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國未來經濟發展面臨的最為突出的矛盾。壹方面，工業化和城市化加速，經濟持續快速增長並處於新壹輪上升周期，勢必加大對資源的需求和消耗。另壹方面，高投入、高消耗、低產出、低效益的經濟增長方式，必將加劇自然資源的供求矛盾，導致經濟運行成本上升。我國人均資源緊缺，而資源消耗量卻排在世界前列，礦產資源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日益提高（見附表）。經濟高速增長所付出的環境代價過於高昂，環境質量在未來壹段時間內仍將處於“局部有改善、整體在惡化”的狀態。
資源和環境對可持續發展的壓力，本質上是技術含量低和經濟效率差的問題。我國科技發展不適應經濟增長方式轉換的需要，技術水平低制約著經濟效率的提高和增長潛力的發揮。由於缺乏降低資源消耗、提高資源利用率和保護環境的產業技術，或是有了這些技術而又缺乏推廣應用的動力，致使我們難以走出粗放型增長的怪圈。
二、盲目投資和低水平擴張的體制性根源日益凸顯
投資體制改革明顯滯後。政府投資範圍過寬，習慣於借助預算內投資來調控經濟運行，而不善於通過政府消費來提供公***服務。在市場準入方面偏重經濟性指標，忽視社會性指標。對全社會投資重監管、輕服務，缺乏科學的、有預見性的宏觀產業導向。
財政稅收體制不規範，政府存在過多幹預經濟的內在動因。公***財政體系不健全，分稅制和財政轉移支付制度不完善，公***服務開支不足，壹般經濟建設開支過多。中央和地方的財權事權劃分不夠合理，地方政府缺乏獨立的正常收入來源。預算外收入和體制外融資的使用隨意性很大，其中相當多資金直接用於盈利性投資。
金融體制改革進展遲緩，金融參數失真。銀行體系不能滿足經濟增長特別是中小企業對市場化融資的需要。利率、匯率機制僵化，資金價格扭曲，容易刺激粗放型經濟增長，不利於產業結構優化升級。證券市場的制度創新久拖不決，難以發揮擴大直接融資、提高資本配置效率的作用。
環境和資源的使用成本過低，難以形成節約資源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建設項目幾乎不計環境、資源的使用成本。礦產資源稅目前還是按照實物量征收，刺激過量開采。煤、電等資源型產品價格失真，容易導致不計成本、忽視效益的低水平擴張。
土地配置缺乏規範、長效的管理制度。土地產權主體和權利界定不清，保護不力。土地供應方式過於行政化，導致地價嚴重扭曲。土地使用性質缺乏明確界定，土地收入的分配和管理相當混亂，各種“黑箱操作”和腐敗行為猖獗。缺乏權威的國土資源總體規劃和跨行政區域規劃，導致地方各自為政、任意調整規劃和貪大求洋。
政治領域的改革滯後於經濟領域，誘發增長速度攀比和數量擴張沖動。我國經濟波動的“政治周期效應”十分明顯，經濟增長和投資增長的高峰，往往正是地方黨委和政府換屆的時間。現行幹部選拔、考核制度和行政管理體制都存在明顯缺陷，對權力的監督制衡機制也很薄弱。
三、社會事業發展滯後的矛盾日益尖銳
公***服務資源配置嚴重失衡。公***教育資源向高等教育過分傾斜，而義務教育的公***投入嚴重不足。高等教育占教育經費的比重2003年上升到24％（通常為20％左右），農村義務教育卻面臨危機。公***衛生資源過分向城市傾斜，而農村缺醫少藥仍很嚴重。
現有公***財政和社會協調機制不適應社會流動性增強、社會分層加快的新挑戰。農民向非農產業和城市大量轉移，而城市財政體系遠遠沒有做好準備。強勢群體的利益訴求日益高漲，而貧困群體和社會邊緣群體的呼聲往往被忽視；部分社會成員既得利益的減少或喪失將引發不滿情緒甚至過激行為。
人口發展態勢仍然嚴峻。基數大、增長偏快、素質偏低、“未富先老”，是未來二三十年我國人口發展的基本態勢。在現有技術水平和制度框架下，這種態勢必將加劇對資源環境和經濟發展的瓶頸制約，多重經濟社會壓力必將接踵而至。
城鄉貧困問題有所反彈。隨著城市化浪潮和社會轉型加速，在失業人口、流動農民工、失地農民和老年人口中正在形成新型貧困群體，貧富差距迅速拉大。這也鮮明地折射出社會保障不健全、公***服務供給不足，以及收入再分配手段不完善等問題。
四、區域協調發展面臨的挑戰日益嚴峻
在更大程度上發揮市場配置資源的基礎性作用，生產要素流動將越來越取決於投資回報率和區域專業化分工等客觀經濟規律的導向，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差距勢將繼續擴大。盡管中西部地區經濟增長在加快，但與東部的差距仍然在拉大，正是必然反映。
區域發展不平衡的要害並不在於經濟發展差距，而在於社會發展差距。目前中央財政對欠發達地區的轉移支付力度還不夠，公***服務均等化程度還較低，區域政策在消弭市場缺陷方面的效果尚不理想，還沒有明顯改善欠發達地區的基礎設施條件，還沒有顯著增強欠發達地區自我發展的能力和後勁，還不能普遍提高欠發達地區的全民福利水平，因而也將不利於逐步改變目前全國低水平、不全面、不平衡的小康狀況。
五、外部經濟環境的不確定因素和不穩定因素日益增加
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壹體化並存，各國和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發展不平衡的狀況將長期持續，並且可能發生分化重組。參與全球化將給我國帶來壹系列新的經濟風險，而我國符合開放型經濟要求的宏觀調節手段和風險防範機制還不健全。
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將帶來持續的貿易摩擦。由於我國已經成為世界貿易大國，而出口增長方式粗放，加之處於非市場經濟地位，因此已經處於貿易摩擦高發期。今後我國還會遇到綠色標準、技術標準、勞工標準、企業社會責任標準等“新貿易壁壘”。
未來我國經濟發展將越來越受到世界經濟周期性波動的影響。中國經濟開放程度日益提高，對國際市場和資源的依賴程度日益加深，主要經濟體和國際市場波動可能引發國內經濟運行出現異常。
入世過渡期結束後，我國將要全面兌現開放市場的承諾。國內弱勢產業面臨更為嚴峻的國際競爭，同時還會進壹步暴露現行經濟體制和政府職能存在的缺陷。
此外，霸權主義、恐怖主義對全球經濟和區域經濟的幹擾加大，臺海局勢動蕩和朝鮮核問題等區域不穩定因素正在凸現，對我們順利推進現代化建設構成嚴峻威脅。這種復雜局面必將對我國完善趨利避害的機制和藝術提出更高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