，提出海岸下沈的證據，修正了李希霍芬(F.vonRichthofen)關於中國長江以北海岸屬上升性質的論點。
1935年—1938年，應丁文江、翁文灝先生之邀，在地質調查所和地質研究所編撰《中國地理》(長篇)與《高中中國地理》。
1938年—1942年在浙江大學史地系任講師、副教授。
1942年—1949年在資源委員會經濟研究所先後任專員、專門委員、簡任技正、研究委員。承擔並主持中國自然資源利用與保護、計劃水庫調查、長江三峽和黃河下遊多目標流域規劃等任務。
1949年—1953年，任南京市生產建設研究委員會副主任，華東工業部工業經濟研究所副所長，華東財政經濟委員會工礦普查組主任、基本建設處副處長。1950年夏兼任中國科學院地理研究所籌備處副主任。1953年調地理研究所，先後任研究員、代理所長、所長和名譽所長。
1955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
1950年以來，先後任中國科學院自然區劃工作委員會副主任，國家大地圖集編撰委員會副主任。《中國自然地理》編輯委員會副主任等職。還長期擔任中國地理學會副理事長(1956—1979年)、理事長(1980—1991年)和名譽理事長(1991—)，並長期擔任《地理學報》(1964—1984年)和《地理研究》(1982—1992年)主編。
1964年被授予羅馬尼亞科學院名譽通訊院士(後改為院士)。1979年當選為美國地理學會會員，1980年被授予英國皇家學會名譽通訊會員，1980年被聘為國際山地學會顧問。
黃秉維是第三屆全國政協委員，第三、五、六屆全國人大代表，第五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委員。
在中國現代地理學的發展歷程中，黃秉維按照學科本身的特點和規律，密切註視國際研究動向和趨勢，提倡學科間交叉和滲透，強調綜合研究，積極引入新思想、新技術、新方法，重視理論與實踐結合，強調為經濟建設，尤其是為農業生產服務，並身體力行。
自50年代以來，黃秉維不斷開拓並指導了自然地理的許多綜合性研究工作，如中國自然區劃、黃河中遊土壤侵蝕與保持、華北水利與農業、提高坡地持續生產力、全球環境變化與區域可持續發展戰略研究。他的主要貢獻可以概括為:
黃秉維對中國自然區劃的研究始於30年代末，40年代發表的“中國之植物區域”及“中國之氣候區域”，在中國早期部門區劃中具有開拓意義。1959年主編的《中國綜合自然區劃(初稿)》則為中國最詳盡而系統的全國自然區劃專著，國內外迄今未見類似著作。中國自然環境異常復雜，在眾多因素的影響制約下，客觀上存在著地帶性規律難以辨識的困難。黃秉維這壹專著揭露並肯定了地帶性規律的普遍存在，這對於中國自然地域分異規律研究是壹個歷史性的巨大突破。60年代和80年代，他對原有方案進行了簡化和修訂，更便於應用，強調將區域單元作為環境和自然資源的整體來認識，與區域發展緊密結合。此項研究獲1987年國家自然科學二等獎。該項成果幾十年來壹直被農、林、水、牧、軍事等部門廣泛應用。
早在50年代後半期，黃秉維就提出綜合研究地表物理過程、化學過程與生物過程的方向。這比發達國家在全球環境變化中開展類似的研究約早20多年。其後又提出應當圍繞土壤—植物—大氣系統及其相互關系試驗研究，提出並發展了“農田自然生產潛力”的理論和方法。黃秉維為中國自然地理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和道路，影響了中國自然地理學界的幾代學者。
黃秉維1953年首次完成黃河中遊土壤侵蝕方式分類，編制出中國第壹幅1:400萬黃河中遊土壤侵蝕分區圖。這些工作至今仍是黃土高原治理的重要參考依據，在水利部門編制的有關規劃中至今壹直沿用黃秉維當年的分區方案和說明，為中國土壤侵蝕規律研究的治理規劃奠定了理論基礎。
黃秉維重視中國東部坡地的利用和改造，指出既要防止土壤侵蝕及土壤物理性質變壞，又要使土壤養分供應不減少；坡地改良利用在戰略上應以植物措施為主，最大限度提高壹面坡或壹小流域的持續生產力，最好的途徑是憑借速生植物除害興利，為坡地利用與改良指明了方向。
作為全球環境變化和地球系統科學研究的先驅者，黃秉維主張反復利用bottomup和topdown方法，按照自然區劃來觀察氣候變化，對全球環境變化中的危險地帶開展研究，要研究中國在農、林、牧業和能源利用方面對於全球變暖問題所應采取的積極對策和措施。他指出地理學有必要研究適合中國情況的區域可持續發展戰略，以50年為主要目標時間，以此帶動地球系統科學的建立。在地球系統中應以陸地系統及其與大氣、海洋的外延疊合為工作重點，並冶全球環境變化與區域環境變化為壹爐。這些意見均成為近期研究的重點和工作指南。
綜上所述，黃秉維院士開拓並指導了我國自50年代以來的自然地理許多綜合性研究，成就卓著，推動了我國地理學，尤其是自然地理學研究，做出了重大貢獻。許多研究成果至今仍為農林牧水及軍事等部門的重要參考資料，在生產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表現出巨大的生命力，在國內外產生深遠影響。黃秉維是我國地理學界的壹代宗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