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東歐等國所建立的社會主義是否是馬克思“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具體實現？
理論界還流行著這樣壹種觀點：馬克思不僅提出了落後國家可以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思想，而且前蘇聯和東歐國家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實踐已證明了馬克思這壹理論的真理性。筆者認為，這完全是借助馬克思的只言片語，斷章取義地對當代落後國家社會主義的理論註解。要回答當代落後國家的社會主義是否就是馬克思“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在現實中的實現，必須解決兩個問題。
首先，當代落後國家走上社會主義和馬克思的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有無必然聯系。縱觀馬克思致查蘇利奇的四個復信草稿，我們不難發現，馬克思所醞釀的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思想是在非常嚴格的意義上使用的，應同時具備兩個條件。其壹，農村公社土地公有制的存在，即：俄國農村公社“可以通過發展它的基礎即土地公有制和消滅它也包含著的私有制原則來保存自己；它能夠成為現代社會所趨向的那種經濟制度的直接的出發點，不必自殺就可以獲得新的生命”。這就是“可以不通過卡夫丁峽谷”的前提和基礎。其二，資本主義現代化大生產的存在，即：俄國農村公社“和資本主義生產的同時存在為它提供了集體勞動的壹切條件。它有可能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占有資本主義制度所創造的壹切積極的成果”[16]。這是“可以不通過卡夫丁峽谷”的必要條件。就兩個條件而言，前壹個更為重要，沒有土地公有制的先決條件，所謂的“不通過”也就無從談起。
俄國十月革命前是否具備這個先決條件呢？1895年恩格斯指出：“隨著農民的解放，俄國進入了資本主義時代，從而也進入了公社土地所有制迅速解體的時代。”[17]“俄國在短短的時間裏就奠定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部基礎”[18]。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列寧也多次明確肯定俄國已經進入了資本主義時代。他指出：“民粹派往往根據我國國民經濟的技術落後和手工業生產占優勢等情況而把我國的制度和資本主義對立起來，毫無疑問，這是極端荒謬的。因為資本主義既存在於技術很不發達的情況下，也存在於技術高度發達的情況下。”[19]由此可見，到十月革命前，俄國已是壹個資本主義國家，農村公社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的前提條件已經消失。所以，“跨越”的問題也就不復存在。
其次，蘇聯、東歐等落後國家所建立的社會主義是否是馬克思原意上的科學社會主義。馬克思在致查蘇利奇的信中所醞釀的可以不經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而直接進入的社會主義，必然是他曾作過多次描述的科學社會主義，而決不可能是遭到他多次批判的形形色色的其他社會主義。那麽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是否可以稱得上科學社會主義呢？筆者認為，這是壹個值得商榷的問題。按照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導言》中所提出的“兩個必然”和“兩個決不”原理，科學社會主義只能建立在資本主義高度發展的成就基礎之上，這是適用於人類社會發展的最壹般的普遍規律。蘇聯和東歐等國在十月革命前雖已進入資本主義的低級生產階段，但自身卻缺乏發達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文明和精神成果，所以，它完全不同於由發達資本主義轉變為社會主義的情況。這種獨特的發展道路所產生的社會主義，是壹種由於特殊的歷史條件所形成的、特殊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它和馬克思所說的由發達資本主義脫胎而來的社會主義形態，具有質的差別。這種質的差別歸根到底是由生產力的水平所決定的。因為不同的生產力水平決定著必然產生不同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築。從此意義上說，蘇聯和東歐的社會主義，不是跨越卡夫丁峽谷的實現。蘇聯和東歐的這種特殊歷史形態的社會主義的出現，實際上是想走出壹條不同於馬克思提出的由發達資本主義進入社會主義的特殊道路。它的最終失敗不是馬克思科學社會主義理論的破產。相反，它從反面驗證了馬克思關於人類社會發展道路的學說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展示了資本主義的滅亡和社會主義的勝利是不可避免的歷史發展規律。
高巍翔：中國跨越“卡夫丁峽谷”的重大歷史意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馬克思、恩格斯關於經濟文化落後國家可以“不通過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直接過渡到社會主義為核心的東方社會發展理論的成功範例，展示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強大生命力。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體現了人類社會發展規律是“自然史的過程”與特殊條件下的跨越、生產力決定作用與生產關系能動作用和歷史活動主體選擇的歷史邏輯的統壹。更為重要的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改變了現代化的“單向趨同”，拓寬了民族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其理論體系正確回答了中國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後“建設什麽樣的社會主義，怎樣建設社會主義”主題，在世界現代史上創造了“中國模式”或“中國道路”，從理論和實踐兩個層面豐富了馬克思主義關於跨越“資本主義制度的卡夫丁峽谷”理論的內容，從而大大深化了對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和***產黨執政規律的認識。（《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學報》2009年第6期）
李方祥：西方國家爭奪意識形態話語權呈現出三個新特點
壹是在散布“意識形態終結”迷霧、“普世價值”神話的同時，把壹般問題政治化、意識形態化，向其他國家輸出政治制度。貿易逆差、人民幣匯率、能源、環境、軍費增長、人權等問題，是壹些西方國家“妖魔化”中國的慣用武器。當今世界不同意識形態之間的對立和分歧仍然是客觀存在，敵對勢力攻擊社會主義國家為“極權主義政府”，始終沒有放棄對社會主義國家、對馬克思主義的敵視態度和立場。二是掌握和利用大眾傳媒對壹些國家形成全方位、立體式包圍網。廣播、衛星電視等傳統媒體仍然是西方進行意識形態幹擾、滲透的重要途徑，而在近幾年來，更是加緊與我國爭奪互聯網等思想文化的新陣地。三是利用國際經貿、文化交往不斷擴大的機會，在向壹些國家輸入文化產品的同時，滲透美式自由、民主、人權等所謂“普世價值”觀。同時，利用各種基金會和非政府組織，進行名為“文化交流”的滲透，使之成為輸出美國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的渠道。西方敵對勢力的手法、花樣時常翻新，但反***、反馬克思主義、反社會主義的立場是根深蒂固的，其戰略意圖和目標壹以貫之。（《高校理論戰線》2010年第1期）
孔根紅：國外“中國觀察家”談中國***產黨的幾個核心觀點
在中國崛起的大背景下，壹些國外“中國觀察家”將目光轉向中***並提出了幾個核心觀點：壹是史無前例的“中國道路”。中***“沒有盲目照搬西方的政治經濟發展模式”，“譜寫了人類歷史上最重大的國家成就的篇章”，俄羅斯《紅星報》說，中***“提出了自己的發展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而蘇聯由於沒有進行這樣的改革而解體”。奈斯比特、米歇爾·戈代等人認為，中***提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體現了時代的話題”，“正在改變全世界對中國***產黨的看法”。二是大智大勇的“變革創新”。奈斯比特說，“中國***產黨不再停留在《***產黨宣言》上”，“1978年，中國***產黨打開了與世隔絕幾十年的堅硬外殼，開始了神奇的蛻變”。美國前助理國防部長傅立民說，中***“奮發圖強、竭力趕超、自我反省、自我修正和適應變革的能力在過去28年中取得了驚人的進步”。庫恩說，中***有壹種革新的毅力、前瞻的視野和寬廣的世界眼光，中國改革開放正是從中***政治觀念的變革與創新開始的，“他們厭倦了止步不前”。三是別具壹格的“縱向民主”。“中國***產黨更加善於聆聽人民的意願”，順應民心“是中國***產黨經久不息的原因”。奈斯比特在新著《中國大趨勢》中將中國政治民主模式概括為“縱向民主”，獲得許多“中國觀察家”的贊同。他說“中國的縱向民主是建立在自上而下與自下而上力量的平衡上的”，“兩者的合力”促進了國家的強大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當代世界》2009年第12期）
馬丁·雅克：不能再用西方模式解釋中國
過去30年，西方對中國的預測十有八九都是錯誤的，這已是壹個板上釘釘的事實。他們聲稱：中國經濟增長率被誇大；壹場大危機迫在眉睫；國家的控制將逐漸減弱；全球媒體的影響將壹步步削弱***產黨的權力。西方人預測中國之所以表現如此糟糕，是因為他們總是用西方模式和經驗來解釋中國。除非我們試著著眼於中國自身來認識它，否則對中國的看法將壹錯再錯。中國截然不同於西方，做事方式或思維習慣迥異於我們。直面這個事實遠不如想象的那麽簡單。國家在中國人生活中仍無所不在，仍然擁有大多數大型企業，善於找到新辦法抵禦美國的全球媒體影響。西方觀察家通常認為中國政府的這種介入出於恐懼，但國家為什麽在中國社會中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有更深層原因。在中國人看來，國家不是壹種異己的存在，而是社會的化身和守護者。原因深藏於中國歷史。中國至少2000年前就已是壹個文明國家。維護中國文明的完整被視為最重要的政治任務和國家的神聖使命，因而國家在中國具有與西方不可比擬的獨壹無二的角色。（《環球時報》2010年1月18日）
王謹：確立中國問題意識，形成中國學派
現今我們的社會科學研究始終受制於西方範式。學術概念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是西方的，評價標準也是西方的，有的人已經到了唯西方馬首是瞻的地步，表面上提倡所謂“與國際接軌”，實際上是沒有辨別、沒有選擇地全面認同西方標準，進而全盤否定中國的學術研究方式和學術價值理念，全盤否定中國的學術研究、文化研究成果，丟失文化建設的主導權。還有壹些同誌對壹些西方首先提出來的範疇和要領缺乏必要的批判性反思，滿足於人雲亦雲，或者趕潮流、求新奇，缺少在實踐中發展創新，甚至是把西方都早已摒棄了的東西奉若至寶，成為西方理論的附庸，導致表面上新名詞、新概念層出不窮，實際意義卻不大，或者還會帶來負面影響。正是這樣的欠缺，成為“文化帝國主義”在全球化背景下對華實施文化“入侵”和“殖民”的壹個危險“接口”。這種差距直接導致知識界、學術界不僅始終無法站在經濟、社會、文化發展的前沿，為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提供理論範式，作出理論闡釋，提出發展思路，而且還在與西方的對話當中處於被動的境地，甚至於經常出現集體失語的現象。沒有中國問題意識，就不能建構出中國作風、中國氣派的社會主義文化。我們的學術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廣義的文化建設，都應當大力倡導中國意識，著力構建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理論創新體系和價值評判尺度。（《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2009年第6期）
景天魁:發達國家福利的另壹面就是貧窮、災禍
全球性金融危機更引起了人們對社會福利問題的深入思考和探討。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發達國家，但它卻是發達國家中貧富差距最大的國家。美國為了維持自己的高消費，還大舉借債。世界經濟秩序如此不合理，難怪美國華爾街的金融海嘯頃刻間就能席卷全球。正如研究金融危機不能就金融談金融、就經濟論經濟壹樣，在社會學、社會福利和社會政策研究中，同樣不能就貧困談貧困、就福利論福利。福利國家的困境並不在於國內的財政困難，而在於越來越貧富懸殊的世界難以支持少數國家的高福利、高消費。所謂“福利國家”理論、“福利社會”理論、“福利資本主義理論”的最大局限是：只以占世界人口零頭的少數富國為關照範圍和實踐基礎，它們的視野未能“普遍”到占世界人口大多數的不發達國家，甚至未能顧及到富裕國家內部的廣大貧困人口。那樣的“福利”其實另壹面就是“失利”，就是貧困，就是災禍。“福利”這個概念的真正含義是普遍享有而非少數人獨享的利益。所以，讓人類真正邁向“普遍福利”的時代，是社會學、社會福利和社會政策研究的崇高目的和歷史使命。(《北京日報》2009年1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