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
蜀漢時期，魏、吳、蜀三國壹直處於戰爭狀態，因此，諸葛亮財政思想的主旨就是集中財力、物力滿足戰爭所需。這也可以認為是當時蜀國最大的政治。適應這壹要求，作為主宰蜀國政治經濟大權的丞相，諸葛亮制定實施了壹系列集中財力－的政策措施，確保財政收入穩定增長。
壹是增加貨幣總量，平抑市場物價，化解財政危機。
據史料記載，劉備進入益州，定都成都後，新生的蜀漢政權壹度出現財政危機。造成府庫空虛的原因主要有兩個：壹是劉備與劉璋之間爭權益州之戰時間近壹年，使經濟受到重創，加之軍費開支巨大，消耗大量庫銀。二是劉備奪取益州後，縱容兵士將庫府財物擄掠壹空，結果導致新生的蜀漢政權陷入財政困境。
為了及時扭轉國庫空虛、入不敷出的被動局面，諸葛亮采納了劉巴的建議：“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蜀漢當時所鑄貨幣，據清人梁章鉅《三國誌旁證》卷２４引洪遵《泉誌》記載，主要有三種大面值的貨幣：壹種是直百錢；第二種是直百五銖錢；第三種是傳形五銖。這三種貨幣有兩個與原貨幣不同的特點：壹是面值高，相對傳統五銖錢，都是以壹當百。這樣，在同樣多的鑄銅中，幣值卻增加了壹百倍。二是貨幣的質量很規範，《舊譜》雲：“蜀直百錢，建安十九年劉備鑄，徑七分，重四銖。又直百五銖錢，徑壹寸壹分，重八銖。”且大小稱量如壹。這說明當時蜀漢冶鑄專營的技術水平已達到相當高的規模化水平，且管理嚴格。
按照現代經濟學觀點，諸葛亮當時鑄造發行大面值貨幣，屬於超經濟發行，實行的是壹種通貨膨脹政策，很容易導致物價飛漲。但是，從史籍中我們並沒有發現蜀漢地區由於大量增發貨幣而導致物價上漲的記載，這說明，蜀漢政權在增發貨幣的同時，采用了強制性的行政手段平抑物價。由於實施了正確的宏觀調控政策，極大地促進了蜀漢農業、畜牧業和手工業的快速恢復與發展，也使得國家財力短缺的被動局面在短期內得以扭轉。
二是集資借債，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緩解財力不濟。
由於蜀漢政權在三國中統治的地盤最小，所轄區域人口也最少，加之連年戰爭，國家財力入不敷出的局面經常出現。為了解決軍需和國家機器正常運轉對財力的需求，除了大力發展生產、壯大財源外，諸葛亮還實施了擴張性的財政政策，從社會各方面、多渠道籌集資財和糧谷以為國用。如諸葛亮平定南中後，籌集大量的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諸葛亮進駐漢中後，也進行過籌糧，“祁山萬戶，出租五百石供軍” 。在籌資的同時，諸葛亮對那些富商巨賈還定向發行國家債券。明代何宇度《益部談資》記載：劉備“從南阻大姓晁氏貨錢千萬，以為軍需。諸葛孔明作保，券至宋猶存。”。還在荊州時，諸葛亮和劉備也多次向富民借金籌款。張獻忠破荊州時，發現劉備“借富民金充軍餉券”，債券上有“武候押字，紙墨如新”。當然，作為壹代人傑，諸葛亮對這種超前消費國家財力的舉措所帶來的潛在危險應當是十分清楚的，可以認為這是他在國家財力難以為繼的困難條件下不得已而采取的措施。從史料上我們也可以看出，在蜀漢定都益州，農業、手工業和商業得到恢復發展以後，就再沒有發行債券的記錄。
三是強化監管，實行鹽鐵專營，確保財政收入穩定增長。
蜀地素產鹽鐵，煮鹽、鑄鐵業在當時三國中相對比較發達。蜀漢建國前，雖然官府禁止私人煮鑄鹽鐵，但在戰亂年月，禁令名存實亡。蜀漢建國以後，諸葛亮為了增加政府財政收入，首先恢復了鹽鐵官營的政策，建安十九年?公元２１４年 ，“先主定益州”，任命王連為“司鹽校尉”，又以張裔為“司金中郎將，典作農戰之器”。司鹽校尉就是掌管鹽府的最高長官。史載王連任司鹽校尉後，“較鹽鐵之利，利人甚多，有裨國用”。所以，當王連遷蜀郡太守，興業將軍後，仍“領鹽府如故”。在王連之後，諸葛亮又任命岑述擔任此職。作為壹國丞相，諸葛亮日理萬機，在戰爭間隙，十分關心蜀國鹽鐵生產，曾親自深入到臨邛、長寧等地視察鹽業生產。晉張華《博物誌》就記載有諸葛亮視察臨邛火井，改進工藝提高食鹽品質的故事：“臨邛火井壹所，縱廣五尺，深二三丈，井在縣南百裏。昔時人以竹木投以取火。諸葛丞相往視之，後火轉盛熱，以盆蓋井上，煮鹽得鹽”。
所謂火井，就是天然氣井。從上述記載可以看出，原來火井口較大，火勢不集中，諸葛亮視察後，命人將井口縮小到用盆蓋在井口上，這樣火勢驟增，煮出的鹽品質也提高了。這個故事充分說明了諸葛亮對煮鹽業的關註，也顯示了他的聰明智慧。為了增加國家財力來源，諸葛亮對鹽業生產加工還實行了較為靈活的政策，允許民間開掘鹽井煮鹽，但不論官營還是民辦，鹽井產品統壹歸司鹽校尉運銷、調撥，即實行鹽業專賣制度，所得鹽利亦歸國有。
封建時代的手工業，往往是鹽鐵並稱。鹽是人們生活必須品，鐵則是人們從事生產所必須的器具，更是戰爭武器所需要原材料。因此，為了充分利用有限的資源滿足戰爭和人民從事生產所需，諸葛亮對鐵器生產也特別關註，他曾經勘探朱提山礦藏，親書“朱提銀、漢嘉金，采之不足以自食”。另外，成都鐵溪河、滬水西岸的打箭爐，陵州始建
縣、崇寧鐵鉆山等地都有諸葛亮當年冶鐵的遺跡。由於實行鹽鐵專賣，加之諸葛丞相親自過問督察，所以蜀漢鹽鐵業當時非常發達，不僅滿足了軍需民用，而且增加了政府財政收入。
（二）
布衣出身的諸葛亮壹生非常儉樸，因此，在他的理財思想中，還有壹個突出特點就是在註重財源基礎建設，強化財政收人監管的同時，嚴格財政支出管理。
壹是強調收支平衡，略有節余。
在《諸葛亮?6?1文集?6?1治人第六》中有這樣的記載：庶人之所好者，唯躬耕勤苦，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制之以財，用之以禮，豐年不奢，兇年不儉。素有蓄積，以儲其後。此治人之道，不亦合於四時之氣乎”。在這裏，諸葛亮把“素有蓄積”也就是力求每年財政收支平衡，略有節余的普遍性原則當作預防“兇年不儉”的壹項措施，而且提高到“有國有家者”的“治人之道”，即維護國家政權長治久安的高度來認識，可見，諸葛亮理財眼光的深邃。與此同時，諸葛亮還主張“勸分務穡，以阜民財”，“利人相逢，用天之時，分地之利，以豫兇年，秋有余糧，以給不足，天下通財，路不拾遺，民無去就”。就是說要讓老百姓家有余糧，有所積蓄。袁準說：“亮之治蜀，田疇辟，倉廩實、器械利，蓄積饒，朝會不華，路不醉人”。這充分說明，諸葛亮在治理蜀國期間，不光國家財政形勢較好，老百姓安居樂業，社會秩序也相當穩定。
二是註重開源與節流並舉。
有兩個方面的措施最能說明這壹問題。其壹是頒布禁酒令，以節約糧食。蜀漢建國初期，有壹年遇上百年不遇的大旱，糧食出現了嚴重短缺，為了保證軍需民用，諸葛亮宣布“釀酒者有刑”，並要求銷毀釀酒工具，明確規定，凡發現誰家有釀酒工具，“與作酒者同罰”。由於采取了災年禁酒的嚴厲政策，對節省糧食，克服自然災害所造成困難起到了積極作用。其二是壓縮軍隊和官府編制，節約財政支出。比如諸葛亮率軍進駐漢中後，為了壓減軍隊開支，實行“減兵省將”的政策和“十二更下，在者八萬”的軍土輪換制，盡量壓縮服役人數，以節約軍費。同時，他還派趙雲帶領部屬在赤岸屯田。在渭南實行“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令軍隊“雜於渭濱居民之間”進行耕種，使“百姓安堵，軍無私焉”。由於諸葛亮實行了正確的分兵屯田政策，使許多荒地被開墾，並連年獲得豐收，不僅保證了軍隊糧食自給，而且減輕了國家財政開支壓力，真可謂“壹舉兩得”。
三是崇尚節儉，杜絕浪費。
在開源節流的同時，諸葛亮還十分推崇過儉樸的生活，制定壹系列政策措施杜絕鋪張
浪費。他提出：無論是國家公職人員還是軍隊將士都應當以普通老百姓的生活水平為標準，凡超過庶人生活所需之物，都屬於奢侈禁止之列。他說：
夫作無用之器，聚無益之貨，金銀壁玉，珠璣翡翠，奇珍異寶，遠方所出，此非庶人之所用也；錦鄉纂組，綺羅綾彀，玄黃衣帛，此非庶人之所服也；雕丈刻縷，伎作之巧，難成之功，妨礙農事，輜 出入，袍裘索 ，此非庶人之所飾也；重門畫獸， 墻數仞，冢墓過度，竭財高尚，此非庶人之所居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