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基金會作用的演變過程：
1、基金會既強壯又脆弱。 當金融市場萎縮時， 基金會不象其它非營利機構和企業那樣容易遭受經濟風暴的襲擊， 而使其財產免受損失。 其私人性質的、 自我更新發展的董事會成員不受公眾選票的左右， 沒有市場規則的限制， 只有很低限度的政府規定和監督。 然而， 它們又是脆弱的。 因為在壹個民主社會，必須保持機構的合法地位，它們經常被懷疑為斂財、 秘密決策、 蔑視專家和空想的社會改革者。 在本世紀， 政府部門和市場的地位與作用都發生了變化， 基金會也必須順應這些變化重新定位自己的作用。由於非營利部門的規模與形式均發生了變化（通常是基金會驅動的結果）， 基金會必須找到新的運營方式。 從基金會采取的方法和策略講， 美國基金會壹直不是壹種固定的機構形式； 更深入地講， 它們必須在不同的時代找到新的理由以保持自己的公***法律地位。
2、十九世紀後期，那些思考社會問題的人不僅把細菌理論看做是找出疾病特定根源的希望， 而且是壹種思考和解決社會問題的醫學話語。 細菌理論使慈善家和社會改革家有希望確信， 長期存在的社會問題不僅可以通過科學的調查方法予以了解， 而且能夠永久性地根除或防止其發生。 有很多人使用這種新的生物醫學話語； 洛克菲勒的顧問， 曾為浸禮教牧師的弗裏德裏克T·蓋茨比大多數人對這種話語更有熱情、 更充滿信心。 1897年的夏天， 他大部分時間都埋頭於威廉·奧斯勒的教科書>。 他後來談到假期的奇怪選擇時說，閱讀這本書“從壹開始我就被它牽著鼻子， 壹頁壹頁地往下看”。不久蓋茨就敦促洛克菲勒按照巴黎巴斯德研究院和柏林的克科研究院的模式建立壹個美國研究機構， 在這個機構中研究人員可以全力探究疾病的原因。 洛克菲勒醫學研究院（建於1901年， 現為洛克菲勒大學）和根除鉤蟲病衛生委員會的故事是很有名的。
5、經濟大蕭條的襲擊更進壹步損害了對社會科學研究的信心。1934年， 洛克菲勒基金會指派的壹個委員會對基金會項目進行評估， “如果嚴格定義， 知識的進步， 是非常有限的、 範圍狹小的、 目的性很強的”。 基金會懂事長雷蒙德·福斯迪克對機會主義的政策提出質疑， 尤其是在人類急需要幫助的時候還要奉行機會主義政策嗎？ 其實， 1930年代早期， 壹種新的隱喻開始滲透到基金會所使用的話語中。 當時， 人們在談論對精神失調和導致身體突然不適的系統平衡原因的探索。 這些隱喻， 多半兒來自物理學和相對新興的心理學原理。 1930年代早期， 這些有關調節、 平衡的隱喻開始了定義基金會工作方式的壹個新時代。特別是在洛克菲勒基金會的社會科學項目中有關經濟穩定的問題中， 平衡與調節話語不斷被使用。 用基金會的埃德蒙E·戴的話說， 經濟周期的起伏“是我們遭受的身體痛苦、 疾病、 精神錯亂、 家庭分裂、 犯罪、 政治動蕩和社會不穩定的主要原因”。
6、1934年， 洛克菲勒基金會的評估委員會號召：“基金會的項目和組織均要有適應性， 從而使基金會能夠對外界的變化及時作出調整……。 如果要使我們的工作免於陳腐、 如果我們要避免挫折和停滯， 我們的項目就必需保持靈活、 新穎、 生命力並且是廣泛的”。 平衡與調節的概念確定了基金會在經濟危機和二戰期間的態度， 特別是， 在其資源減少的情況下， 轉向壹系列政府緊急援助項目， 最後徹底轉向聯邦政府為其確定的作用。
7、二次大戰結束後的幾年標誌著另壹個慈善時代的開始。 1940年代後期， 大基金會開始重新評價它們的項目。 不久， 福特基金會也加入到這些老的基金會中來了， 福特基金會自1930年代就已經在進行具有地方色彩的密歇根慈善事業。 但是， 此時它們正在準備接受福特汽車公司的巨額股票。 1948年羅恩·蓋瑟被邀請探索福特基金會如何追求其提高人類福利的總目標時， 該基金會已開始計劃戰後項目。 1945年和1946年洛克菲勒基金會的項目評價也已看到了戰爭的影響和慈善事業面臨的挑戰：“它對社會組織、 知識機構和對人類信仰與規則的實質性的和巨大的破壞。 戰前存在於所有領域的無數的自我調節平衡點現在已不起作用了； 正式的和非正式的在廣泛領域規範人與人之間關系的規則也已經失去作用”。 洛克菲勒基金會上下壹致認為， 基金會應該開始集中關註人類行為、 使民主更為有效、 加深國際間了解的方式等問題。
8、慈善事業的工程學時代隨著1969年稅法修正案的通過、 1973—1974年金融市場的崩潰， 尤其是隨著人們對大規模政府參與喪失信心而結束。 我們離這個時代太近了以至無法為其命名或者找出其結束的標誌。 但是， 我們可以詳述它的壹些顯著特點。 首先， 處於世紀交替時期的基金會慈善事業似乎是通過研究和評價政策改革超越政治分歧的工具， 對有些基金會來說， 慈善事業成為自我意思很強的意識形態行為。 明顯的意識形態界限使我們對專門知識的定義和基金會團體對以大學為基地的研究的資助更具影響。 至少在社會和經濟舞臺， 基金會已經從過去構建知識的做法， 轉變為通過以保守的法律和政治策略、 賦予政治和經濟權利（既從左的方面又右的方面）或者通過在很多領域的公***政策遊說來尋求壹套促進社會公正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