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行指數是先行指標(the Leading Indicators)的合成指數。美國的先行指數由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the Conference-Board)根據下列先行指標編制:(1)周平均制造時間；(2)周平均失業保險申領；(3)生產商新訂單(消費品和原料)；(4)銷售商業績；(5)生產商新訂單(不包括防禦設施的資本貨物)；(6)新建房屋許可；(7)500種普通股票價格；(8)貨幣供應量M2；(9)10年期國庫券利率與聯邦基金利率的差值；（10）消費者預期指數。
附：先行指標是指在宏觀經濟波動達到高峰或低谷前,超前出現的高峰指標或低谷指標。先行指標可以對將來的經濟狀況提供預示性的信息。先行指標相對於同步指標、滯後指標,是三類經濟指標之壹。目前許多西方國家都把先行指標作為短期預測的重要依據,但不同國家有不同的先行指標體系,如美國確定的先行指標包括上述10個指標,日本經濟企劃廳確定的先行指標包括13個指標。先行指標壹般主要有貨幣供應量、股票價格指數等。
同步指標主要包括失業率、國民生產總值等。這些指標反映出的國民經濟轉折點,大致與總的經濟活動的轉變時間同時發生。
滯後指標主要有銀行短期商業貸款利率、工商業未還貸款等。這些指標反映出的國民經濟的轉折點,壹般要比實際經濟活動晚半年。
二、消費者信心指數(the Consumer Confidence Index)
消費者信心指數是反映消費信心強弱的指標,是綜合反映並量化消費者對當前經濟形勢評價和對經濟前景、收入水平、收入預期以及消費心理狀態的主觀感受,預測經濟走勢和消費趨向的壹個先行指標。消費者對經濟前景樂觀看好,消費信心提升,消費支出則增長；如果消費者對經濟的發展和前景缺乏信心,或對經濟前景的看法從樂觀轉向悲觀,消費緊縮會接踵而至,直接影響或間接影響為經濟發展速度減緩。
消費者信心指數是由滿意指數和預期指數構成。滿意指數是指消費者對當前經濟狀況的評價,預期指數表示消費者對未來壹段時期經濟前景的期望。消費者信心指數是宏觀景氣監測預警系統中的壹項重要內容,其編制和應用在歐美等發達國家己很成熟。美國的消費者信心指數由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指出。我國目前也已編制和應用這壹指數。
三、CEO信心指數(CEO Confidence Index)
美國CEO信心問卷調查和CEO指數編制,是由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於1976年發起,旨在反映CEO對宏觀經濟的預期。
CEO指數的構成和編制以第季度的CEO信心問卷調查為基礎。調查群體為800-1000個美國公司的CEO,從中選擇l00-150個有代表性的回復問卷作為樣本。調查內容涉及四個常規問題,其中兩個是關於宏觀經濟的態度和預期,兩個關於各自所處產業的整體狀況態度和預期。此外,在每個季度的調查中還涉及1-2個特殊的附助問題。CEO指數是下列三個答案序列的算術平均值:(1)當前以及6個月以前的經濟形勢；(2)對此後6個月經濟形勢的預期；(3)對此後6個月各自產業的預期。
四、招工指數(the Help-wanted Index)
招工指數 (又稱求職指數或企業增人指數)是由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對全美51家主要報刊上的招聘廣告進行統計後得出的。招工指數如果增加,則顯示企業正在增加雇員數量。美國今年7月招工指數降至37,說明企業正在減少雇員數量。
五、商業信心指數(the Business Confidence Index)
商業信心指數是指企業對經濟形勢所作出的基本估計,出現負的指數表明絕大部分企業對本國經濟前景不抱樂觀估計。發達國家壹般都己編制和應用商業信心指數。美國的商業信息指數由世界大型企業聯合會編制。日本銀行每季度都進行壹次商業信心的調查,作為主要的經濟數據來源和進行新的經濟計劃的參考數據。
次貸危機以來，美國經濟哀鴻遍野，風聲鶴唳，拖累全球經濟陷入泥潭。現實的危機也給經濟理論界帶來巨大沖擊，有學者甚至調侃地說美國經濟的歷史被切割成史前（BC：Before Crisis）和史後（AD：After Disaster）兩部分，史前被奉為圭臬自由市場體制夥同貪婪的金融業者***謀了當前的危機；而在史後，廣泛深入的政府幹預，甚至金融國有化才是建立健康經濟體制的唯壹良策。這種聲音似乎在中國得到了更熱烈的響應，危機之後，在各類媒體上，堅持市場化改革的聲音被冠以“市場原教旨主義”和“利益集團掮客”的名目遭到了更猛烈的聲討。然而，市場機制真的是引發當前危機的罪魁禍首嗎？當今經濟學界泰鬥，美國貨幣理論的權威約翰.泰勒（J．B. Taylor) 在他的新書《脫軌：政府的調控和幹涉引發、延長和加劇了金融危機》（Getting off Tracks：How Government Actions and Interventions Caused，prolonged and Worsened the Financial Crisis）中以翔實的論據和有力的推論給出了截然相反的答案，令人耳目壹新。
貨幣學派經濟學大師弗來德曼非常重視穩定理性的國家貨幣政策對經濟運行的穩定作用，通過對美國貨幣政策歷史的研究，他認為，上世紀20年代的大蕭條和70年代的大通脹都是由於美國貨幣政策的失誤造成的。 泰勒的對本次危機的研究再次印證了老弗來德曼的結論，他認為本次經濟危機同樣是政府在貨幣管理領域的舊病復發，而且病竈也大同小異：錯誤引發了危機，危機後，在民意的壓力下壹連串驚慌失措，進退失據的補救性措施反而加劇和延長了危機。對於美國朝野當前吵得沸沸揚揚的開聽證會判定誰應為當前經濟災難負責的問題，泰勒給出自己的答案：政府失當的經濟調控和經濟幹預引發、加深和擴大了當前全球性的金融危機，而市場和金融機構不過是政府失誤的替罪羊而已。
本輪全球性的經濟危機禍起於美國的次貸危機，而次貸危機的核心問題是在金融創新的名目下，美國各類金融機構以看似合規的手段規避了政府金融管理機構和信貸評級機構的約束機制，把購房貸款發放給了償還能力不足的人群。然而，是什麽引發了金融機構過度放貸和消費者非理性消費的沖動呢？這個問題的答案沒有爭議：美國危機前不斷高企的房價引發了金融企業和消費者的非理性狂熱。房價升降和壞賬率（Delinquency rate）和斷供率（Foreclosure rate）成反比，在房價不斷攀升的背景下，銀行放貸和業主購房時是可以忽略風險的，因為即使購房者發生了財務問題，也可以很容易地以更高的價格把房產變現，而金融機構甚至期盼借貸人發生斷供的問題，因為銀行通過抵押房產變現往往可以獲得比利息高出許多的收益。懂得這些經濟學規律是不需要高深的經濟學背景的，對於在北京、上海和深圳經歷過房價飛漲的人士來講，這些也許就是他們自身的經歷或身旁活生生的例子。大多數政府為了防範金融風險都會有壹套防火墻機制，金融機構如何能規避這套機制，發泄高房價引發的過度放貸的沖動呢？在中國，金融機構智力水平有限，想象力匱乏，加之體制不完善，法制不健全，所以低智商手段足以，通過違規放貸，文件造假即可解決。但是低智商犯罪的最大缺點是手段簡單，隱蔽性差，所以只能幹些如來佛手掌中翻跟頭撒尿的把戲，風險容易判別和控制，只掀得起洗臉盆中的風浪。在美國則不然，法制體系無比完備，公然的作奸犯科死路壹條。金融機構要想發泄過度放貸的欲望，只有壹個辦法，組織大批的法律金融專業的精英，在金融創新的題目下，和金融監管和信用評級機構搞智力競賽，尋找規避管制的“合法”路徑。然而這種高智商手段的問題在於它不是創造了壹個或幾個錯誤，而是壹個錯誤的模式，這就形同在美國金融防範體制上鑿開了壹個洞，所以引發不良信貸泛濫成災。
過渡的金融創新，導致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和失控的確是本輪美國金融危機中獨特的現象。然而，究其本質，過快的房價上漲才是導致經濟過熱和不良信貸增多的真正原因。那麽誰是美國房價過快增長的幕後推手呢？泰勒在分析相關的財政數據後給出了清晰的答案：美國政府錯誤的貨幣政策。在次貸危機發生前，尤其是2003年至2005年前後，美國的貨幣政策無視過去20多年成功的經驗，背離了謹慎穩健的政策思路，放棄了壹直行之有效的貨幣政策指導原則，把基準利率設置在過低的水平，造成了貨幣供應的泛濫。貨幣供應的泛濫是經濟過熱的主要原因，而幾乎所有國家的經濟經驗都表明，過於寬松的貨幣政策和房地產市場的過渡繁榮是伴生的現象。回顧本輪經濟危機開始的情景：過多的貨幣供應引發房價泡沫，泡沫必然破裂，破裂的泡沫引發房貸以及房貸關聯的證券市場的崩潰，市場驚恐萬狀，金融風暴就此拉開序幕。回顧次貸危機的起源，金融衍生產品的泛濫和失控的確扣響了金融危機的扳機，但是， 金融衍生產品管理泛濫和失控的主要原因在於金融機構追逐利潤，無視風險。是什麽撩人心神的魅惑勾引著各大投資銀行以舍身飼虎的狂熱壹路狂奔跳入危機之沼呢？當然是被政府“有形之手”通過超低利率不斷推高的房價！再者，泰勒認為美國政府背書房利美（Fannie Mae）和房地美（Faddie Mac）這壹幹涉市場的行為也無端地助長了整個市場低估風險的情緒。由此可見，在事後以“誰更無辜”為題的討論會上，苯嘴拙腮的金融機構和無人代言的市場，在人人喊打的大環境裏，百口莫辯，著了政府這個行為乖戾，慣於推卸責任的壞孩子的道，成了政府貨幣政策失誤的替罪羊，真比竇娥還冤！
探討本輪經濟危機的起源，筆者認為金融創新利弊的問題值得深入地思考：金融衍生產品失控泛濫固然和次貸危機有直接的關聯，但是，金融創新對經濟社會的正面意義是不容忽視和抹殺的。通過金融創新，打造更為復雜高效的金融體系，提供多樣化的金融產品是經濟健康快速發展的 必要前提和有益手段，金融創新有以下幾個好處：第壹，可以更有效地從億萬散戶手中以較低的價格匯集散碎的資金，克服古板的舊金融體制無法克服障礙，為巨型企業提供使之浮出水面金融的基礎。從上世紀60年代至今，在發展國家中開放金融市場的國家（包括中國）經濟增長迅猛，其原因就是變相地利用了發達國家的金融體系；第二，使更廣泛的個體消費者品嘗到金融理財的好處，更加平衡地應用壹生所得，得以用未來的收入，提前解決壹些終身大事。中國的住房市場化被罵得狗血噴頭，其實這是有失公允的。市場化之後的基本事實是大多數城市人口的住房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改善，而如果摒棄市場的手段，住房改善的速度，質量和公平性都會有更大的問題。在舊體制內，大比例的城市人口被排除在國家房屋供給體制之外，如果不搞市場化，沒有房貸這壹金融手段，我們很多人會沒有手段解決住房問題，即使在體制內有分得住房的機會，大多數也是五六口人住不到十平米，這種體制會比市場化更優越？！而配給制是根據所謂行政級別的實行的，難道會更公平？！金融創新的第三個好處是更有效地幫助投資者分散風險，投資的渠道越多，單個項目的資金量也就越小，風險當然也就越低。任何經濟行為本質上都是壹種對利弊的權衡，金融創新和金融衍生產品應當是利大於弊的，對中國相對落後的金融體制而言，金融創新的好處更明顯，要求也更緊迫。
泰勒對危機之後美國政府的救市行動不以為然，認為布什政府被民意操控，毫無定見，左沖右突的救市行為反而延長和加劇了危機。2007年8月9日至10日金融形勢急劇惡化，其表現為市場利率（Money market interest rate）急升和銀行三個月短期拆借利率和隔夜拆借利率等利率間的利率差（Interest rate spreads）擡升到前所未見的高度。 壹般情況下，這種局面成因為二：壹是銀根吃緊，放松銀根即可緩解。 二是由借方失信風險(Counterparty risks)造成的，則需要通過增強銀行帳面帳目質量和提高帳目透明度來逐步緩解。但美聯儲壹如既往地選錯了答案。 通過TAF（所謂“定期競標工具”）向市場撒錢，藥不對癥，當然無功而返； 2008年2月,總額200億美元《經濟刺激法案》被通過，法案的壹個重要內容是向美國公眾發放100億美元現金刺激消費。短期的收入提高焉能引發長期的消費增長，結果當然是竹籃打水。2008年4月，美聯儲再出重拳，把聯邦基金目標利率由2007年的5.25%猛降到2% ，效果倒是立竿見影：美元立即驟貶，油價立即驟升，在2008年7月油價達到每桶140美元的高位，其後雖然受對未來全球經濟前景的悲觀預測影響，油價不斷下跌，然而，為時已晚，全球經濟已飽受高油價摧殘，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已經初現端倪了。在將近壹年連續的政策失誤之後，2008年9、10月間危機急劇惡化，美國爆發了壹輪更嚴峻的信用危機，使遭受油價暴漲，房市崩潰等壹連串危機重創的美國經濟更加風雨飄搖。
本次危機中富有戲劇性和充滿爭議的壹個事件是9月13日和14日（周末）美國政府拒絕對陷入絕境的雷曼兄弟施以援手，很多人認為這是金融危機惡化的轉折點。但是泰勒對這種判斷不置而否，他通過細致地研究發現，其實危機惡化另有更為復雜的原因。9月15日，政府拒絕救援雷曼後的第壹個周壹，雖然利率差略有提升，但是基本和前年的水平持平，而且在壹周余下的幾天裏大致維持在相同水平。 9月19日（周五）美國財政部宣布了壹個壹攬子的救援計劃，但沒有公布細節，原因是根本沒有細節，草案的內容是在該周的周末才被拼湊起來的。9月23日美聯儲主席博克南和財政部長保爾森應招在參議院銀行委員會陳詞作證，推出了這個名為《問題資產救助項目》（TARP）的方案，方案所需資金的總額為700億美元。這個計劃草案粗糙簡短，竟然對資金使用的限制條件和如何監管只字未提。他們遭到委員會委員們連珠炮似的質詢，兩位大員的表現豈是壹個“糟”字了得。他們隨即遭到全國性的拍磚，國會收到的抗議信象雪片壹樣。泰勒認為這次聽證會才是危機惡化的轉折點，會後利率差不斷加大。因為這次聽證會的惡果有二：其壹，壹次政府官僚拍腦門決策的活報劇；其二，博克南和保爾森想利用鋪陳金融危機嚴峻性逼迫參議員們就範，但這也等於政府正式宣布美國金融形勢危急異常，朝不保夕。總而言之，這次聽證會引爆了其後幾周的金融恐慌。當然，美國政府放棄援救雷曼是壹個明顯的錯誤。因為美國政府沒有明確說明忽而救援貝爾登斯，AIG，忽而放棄雷曼是基於何種考量，依據何種準則，事實證明，這種莫名其妙，極不靠譜的行為模式的確對惡化危機起到了很好的效果。
弗來德曼在《美國貨幣政策史》中把大蕭條的罪魁禍首判定為美國貨幣政策的失誤，他的判斷逐漸得到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可。在2002年，弗來德曼90壽辰的party上，當時的達拉斯聯邦儲備銀行主席小麥克迪爾（ROBERT D. MCTEER, JR.）談到這個話題，略帶詼諧地致辭說“您對了，我們錯了，但我們不會再錯了。”他的話恐怕只對了壹半，美國的貨幣政策這次可能又錯了，至少泰勒用環環相扣的鐵證宣判了政府有罪。但是，我們也應註意，泰勒本意不是要把政府或其任何成員送上任何形式的審判臺，也絕沒有提議把政府驅除在市場經濟機制之外。任何市場經濟的理論，包括最“原教旨主義”的奧地利學派，也從來沒有質疑過市場體制中政府作為秩序守護者的崇高地位，也從沒吝嗇過對政府的各種經濟政策失誤報以寬容；但幾乎所有的市場經濟理論學者，包括凱恩斯，都在反復講述這樣壹個道理：現代經濟的復雜程度遠遠超出我們人類智力所能認識的水平，我們每個人都應對市場這個交融了億萬人生生不息思想和行動的巨大的自發機制充滿敬畏之心。政府和市場，誰應主導經濟的命脈？從現代文明破曉至今，人類經歷700多年的艱苦求索，在20世紀已經基本給出了答案，本輪全球性的金融危機只是為這個答案增添了壹些新的證據，而非給出了什麽反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