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炳富先生
南開大學商學院的締造者陳炳富先生，堪稱中國管理學的開拓者之壹。陳老先生在管理學科的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中的傑出成就，為這門年輕的學科在中國的創立和發展奠定了基礎。他被推選為中國管理科學研究會學術委員會主席，其業績先後被收入劍橋國際傳記中心出版的《大洋洲及遠東地區名人錄》、《國際業績卓著男士名錄》和《國際傑出知識分子名人錄》。
陳炳富先生1920年12月出生於安徽和縣。少年時代家境貧寒。他學習刻苦認真，學業成績優異，從1934年在縣立初中求學起，曾多次獲得獎學金。1937年，就讀於湘西高中。1940年考入內遷貴州湄潭的浙江大學外文系。翌年，轉考入昆明西南聯合大學經濟學系，1945年畢業，1946年冬，到南開大學任教，曾先後在經濟研究所、經濟系、管理學系任助教、講師、副教授、教授，1980年，任新創辦的管理學系主任。
陳先生早年在西南聯大求學時便傾向革命，參加進步讀書會，學習馬克思主義經濟學。當時他主編的壁報《論衡》和《經濟論衡》，曾經常發表進步言論，受到校內師生的註目。
早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陳先生在“指數”理論、“指數”的恢復、編纂以及編制方法、公式的論證方面，發表了十幾篇研究文章。50年代初，他轉入經濟效果問題研究，他的《關於工業品產品品種變動對成本影響指數的幾個問題》壹文曾引起國內學術界的討論。60年代寫的《社會主義經濟效果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壹文，把用最小耗費取得最佳收益問題作為經濟學研究的中心內容進行闡述。他指出，“講求經濟效果不能僅局限在生產領域內，還應包括國家管理機關、文化、教育、衛生等事業部門。”文章後來被上海人民出版社和中國展望出版社分別選入《解放以來有關經濟效果文選》和《建國以來有關經濟效果文集》。
進入80年代，隨著四化建設的深入和國家對管理科學的需求，陳炳富教授的才華方得以充分施展，並取得豐碩的成果。
1981年在瑞典參加“中國——歐洲技術與工業政策”國際學術會議，他宣讀的論文《論科學技術與經濟發展》，受到與會代表的稱贊，被列在會議論文集的首篇。瑞典隆德(Lund)大學校閱曾發表文章給予高度評價。1984年初，應中國科學院第五次學部委員大會的邀請，他在會上做了題為“要開展中國管理史研究”的學術報告。在報告中他列舉大量事實，指出在古代和近代，我國有許多管理實踐與管理思想值得探討、研究、總結，要創造出壹套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管理理論，必須結合命西，融匯古今。《了望》雜誌以《從<孫子兵法>說到中國管理史》為題編發了他的報告，在海內外學術界引起較大的反響。1987年他在加拿大、美國考察、講學，光後做了“《孫子兵法》與現代管理”、“中國經濟管理體制改革”的學術演講，引起西方學者的濃厚興趣。講學期間，他還參加了歐洲國際市場學會，被推選為該學會的唯壹的亞洲理事。
理論聯系實際、思想敏銳、視野開闊、富於創新，是陳炳富教授治學的特點。他說：“中國有悠久的管理史，但現代化管理始於改革開放。改革開放給中國帶來許多新的管理問題，新問題的解決要與之相適應的新的管理思想。我的最大心願就是建立壹門有中國特色的現代管理學。”其實，陳炳富教授有誌於斯者可謂久矣。早在60年代國家三年困難時期，他就強忍饑餓，擰緊眉頭思索：怎樣才能以最小的投入，獲得最大的效益？在夕陽殘照下的校園裏，他不知度過多少苦思的黃昏。必須走經濟技術相結合的路子——這是他最初萌動的管理學思想。可惜，他的思想在那個時代沒有壹點反響。70年代末，他重提舊論，並上書中國科學院，呼籲成立專門的研究機構。這壹次，他急切的呼聲被傳遍全國，最終促成“技術經濟研究所”的誕生。1980年，南開大學授命陳先生籌備建立企業管理系。老先生來了拗脾氣：“不能叫企業管理系，應該叫管理學系！”此時，管理學在中國還很新鮮，還有人不承認有這麽壹門獨立學科。他不辭勞苦，四處遊說。於是，中國有了第壹個大學管理學系。他孜孜以求的，是創建具有中國特色的現代管理學的理論體系和方法，這就是古今結合、中外結合、學科結合、理論與實踐結合。通過中外比較研究，把國外先進的、適合國情的經驗學到手；通過古今結合，體現壹種民族精神、民族文化的特點，體現中國成功的管理實踐，從而造就培養和指導中國自己的管理專家。這是壹個系統工程，完成這個系統工程，壹靠管理實踐，二靠管理思想。
1984年初在中科院第五次學部委員大會上，特邀參加大會的陳炳富就向全世界宣布：“當代最新的管理思想，都能在《孫子》那裏找到痕跡!”從此，在對中國文化重新估價和反思的歷史背景下，在被人忽視的壹隅，開始了中國古代管理思想的研究。而這位開拓者更是筆耕不輟，連連發表功力深厚、多有新意的著述：《<孫子兵法>及其管理中的—般應用》、《現代化與<孫子兵法>》、《從<孫子兵法>到中國管理史》、《<孫子>的全局系統觀》……在中國軍事科學院組織編纂的包括十四分冊、數百萬字的《孫子兵法大全》中，他承擔了《經營管理》分冊的編寫。
陳先生十分重視學科的協調性和知識的廣博性。他認為，管理學是壹門應用科學，也是壹門橫跨自然科學、技術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綜合性學科，管理不僅與社會制度、經濟制度有關，還和經濟發展情況、文化科學水平以及民族的風俗習慣和傳統有很大關系。他招收的管理學研究生，有學經濟的，也有學理工、技術的，還有學中文、歷史的。他組織他們搞管理研究，發揮各學科特長，以多學科結合的優勢，去解決定性和定量兩方面的問題。
他長期超負荷地承擔教學任務，先後為本科生、碩士生和博士生開設了《管理學概論》、《比較管理學研究》等10多門課程。每學期都同時講授2—3門課。1983年以來，以他為首招收了經濟管理、技術經濟等六個專業方向的碩士生和博士生，經他親自指導已取得碩士學位的研究生32名，博士學位的壹名，目前在學博士生12名，其中包括壹名美國博士留學生。他還熱心幫助指導中、青年教師，帶出了壹批很有發展前途的教師。
陳先生看到開放後的中國，在培養管理人才方面作了種種嘗試，但還遠遠不能滿足。於是，他不失時機地與來訪的加拿大幾所大學商定***同培養現代化管理人才。此後又陸續與美國、日本及歐洲壹些高校建立關系。他講中國傳統的管理思想，外國專家講西方的管理思想，讓莘莘學子吸吮著東西方文化撞擊而釀成的瓊漿。這種中外合作培養管理人才的作法，被稱為“南開——約克模式”。在這個模式下培養的學生，普遍為國內外重用。
陳先生是國內校早研究經濟效益的學者之壹。在他50年代的研究裏，即已切入這壹主題。1978年他曾建議國家組織領導全國經濟效果研究。根據現代化管理的特點和要求，他倡導經濟管理與技術相結合的研究方法，並討論教學與科研的實踐。70年代末以來，他主持舉辦過多期“成本管理”、“技術經濟”、“引進技術”等研究班，為全國各地培訓了上千名高級技術經濟人才和管理人才。
李維安教授
原南開大學商學院院長，博士生導師，1957年出生於青島，管理學博士、經濟學博士。現任東北財經大學校長、南開大學公司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南開管理評論》主編。現兼任國務院學位委員會學科評議組成員、國家教育部工商管理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評委、國家留學基金委評審專家、中國發展戰略學研究會常務理事、天津市管理學會會長、天津市學科評議組(工商管理)召集人等學術職務，並兼任國內外15所院校的兼職教授、博導或研究員。享受政府特殊津貼。
李維安教授長期以來壹直從事公司治理與企業集團管理、網絡組織理論研究與教學工作，先後主持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國家社科基金、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重大課題攻關項目基金、教育部社科基金、國家教委留學歸國人員科研基金、國家教育部優秀年輕教師基金、國家軟科學項目基金、211工程等24項國家及省部級縱向課題，10余項與大型企業合作的橫向課題，並先後承擔多項國際合作項目。
李維安教授在國內較早開展對公司治理的理論與實務研究。在理論上，初步構築了以公司治理邊界為核心範疇的公司治理理論體系，並進壹步拓展了公司治理的研究領域，實現了從公司治理結構到公司治理機制，從單法人治理到集團治理、跨國治理、網絡治理的突破。在實踐上，率先在國內提出並組織制定了《中國公司治理原則》，推動了我國國有企業改革步入公司治理改革的新階段，為我國上市公司引入獨立董事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機制提供了重要依據。近期，李維安教授及其領導的課題組，在多年理論研究的基礎上，推出了國內的第壹個作為上市公司治理狀況的“晴雨表”的中國公司制理評價指標體系，2003年11月，在第二屆公司制理國際研討會上，又推出系列公司制理評價體系研究成果，引起理論界與實務界的廣泛關註與報道，同行專家也給予了較高的評價。
李維安教授的專著《公司治理》獲中國經濟界最高獎項——第十屆（2002年度）孫冶方經濟科學著作獎，並獲天津市第八屆優秀社科成果惟壹的壹項特等獎；專著《股份制的安定性研究》獲第二屆蔣壹葦企業改革與發展基金優秀著作獎和天津市第七屆優秀社科成果壹等獎；專著《現代公司治理研究：資本結構、公司治理與國有企業股份制改造》入選獲國家圖書獎的管理科學文庫；論文“改革實踐的呼喚：中國公司治理原則”獲教育部第三屆社會科學優秀成果壹等獎；作為國內最早出版的公司治理教材《公司治理教程》獲教育部推薦研究生教材。
李維安教授歸國數年來，不僅為南開大學管理學科的振興，也為我國管理學科的發展做出突出的貢獻。他擔任主編的《南開管理評論》作為管理學的核心期刊，已經成為國內工商領域有影響的學術交流平臺之壹；他創立的國內第壹所從事公司治理研究的學術機構“南開大學公司治理中心”，在與國家審計署***建下，經過多年的發展已經成為我國公司治理領域的學術研究基地，李維安教授獲得國家各級頒發的多種榮譽稱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