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聯安研究院 副院長 余萬裏
改革開放40年，中國通過打開國門，主動融入世界、加入全球產業分工和世界經濟大循環，取得了經濟 社會 的快速發展。開放經濟同時也意味著更多的內在與外來的風險與挑戰。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後，經濟安全開始進入中國政經與學術界的視野。進入21世紀第二個十年，中國和世界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政治經濟與國內發展都遭遇到了前所未遇的沖擊和挑戰，在此背景下，經濟安全的概念、理論與研究議程急需加以梳理、澄清和發展。
開放型經濟是當今世界的主流和中國的主動選擇
經濟發展就是要提高資源尤其是稀缺資源的配置效率，以盡可能少的資源投入生產盡可能多的產品，獲得盡可能大的效益。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是配置資源最有效率的形式，而市場的內在邏輯決定了經濟的開放。馬克思曾在《經濟學手稿（1857—1858年）》中指出，“生產力或壹般財富從趨勢和可能性來看的普遍發展成了基礎，同樣，交往的普遍性，從而世界市場成了基礎。”開放擴大了資源配置的範圍，商品、資本、技術乃至要素的自由流動在理論上可以實現全球範圍內的經濟資源最優化配置。開放擴大了市場競爭的規模，基於比較優勢的跨國競爭倒逼著經濟效率的提升。
在開放條件下，經濟要素、商品與服務可以較自由地跨國界流動，從而實現最優資源配置和最高經濟效率。開放經濟強調把國內經濟和整個國際市場聯系起來，盡可能充分地參加國際分工，同時在國際分工中發揮出本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壹般而言，壹國的經濟發展水平越高，市場化程度越高，越接近於開放型經濟。在經濟全球化的趨勢下，開放型經濟已成為世界經濟的主流形態和各國的主動選擇。
擴大開放是過去40年中國“經濟奇跡”的秘訣之壹，也是中國經濟面向未來的堅定選擇。2015年9月，中***中央國務院發布《關於構建開放型經濟新體制的若幹意見》，在《關於全面深化改革若幹重大問題的決定》中指出：“黨的十壹屆三中全會以來，我國始終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不斷拓展對外開放的廣度和深度，實現了從封閉半封閉到全方位開放的偉大 歷史 轉折。對外開放為我國經濟 社會 發展註入了新的動力和活力，推動了 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和完善，提升了我國的綜合國力、國際競爭力和國際影響力，也促進了中國與世界各國的***同發展。”2020年5月，中***中央國務院在《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 社會 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中進壹步明確：“實行更加積極主動的開放戰略，全面對接國際高標準市場規則體系，實施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的全面開放。”
開放條件下經濟安全的概念及理論悖論
著名國際安全學者巴裏·布贊在《人、國家與恐懼：後冷戰時代的國家安全議程》壹書中指出：“‘經濟安全’代表了壹種可廣泛應用的絕對價值，他是壹個虛幻的觀點、壹個妄想。真的‘經濟安全’是由各種矛盾、妥協、交易拼湊起來的奇怪而又模糊的東西，是壹個相對概念。”作為壹個主體多元、指向模糊的概念，經濟安全在學術界並沒有形成統壹的定義。在西方學術界，經濟安全通常是指個人和家庭生存需求的就業、收入、福利問題，例如耶魯大學2017年發布的“經濟安全指數（Economic Security Index，ESI）”衡量的是美國家庭的經濟福利狀況。此外，經濟安全的研究對象還可以指向公司、階級和國家。
在中國學術界，經濟安全壹般都指向國家經濟安全，這其中包括了狹義和廣義的兩種理解。狹義的理解把經濟安全看作國家安全的壹個方面，國家經濟安全即國家安全的經濟化，它通常指壹個國家的經濟生存和發展所面臨的國內國際環境、參加國際經濟競爭的能力以及帶來的相應國際政治地位和能力（樊瑩，1998）。2005年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在《國家經濟安全》壹書中從廣義的理解角度將經濟安全視為國家安全的基礎，“經濟發展與經濟安全休戚相關，因為發展是壹國經濟安全的關鍵，弱國無安全。”2014年，“總體國家安全觀”提出“以人民安全為宗旨，以政治安全為根本，以經濟安全為基礎，以軍事、文化、 社會 安全為保障，以促進國際安全為依托”，也是從廣義的角度加以理解的。
因此，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安全研究，必須以經濟 社會 自身的運行為主體，回到安全的初始概念。鑒於安全指的是不受威脅且沒有危險、危害、損失的狀態，那麽 經濟安全可以被定義為：經濟體免於威脅、危險與損害，保持資源最優化配置運行的狀態，以及維持這種狀態的措施和行動。 在這個定義中，經濟安全的研究對象是“經濟體”，這既指向國家，也可以指向更大範圍的區域和全球經濟體，以及非國家、次國家的經濟單元。研究的價值取向是經濟運行的效率，即資源的最優化配置。研究的目標是如何排除對經濟運行效率的負面幹擾。
這個定義排除了現有的經濟安全研究內在的局限性，但研究者還無法擺脫 社會 科學既有理論的陷阱。自由主義理論追求效率的最大化，但無法解決不平等的“馬太效應”和市場失靈問題。重商主義理論重視戰爭、軍事、安全和市場公平問題，很容易落入“國家中心主義”的巢窟。依附理論揭示了世界經濟的剝削性，卻無法解釋全球化時代“中心—外圍”的流動性以及中國的成功案例。
即便擺脫了 社會 科學幾大主流理論的桎梏，經濟安全研究依然無法擺脫巴裏·布贊指出的“各種矛盾、妥協、交易”拼湊出來的邏輯悖論。相互沖突的現實利益和理論邏輯，使得研究者很難在效率、公平與安全三個價值維度當中求得完美的均衡狀態。與此相反，研究者更應該在以下各種悖論關系當中小心推理，避免絕對化和極端化。
效率—安全悖論： 開放經濟的效率來自市場的自由競爭，而競爭則意味著市場的所有行為體（個人、公司、國家）永遠處於某種程度的不安全狀態，如果經濟安全意味著給所有行為體絕對的安全環境，那就必然以犧牲經濟效率為代價。市場—國家悖論：開放經濟要求整合全球經濟資源展開最優化的配置，意味著世界經濟融合成單壹的大市場，而與此同時，國際政治依然處於列國分治的無政府狀態，經濟 社會 的壹體化與政治權威的分散性，是當前全球化與全球治理面臨的主要困境。
競爭—保護悖論 ：競爭是市場的強心劑，但競爭過於激烈時候，競爭的成本就會增加，從而降低投資回報率。在全球化的不平衡律的推動下，跨國的競爭導致壹國的收益和福利下降，催生了保護主義的政治力量，從而阻礙全球市場的自由運行。
實力—安全悖論 ：實力是安全的基礎，沒有實力就意味著不安全，然而壹國實力的增長則意味著他國的不安全，於是刺激他國加速發展實力，反過來又造成了本國的不安全。這壹螺旋循環被國際政治學者稱為“安全困境”。
相互依賴悖論 ：開放經濟加速世界經濟融合，各國基於比較優勢的分工實現資源稟賦的最優化配置，這壹理想和現實的狀態推動了經濟和產業鏈的相互依賴。2011年羅伯特·歐基漢與約瑟夫·奈在《權力與相互依存》壹書中指出，相互依賴意味著壹國經濟和產業某種程度的脆弱性和敏感性，不平等的相互依賴還會成為權力的工具。
發展—環境悖論 ：人類 社會 的經濟發展以攫取自然資源、破壞自然環境為代價，資源的稀缺性、汙染的外部性、物種多樣性、氣候和生物圈的成本不在市場成本的計算之內，而日益成為經濟和 社會 的重大不安全因素。
集體行動悖論 ：面對資源、環境、安全等公***性問題，合作的集體行動是唯壹有效的途徑，然而在合作過程中存在收益分配和成本負擔的問題。國際 社會 的無政府狀態導致集體行動的公***物品缺失，相對收益的不平衡導致實力對比的變化，由此還會帶來霸權更替的“修昔底德陷阱”。
開放條件下經濟安全的特性與議程設置
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的總趨勢沒有改變，受種種因素影響，多邊貿易體制徘徊不前，投資保護主義升溫，經貿摩擦政治化傾向擡頭，在世界各國尤其是歐美發達國家都出現了“逆全球化”的潮流。特別是發生在2020年初的新冠疫情，對世界各國經濟都構成了嚴重的打擊，破壞程度不亞於壹場世界大戰，其負面效應還在持續擴散。在此背景下，中國進壹步推動改革與開放的決心和趨勢沒有改變，而隨著各類風險的急劇上升，經濟安全日益成為理論和現實的迫切需求。
維護經濟安全應更加深入地探究經濟運行規律，把握世界經濟的脈動周期，查找經濟發展的薄弱點和脆弱性環節，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應對內外風險和挑戰。開放條件下的經濟安全應註意以下三個方面的特性。
開放性。 盡管全球化不可避免地帶來了種種負面的影響，但從主觀上看，不能否定全球化下開放經濟帶來的效率與福利普遍提升；從客觀上看，科學技術和生產力發展推動了“地球村”的出現，全球化作為壹個客觀存在的狀態也很難被個別國家、個別群體和個別政客改變。因此，維護壹個不斷開放的世界經濟安全必須堅持開放性，不能簡單地“閉關鎖國”，倒退回封閉經濟時代。
動態性。 經濟運行始終是壹個動態的過程，有其內在的波動、周期和規律，經濟學家壹直在努力探究這些規律，已經取得了很多認識成果。經濟安全也不能采取靜態的態度，要在經濟運行的波動性、周期律中化解風險、把握機遇。
相對性。 從哲學上講，安全始終是壹個相對的概念，既包括時空的相對性，又包括互動的相對性。在開放的經濟體系，任何單壹經濟體都只能在特定的時空範圍內，在與其他經濟體和行為體的互動均衡中取得相對的安全。絕對的經濟安全意味著巨大的效率代價，同時也意味著他者乃至整體的不安全。
在安全研究領域，正如哥本哈根學派創始人在《新安全論》壹書中指出，存在“安全化”的傾向：某些問題壹旦被定義為安全事務，就會使這個問題比其他任何問題都更為重要，獲得絕對優先討論的地位，甚至取得非常規方式處理問題的權力，打破常規的政治規則，調集整個 社會 力量和資源加以處理。類似的現象在經濟安全領域恐怕有過之而無不及，在設定經濟安全研究議程時應特別加以註意。
開放體系下的經濟安全研究，從“經濟體免於威脅、危險與損害，保持資源最優化配置運行的狀態”的定義出發，兼顧經濟安全的開放性、動態性和相對性，應從以下幾個概念化的角度設置研究議程。
壹是經濟要素的自由流動問題。 開放條件下，經濟要素的跨國乃至全球性的自由流動是資源最優化配置與經濟效率最大化的前提，這其中可以包括能源、資源、原材料通過合理市場價格的便利取得問題；交通、物流、運輸的通道安全問題；資金、技術、人員的相對自由流動問題等。
二是生產體系的平穩運行問題。 開放型經濟的生產組織越來越多地表現為跨國公司超越國界的垂直分工，或者國際產業界的橫向分工合作，多層級的技術轉讓、跨國或跨區域的生產組織以及全產業的相互依賴性。由此，帶來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問題，壹旦受到人為或自然力的中斷，就會造成連鎖性的損失。
三是分配體系的公平運行問題。 市場競爭的天然後果是分配的不平等，如果不加幹預，就會帶來 社會 的貧富兩極分化，長此以往就會帶來 社會 和政治的不穩定，反過來威脅經濟的穩定與安全。分配的公平目前主要通過國家力量實現國內的相對公平。然而開放型經濟還要註意跨國的相對剝奪問題，如不公平貿易條件造成的“中心剝削外圍”現象、貿易要素價格均等化帶來的福利下降問題等。
四是經濟體系的制度保障問題。 任何經濟體都是在特定政治、法律等相關制度環境下運行的，制度左右著市場交易的成本。當今的全球開放型經濟運行在壹個缺少國際權威的無政府狀態的國家體系當中，各國制度的多樣性和國際制度的薄弱性始終幹擾著這壹體系的穩定與安全。因此，如何保持各國相關制度的透明、穩定、可預期，如何發展完善世界貿易組織（WTO）、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國際組織功能，以及如何推動國際合作與全球治理機制，是保障經濟安全不可或缺的環節。
五是經濟體系的環境安全問題。 隨著工業化的發展，自然資源的短缺與環境汙染已經成為影響經濟安全的顯著因素。在不影響發展效率的同時，納入環境外部性成本，不僅是壹個國家的發展模式問題，在開放條件下還需要國際 社會 的壹致努力和協調行動。此外，新冠疫情也再次提醒人類，面對大自然的威力，人類依然渺小，傳染病、地震、海嘯等大規模自然災害也會對經濟安全構成重大的沖擊。
經濟作為生產、流通、分配、消費物質精神資料活動的總稱，構成了人類及 社會 活動的基礎。馬克思主義認為，經濟是基礎，國家是上層建築；國家會消亡，經濟亙古長存。從這個意義上講，經濟安全的研究不僅具有當下的現實意義，也具有深遠的理論價值。開放型經濟運行有其自身的特性和規律，只有在尊重客觀規律、客觀現實的基礎上尋找真問題、避免偽命題，才能做出有價值的研究。
註：此文發表於《公***外交季刊》2020年夏季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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