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寬松的貨幣政策和赤字財政刺激了美國居民的過度消費和金融機構高杠桿運營，造成了資產價格泡沫。
2000年，美國網絡經濟泡沫破裂。為刺激經濟，美聯儲13次降低聯邦基金利率，直至2003年6月至2004年6月的歷史最低點1%，這使得企業、金融機構和居民能夠以十分低廉的成本進行融資和借貸。房價的持續上漲使美國居民相信，購買房屋是無風險的投資，對住房的需求大幅膨脹，進而促進了債務大量增加、金融機構杠桿率提高，導致金融市場的資產泡沫迅速膨脹。過高的資產價格引發的“財富效應”，又進壹步刺激了美國的過度消費。
除了貨幣政策，美國所實施的赤字財政政策和大規模減稅計劃，在刺激經濟增長的同時，也為資產價格泡沫的膨脹留下了隱患。2001年之後，美國政府壹方面進行大規模的減稅，推動居民消費增長；另壹方面，發動了伊拉克、阿富汗兩場戰爭，政府開支不斷擴張。經濟增長結構進壹步失衡，直至危機爆發。
2.以自由為核心的監管理念、監管制度的漏洞和監管手段的不足使金融體系的風險逐步積累，是導致此次危機的重要原因。 發達金融市場的決策者和監管當局沒能充分評估並消除金融市場不斷積聚的風險，未能及時跟上金融創新的步伐而采取有效的監管行動。長期以來，美國奉行自由市場經濟，過於相信市場的自我約束和自我調整能力，主觀上造成了金融監管的缺失和松懈。2005年5月，面對質疑衍生品泛濫、要求美聯儲介入次貸監管的輿論，時任美聯儲主席的格林斯潘認為，金融市場自我監管比政府監管更為有效，堅決反對政府加強金融監管。而2008年10月23日，格林斯潘在國會就金融危 機作證時，不得不承認當初“假設那些自利的銀行等機構，有意願也有能力保護其投資者、銀行的資產以及銀行的生存”而反對監管金融衍生品的做法存在“部分錯 誤”，承認缺乏監管的自由市場存在缺陷。
另外，美國金融監管體系也存在漏洞，導致監管的錯位和滯後。1999年11月4日《金融服務現代化法案》通過以來，美國金融業進入了創新叠出的混業經營階段，但金融監管仍沿襲舊有的體制，沒能跟上金融創新的步伐。在金融危機爆發前，美國金融業的壹些領域存在重復監管，但另壹些領域卻存在監管真空，監管機構很難實現有效協調。舉例來說，有多個部門負責銀行業的監管，但對沖基金、私募股權投資基金卻處於監管真空區。
從監管技能和監管手段上來看，也存在很大的缺陷。金融創新導致風險分布日益不透明，對風險集中程度的識別、分類、評估日趨復雜，風險測量越來越難。大量金融衍生品場外交易導致金融機構表外業務不斷增加，金融機構會計報表的透明度和各項數據的準確性大打折扣，尤其是衍生金融產品的市場真實價值和因此產生的損益情況。金融監管當局沒能及時對金融體系的風險進行正確的判斷。 在次貸危機爆發逾半年之後，美國政府承認了監管上的漏洞，並努力彌補。2008年3月，美國財政部拿出了壹份金融監管改革藍圖，其核心是加強美聯儲在審慎性監管中的主導地位。
3.金融機構的治理結構存在缺陷，漠視風險控制，追求短期利益，缺乏制衡機制，為危機的爆發埋下了隱患。
主要發達金融市場的著名金融機構在公司治理和風險管理方面存在嚴重缺失。壹些董事會成員由CEO沒有任何行業經驗和專長的好朋友組成，不能對這些機構的戰略定位和業務發展模式起到有效的指導作用，對管理層缺乏足夠的約束能力，對有效風險管理和內控制度的建設沒有起到積極作用。這些金融機構的董事會放任管理層追求短期利潤最大化而疏於對風險的適當評估和有效管理，甚至欺詐性的資產承銷和經營行為在追求市場份額、業務增長和短期獎金的驅使下得到縱容甚至鼓勵。金融機構對利益相關者和社會的誠信責任更是無從談起。
這樣“紳士俱樂部”般的公司治理，無法阻止高管層在短期利益刺激下過度擴張有風險的業務。實際上，在前幾年金融機構普遍獲利豐厚的壓力下，不敢冒險的經理人就要面臨被撤換的風險。風險的積累和爆發實際上來自於管理層或者主動、或者被動的經營行為。 4.風險與收益不均衡的創新產品催生了金融危機，監管缺失的場外衍生產品加劇了市場動蕩。
發起—配售模式下的證券化產品以風險承擔和收益的嚴重不對稱為特征，它催化了次貸業務的產生和迅猛發展，助推了寬松和欺詐性的貸款發放標準。基礎資產發起人通過證券化賺取了高收益，卻把基礎資產中所有的信用和市場風險通過證券化轉移給了遍布全球的債券投資者。次貸資產的迅猛發展、次貸類產品價格的大幅膨脹和破滅及其在全球範圍內的傳遞是本輪金融危機的最直接原因。
以信用違約掉期（CDS）為代表的場外衍生產品，發展迅猛、規模龐大。CDS市場投機氛圍嚴重，成為市場做空的重要手段。這個市場透明度低、交易對手風險大、風險不可預測且難以控制，因其屬於場外交易、不受監管，監管機構對其束手無策。在本輪金融危機過程中，CDS市場加劇了市場的恐慌氣氛，對危機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5.評級機構問題重重，是引發和惡化全球金融危機的又壹重要原因。
由發行人付費的評級機構經營模式使評級過程存在嚴重的利益沖突，評級機構還為結構性產品發行人提供有償的咨詢服務（如結構化設計服務）進壹步加劇了利益沖突。結構性產品的評級模型存在根本缺陷，模型和假設參數（其基礎數據往往由發行機構提供）未經過完整的經濟周期檢驗，對產品的評級過於樂觀。在本輪由次貸引發的危機中，評級機構不負責任地給予很多產品較高的評級，並在短期內降低其評級導致金融機構大規模減記資產，直接助推了資產價格的螺旋式上升和泡沫的積聚，並加速了資產泡沫的快速破滅。可以說是次貸危機的主要始作俑者之壹。
從評級的使用者方面看，道德風險問題長期存在。在全球範圍內，很多規定都要求投資管理決定和風險管理做法要確保金融產品達到主要評級機構給出的壹定水平的評級。這樣做使得從業人員可以搭外部評級的順風車，只要金融產品滿足了門檻評級標準就無需擔心其內在風險了。長期以來，發達金融市場習慣了這種做法，非常依賴於外部評級並為此感到自滿。與感到自滿壹同滋生的還有投資經理產生惰性和馬虎態度，不去質疑投資組合中投資產品的內在風險。使用評級結果的機構（基金經理、金融機構高管等）應該最終對其客戶和股東負責，應對風險做出獨立判斷，而不是光把風險評估職能轉包給評級機構。使用者對外部評級的過度依賴加重了信用評級的順周期性，進壹步放大了市場動蕩程度。
此次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是美國宏觀經濟政策失誤和微觀層面多方面錯誤***同作用產生的結果，這些才是導致金融危機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