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葉嘉瑩如今著作等身，但是艱苦的時候她不僅沒有書房，甚至連壹張書桌都沒有。
她說她並沒有想要成為詩人或者學者，曾經也沒有想過要擔負起傳承的責任，只是因為自己對古典詩詞真的有感情，真的有興趣。於是她可以“忍困不眠，忍饑不食”，不是為
1943年，葉嘉瑩與同學在顧隨先生家中
了什麽名利，也不是為了成就什麽外在的東西。而是，當陶淵明、杜甫可以在妳的感受之中復活的時候，詩歌自然會喚起妳壹種活潑開放的精神，詩歌的生命與妳的生命融為壹體，那是至美至善的無盡的愉悅。
詩歌對人的心靈和品質有壹種內在的提升作用，當詩詞的生命滲入到壹個人的血液之中，與她的精神融合，那麽詩詞就會成為支撐其走過憂患的壹種力量，可以從中獲得壹種強毅的擔荷的精神，壹種直面苦難不求逃避的堅毅的精神。
在苦難橫空而來的時候，她默默讀誦著王國維先生的詞句:“開時不與人看，如何壹霎蒙蒙墜。”自己的身世就如同這漂泊的柳絮，還沒有開放就墜落了。雖然身世飄蓬，但是無論飄到哪裏，她總能夠以自己的方式成長。
她不僅要從詩中獲得慰藉，更是要從詩中汲取力量。
“苦難的打擊可以是壹種催傷，但同時也可以是壹種鍛煉。”不是說要看破紅塵，但有時候我們確實要看破壹些紛紛擾擾，獲得更大的精神的自由，代價是不得不承受壹些常人難以承受的苦痛，而且在苦痛中要支持著不能夠倒下去。
中華文化傳統中胸懷理想的文人，在精神上往往也是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的士人。既要獨善其身，又要兼濟天下。如果眼見著壹種寶貴的文化傳統日漸消亡，作為壹個深知其價值和意義的人，難免會有壹種難言之痛。葉嘉瑩心懷這痛苦，擔萬任於雙肩，腳踏實地地做著傳承與開拓的工作。
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 葉嘉瑩大半生的學術生涯，與王國維是分不開的。《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壹書，記載著她與這個遠逝的靈魂攀談的痕跡。
還在輔仁大學念書的時候，有壹天，同學抄了幾首王國維先生的《蝶戀花》給葉嘉瑩看。“滿地霜華濃似雪。人語西風，瘦馬嘶殘月。”這樣淒美的句子立刻使她產生了***鳴，方知《人間詞話》的作者，原來還有這樣纏綿哀感的小令。她壹下子愛上了王國維的詞，便到圖書館借閱他的全集。不料壹看之後，又失望又訝異：失望的是，王國維遺留的詞作並不甚多，僅百余首，其余大抵是些她還不甚明了的枯燥的考證著作；而更可訝異的是，王國維竟然以51歲的盛年，自沈昆明湖而去。究竟是什麽原因，使他如此堅決地拋棄了自己從前壹切的興趣和愛好？又是怎樣的痛苦，讓他毫不顧惜地結束了自己正當盛年的生命？這些問題壹直盤旋在葉嘉瑩的腦海。
上世紀六十年代末，葉嘉瑩離開哈佛以前，曾經擬定了壹個關於王國維的研究計劃，之後屢遭變故，幾經耽擱，才於1970年重返哈佛，將計劃完成。而多年前困擾她的疑問，也慢慢彰顯了答案。
王國維在民國初年留下遺書，以“經此世變，義無再辱”之理由，決然自沈。葉嘉瑩研究認為，真正的原因在於，王國維需要的是壹個純然客觀的研究環境，然而在舊中國那樣的亂世中，要想避免政治背景的沾染而保持自己壹份超然的立場，就他曾經入值溥儀“南書房”的身份而言，幾乎是既不可能為人理解也不可能被人接受的。但由於王國維既有壹種悲觀性格而不能作積極進取的行動，又懷有過於崇高的理想而無法隨波逐流，在政黨傾軋、軍閥混戰的亂世，他唯恐陷入被迫辱的絕境，才決意壹死，以殉他理想中的最後壹點清白。
葉嘉瑩自述其早年頗有“獨善其身”的性情，除讀書外，鮮有交際，對外界生活所知甚少，對政治更是絕口不談。在輔仁大學讀書時，堂兄曾以四句戲言相贈：“黜陟不知，
1981年葉嘉瑩與繆鉞、金啟華合影
理亂不聞，自賞孤芳，我行我素”。這種“清者”的自持，與王國維不無相似之處。因此在最初的著述之中，葉嘉瑩充滿了對王國維“清者”之持守的景仰之情。
然而正是因為對王國維的研究，葉嘉瑩開始閱讀中國近代史的相關書籍，對有關中國近百年來革命和蛻變過程的記述，也都有了閱讀的興趣。涉獵既寬，也就逐漸認識到從前惟知“獨善其身”，以“清者”自命的想法和生活，從某種程度上看，乃是壹種狹隘的弱者的道德觀。於是1974年春，葉嘉瑩便在《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書中，又增加了壹篇《余論》，對王國維的評價，也就從壹味的傾慕賞愛，而加入了越來越多的理性的反思成分。
此後，無論日常工作多麽繁忙，她都會留心報刊上有關大陸的消息，對祖國發生的壹切，不再是遠之惟恐不及，而是參與之有所不足。
采訪葉嘉瑩的日子，正是“天高日晶、木葉盡脫”的時節，這是曾給過王國維先生以靈光的季節。而葉嘉瑩以83歲高齡，尤嘆息雖則混沌亂世未曾給靜安先生壹個良好的環境，但靜安先生以極高的天賦而在學術事業的盛年自殺，不能不說是時代的壹種損失。所謂“時代既有負於靜安先生，靜安先生亦有負於所生之時代”是也。葉嘉瑩認為，即使大道之理想不能實現，但關懷的仁心不可喪失，人應當最大限度地發揮自身的才力，方能不負年華性命、時代與家國。
葉嘉瑩提到，在哈佛燕京圖書館內鎮日研讀靜安先生的那個暑期，有時在夜晚她從兩側列滿書架的黑暗的長長的甬道中走過，竟會感到靜安先生的精魂就在附近徘徊。“驀然回首，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年輕時對靜安先生之早逝，她曾有過“不得親聆教誨”的悲慨，而廿載之後，靜安先生終於以遺留於歷史塵埃間全部之生命，給她以極大的啟迪。
為弘揚傳統文化，她拿出退休金設獎學金 “我是出生在北京的，我是少數民族，不是漢族，是蒙古裔的滿族，是滿族葉赫納拉。”
葉嘉瑩家在北平的院落是她做過“佐領”的曾祖父買下的，是道光年間的壹所大四合院。已故著名學者鄧雲鄉先生曾經寫過壹篇文章，特意描述了這個浸潤著中華古老文化氛圍的大四合院，他說:“這是壹所標準的大四合院，……格局很好，十分有規模。”因為鄧老先生的母親常常生病，而葉嘉瑩的伯父是中醫，所以有機會走進這所院落。
“壹進院子就感到的那種寧靜、安詳、閑適的氣氛，到現在我壹閉眼仍可浮現在我眼前”。只是去過幾次，年歲很小，跟著母親去看病的鄧先生，居然在經過了50多年以後壹閉眼這院子的氣氛就在他的眼前，可見這種“特殊的京華風俗的感受”會給人留下多麽深刻的印象。
詩意濃厚的環境積聚著古老文化的底蘊。鄧雲鄉先生是這樣描述的:“素潔的沒有閑塵的明亮的窗戶和窗外的日落，靜靜的院落，這本身就是壹幅彌漫著詞的意境的畫面。女詞人的意境向來就是在這樣的氣氛中熏陶形成的吧。”
多年海外漂泊，葉嘉瑩對故鄉有著深厚的感情，她愛她察院胡同的舊家，愛她曾經就讀的輔仁大學，愛她的故鄉北京，愛自己魂牽夢縈的故國。
葉嘉瑩這樣說:“無論是在臺北，還是在北美，我都開了講杜甫詩的專門課程。我寫過壹本書，《杜甫秋興八首集說》，因為我對於杜甫的《秋興》有特別的感情，有特別的感受。‘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鬥望京華’，每當我在海外講的時候，真是常常不知不覺就會熱淚盈眶。我自己也寫過壹首詩，有兩句，‘天涯常感少陵詩，北鬥京華有夢思。’講我對故鄉的相思。”
葉嘉瑩壹世多艱，身經多重憂患，卻能夠把個人小我投入到更為廣闊高遠的人生境界，在承受之下完成自己。她毅然擔荷起中華古典文化傳承的使命，傳達著詩歌中那壹種生生不已的感發生命的力量。
“我從1945年大學畢業開始教書，教了60多年，沒有壹年休息不教書。教書是我最大的快樂。任何壹種學術文化得以延於久遠，都正賴其有繼承和發揚的傳人，教學就正是這樣壹種薪盡火傳的神聖的工作。我的心願就是能夠教幾個好學生。”
她的壹生中投註精力最多的就是教書，在北平教三所中學，在臺灣連中學帶大學執教20年，於1969年定居加拿大，次年得到了大不列顛哥倫比亞大學的終身聘約，早已是桃李滿天下。
1976年“文革”結束，中國迎來了改革開放的春天。她馬上給大陸的教育部寫信，申請利用自己的休假時間回國教書。得到批準之後，1979年她第壹次回國講學，寫下“書生報國成何計，難忘詩騷李杜魂。”《詩經》、《離騷》，李白、杜甫，中國詩歌壹脈相傳，偉大的詩人擔
葉嘉瑩說漢魏六朝詩
荷著人類的苦難。已故著名學者繆鉞先生稱她是“懷京華北鬥之心，盡書生報國之力。”她這樣克服重重困難，堅持回到國內來教書，既有她的故園之思和報國情懷，也有她對於中華古典文化的熱愛和對於傳承的壹份擔當。
996年她在南開大學創辦“中華古典文化研究所”，並拿出自己10萬美元的退休金設立“葉氏馱庵”獎學金和“永言”學術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