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戰爭爆發後，巴金在各地致力於抗日救亡文化活動，編輯《吶喊》。《救亡日報》等報刊，創作有《家》的續集《春》和《秋》，長篇小說《抗戰三部曲》（又名《火》），出版了短篇小說集《還魂草》、《小人小事》，散文集《控訴》和《龍·虎·狗》等。在抗戰後期和抗戰結束後，巴金創作轉向對國統區黑暗現實的批判，對行將崩潰的舊制度作出有力的控訴和抨擊，藝術上很有特色的中篇小說《憩園》《第四病室》，長篇小說《寒夜》便是這方面的力作。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後，巴金曾任全國文聯副主席、中國作家協會主席、中國筆會中心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職，並主編《收獲》雜誌。他熱情關註和支持旨在繁榮文學創作的各項活動，多次出國參加國際文學交流活動，首倡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出版有短篇小說集《英雄的故事》、報告文學集《生活在英雄們中間》、散文集《爝火集》、散文小說集《巴金近作》、隨筆集《隨想錄》五集，以及《巴金六十年文選》。《創作回憶錄》等多種。中華人民***和國成立前的作品大都收集在14卷《巴金文集》內，新編的《巴金全集》於1986年起陸續出版。他的作品已被譯成多種外文出版。多年來他還出版了大量譯作。巴金小說創作最為著稱的是取材於舊家庭的崩潰和青年壹代的叛逆反抗的作品，《家》就是這方面寫得最成功、影響最大的代表作，曾激動過幾代青年讀者的心靈，奠定了他在現代文學史上的重要地位。他善於在娓娓動聽的敘述和真摯樸實的描寫中，傾瀉自己感情的激流，細膩獨到，自有壹種打動人的藝術力量。
2003年11月，國務院授予巴金先生“人民作家”榮譽稱號。
2005年10月17日19時06分在上海逝世。
巴老故事：
“我的壹切都不值得宣傳表揚”
巴金誕生於成都正通順街，不少國外友人和港澳臺同胞，到成都時都想去巴金故居看看，但無法如願。因為，巴金故居已經不復存在。
1985年，四川省作家協會給省委、省政府寫了報告，要求恢復巴金故居。省委同意，並且成立了籌備小組。巴金知道後不同意，“不要恢復故居，如果將來要搞點紀念，可以在舊址釘壹個牌子，上面寫：作家巴金誕生在這裏，並在這裏度過了他的童年和少年。”
1986年10月，巴金再次“申明”他的意見：“……不要重建我的故居，不要花國家的錢搞我的紀念。旅遊局搞什麽花園，我不發表意見，那是做生意，可能不會白花錢。但是關於我本人，我的壹切都不值得宣傳表揚。”
“不要用我的名字”，在壹些名利等問題上，巴金時常這樣說。
1993年，巴金90歲誕辰時，四川省作協打算以巴金的名字設立基金會和文學獎，巴金堅決不同意。1994年1月1日，巴金專門致函四川省作協，再次表述自己的意見。他在信中寫道：“我只是壹個普通的文學工作者，寫作六十幾年，並無多大成就，現在將我的名字和我省文學事業聯系在壹起，對我實在是莫大的榮譽，我非常感謝。但是建立‘巴金文學基金’，設立‘巴金文學獎’，又使我十分惶恐。我壹向不贊成以我的名字建立基金會、設立文學獎。”
巴金喜歡記日記，他的許多日記都是很美的散文，更具史料價值。1991年，巴金的侄兒李致向他轉達了四川出版界想單獨出版日記的要求。巴金不太同意，李致做工作道：“《魯迅日記》也有單行本，您的日記也可以出單行本。”在李致的再三要求下，巴金勉強同意了。
李致高興地回成都了，但是沒幾天，收到巴金的來信。巴金在信中寫道：“關於日記我考慮了兩個晚上，決定除收進《全集》外，不另行出版發行，因為這兩卷書對讀者無大用處。我沒有理由出了又出，印了又印，浪費紙張……”至今，巴金的日記沒有出版單行本。
稱自己作品百分之五十是廢品
文人多自尊狂傲，世上少有贊嘆別人的文人，更鮮有批評自己的文人，正所謂“文人相輕”。
巴金卻對自己說“不”。這不是他在《隨想錄》中對自己靈魂的拷問，而是對自己的文學成就、文學生命說“不”。
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人民文學出版社擬出版《巴金全集》。起初，巴金不同意。編輯王仰晨幾次來滬做說服工作，被其熱情和決心打動，壹年後巴金終於同意了。
巴金為何不同意？他說，編印《全集》是對自己的壹次懲罰。因為，他認為，他的作品百分之五十不合格，是廢品。
巴金是無情的。他說，《死去的太陽》是壹篇幼稚之作，《利娜》嚴格地說還不算“創作”。
巴金是嚴厲的。在讀者中廣為流傳的《愛情三部曲》，他說是不成功之作。巴金曾寫道：“《愛情三部曲》也不是成功之作。關於這三卷書我講過不少誇張的話……有人批評我的革命是空想，說得對！我沒有寫革命的‘本錢’……我只是想為壹些熟人畫像，他們每個人身上都有使我感動、發光的東西。我拿著畫筆感到毫無辦法時，就求助於想象、編造，企圖給人物增添光彩，結果卻毫無所得。”
巴金是苛刻的。他多次講到《火》是失敗之作，“我不掩蓋自己的缺點……《火》中我寫了兩位熟人……但是我應該承認跟我這樣熟的兩個人我都沒有寫好……我不是藝術家，也不是文學家，更不是什麽大師。我只是用筆作武器，靠作品生活，在作品中進行戰鬥。我經常戰敗，倒下去，又爬起來，繼續戰鬥。”
巴金是徹底的。他覺得，他還寫了許多不切實際的豪言壯語，與讀者的距離越來越遠。他的這些觀點，自然不被人們認同。王仰晨首先在給他的信中表達了異議，巴金回信道：“說到廢品妳不同意，妳以為我謙虛。但是，重讀過去的文章，我絕不能寬恕自己。有人責問我為什麽把自己搞得這樣痛苦，正因為我無法使筆下的豪言壯語成為現實。”
巴金是理智的。他清晰地看到時代的發展，社會的變化。他曾說：“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青年把我當作他們的朋友……我寫了壹本又壹本，送到年輕讀者手中，我感覺到我們之間的友誼在加深。但是20年後，50年代至80年代的青年就不理解我了。我感到寂寞、孤獨，因為我老了，我的書也老了，無論怎樣修飾、加工，也不能給它們增加多少生命。妳不用替我惋惜，不是他們離開我，是我離開了他們。我的時代可能已經過去。我理解了自己，就不會感到遺憾，也希望讀者理解我。”
壹個從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巴金還在剛踏上文學之路時，朋友約他到自己辦的書店作編輯，每個月給80元大洋。可他卻說：40元就夠了。他將第壹部小說《滅亡》的稿酬，給了壹位生活困難的朋友。30年代至40年代，是巴金創作的高峰時期，他卻將14年的寶貴時間，用在編輯他人的書上，而且不取分文。建國後，他任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作協主席，但他卻是中國惟壹不拿工資的作家。到了晚年，他悄悄地，將稿費、藏書壹壹捐了出去。
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曾回憶這壹幕：原中國現代文學館開館時，巴金雖行動不便，還是來剪彩了。那天，他端坐在沙發上，手往口袋裏掏呀掏呀，最後摸出壹個紙包來，交給舒乙，說道：“剛收到的稿費，上繳！”舒乙說：“我當時真不知道說什麽好。他這個人完全透明，愛祖國、愛人民，樂於奉獻自己。”
曾在上海文聯負責作家聯絡工作的徐鈐說，這壹生他接觸過許多文化名人，惟對巴老的感情最深。他是在壹些細小事情上感受巴金的：壹個從不揩公家油的厚道人。
那會兒，在外事方面，壹般送外賓的禮品，都是由公家買的。壹些名人在家裏接待客人，連茶水點心，都是由公家買好後送了去的。只有巴金從不這樣，所有接待外賓的費用，都是掏自己的腰包。通常，禮品都由蕭珊買，會面結束時，拿出來送客人。
1960年，巴金回到故鄉成都，四川歌舞團正在上演《劉三姐》。壹天，巴金請沙汀代買8張票，請大家看戲。有關方面知道了，決定送票給巴金。巴金堅決不要，說道：“我請人看戲，必須自己花錢。”80年代，巴金有過幾次出國機會。每次回來後，都是由巴金出錢，請大家吃壹頓後再“散夥”。
徐鈐說：“巴老就是這麽壹個人，從不揩公家的油。我敬佩他，願意終身為他服務。”
使每個人都得到春天
用全部的真誠和熱情，“讓每個人都有住房，每個口都有飽飯，每個心都得到溫暖”，巴金的心裏始終珍藏著這壹美好的願望。
巴金善待每壹個人。在朋友面前，總是赤誠地捧出自己的心。50年代，作家蕭乾受到莫須有的批判。這時候，昔日的朋友避之不及，形同路人。只有巴金，在公眾場合，大聲地喚著他，大方地坐在他的壹邊，悄悄地關照他：要謙虛，要謹慎。而當曹禺，頭上的頭銜越來越多，越來越高時，他卻批評他：不要太顧及事務，應該多寫些好作品。曹禺逝世後，他又囑人幫助曹禺夫人李玉茹，整理出版曹禺未發表過的文稿，留下曹禺最後的真實形象。
巴金對於他人的關心，從來都是潤物細無聲的。天冷了，巴金站在窗前，看到在風中修整花苗的師傅，就擔心師傅會凍著，便趕快讓家人買來羽絨背心和棉帽送去。小張、小吳，從農村到巴老身邊工作，壹晃多年過去了。巴金壹直擔心，自己百年後，這兩個孩子怎麽辦？有壹天，時任中國作協黨組書記的翟泰豐來探視，問巴老有什麽要求？從來不向組織提任何要求的他，不假思索地提出：希望安排好小張、小吳的工作。
壹樁樁、壹件件，在巴金身邊或與巴金有過接觸的人，都會說出許多故事，由衷地說壹句：“巴老這個人就是好！”
妳是巴金的兒子！？
1993年，巴金90歲生日時，上海市政協主席陳鐵迪來訪。走進巴金寓所，陳鐵迪看到自己屬下的工作人員李小棠，便有點奇怪地問他：“妳怎麽也來了？”這時有人告訴她：小棠是巴金的兒子。
“妳是巴金的兒子！？我怎麽不知道！”陳鐵迪十分驚異。
陳鐵迪當然不知道。在小棠身上，壹點也看不到名人之後的影子。他自己也從來不在別人面前提起父親，在以巴金為主的公眾活動中，難以看到他的身影。以至於有人玩笑地說：“見小棠比見巴金都難。”
李小棠在復旦大學讀書4年，學校許多領導都不知道他是巴金的兒子。畢業分配時，很多人為子女能分到壹個好單位，千方百計搞關系、走後門。惟有巴金，沒有跟任何人打過招呼。李小棠的很多同學，有的留在了高校，有的進了中央大單位，有的進了報社、電視臺……分配的工作都比李小棠好。而李小棠來到上海市政協文史室工作，壹幹就是20多年，沒有半點怨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