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氣候“戰爭”
9月22日，聯合國氣候變化峰會在美國紐約召開，這是聯合國歷史上就氣候變化問題舉行的最大規模的國際會議，聯合國192個會員國均派代表出席，其中包括90多位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足以證明這次峰會的重要程度。
氣候變化被全球關註的背後是壹組讓人不安的數字，如今，全球每年要排放250多億噸二氧化碳，空氣中二氧化碳的濃度，從工業化以來，已經增長了36%。人類制造了大量的溫室氣體，由此帶來的災難正不斷威脅人類自身，據統計，20世紀90年代，全球發生的重大氣象災害比50年代多了5倍。有人預測，如果情況不加遏制，全球平均氣溫將在未來50年內升高2到3攝氏度；由氣候變暖引起的幹旱和洪災將使2億人流離失所。壹系列連鎖反應會像多米諾骨牌壹樣，把人類推到難以發展的尷尬境地。
好在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意識到了這點，都開始從本國的國情出發來解決這壹問題。而聯合國不定期舉行的氣候變化會議其中壹個主要議題也是要制定各國的減排任務，同時要求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相應的資金和技術來幫助進行減排。然而，在每壹次會議上，壹旦提及減排目標與資金技術轉讓的問題，馬上就會成為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爭議的焦點。
1997年，聯合國氣候大會在日本京都通過了旨在控制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的國際協議——《京都議定書》。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說，發達國家，首先要做出政治的承諾，要有壹個減排的目標，這個是絕對減排的，當然發展中國家，也要做出相應的，適當的國家減排的方案，所以這兩個減排目標是不壹樣的，我們是自願的，而且是相對的減排，他們就是強制要求的，而是要絕對的減排，當然這裏面鬥爭很大。
但2001年，布什總統在上任時以“對美國經濟發展帶來過重負擔”和“發展中國家也應該承擔減排和限排溫室氣體的義務”為由，宣布美國退出《京都議定書》，也就表示美國不再承擔減排責任。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 楊富強說：“當然美國它是想說，它不管承諾，它也很想把中國和印度，還是拉進來，他認為印度、中國將來會排放那麽多，我們辛辛苦苦搞了排放，結果他們將來排放更多。”
《京都議定書》規定，到2010年，所有發達國家二氧化碳等6種溫室氣體的排放量，要比1990年減少5.2%。作為全球經濟第壹大國的美國，人口僅占全球人口的3%，而排放的二氧化碳卻占全球排放量的25%以上，當時給美國制定的減排任務為，到2012年必須讓溫室氣體排放削減7%。而在減排這壹問題上，中國長期以來堅持實行“***同但有區別的責任”，也就是說，發展中國家在氣候問題上同樣承擔責任，但受經濟發展階段和實力所限，不應和發達國家承擔同等的，具有法律約束力的責任。而在責任大小的問題上，美國等發達國家堅持認為，壹些發展中國家目前在碳排放的總量上迅速增加，其中，中國已經超過美國，成為世界上二氧化碳排放量最大的國家，所以應承擔重要責任。而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早在工業革命時期就大量排放溫室氣體，他們是當前氣候變暖的始作俑者。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 楊富強表示，發達國家，要承擔歷史責任，歷史上他們排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所以才造成了我們今天氣侯變化，對我們農業、對我們的水、對我們各種資源、對我們公眾健康的影響。在歷史上是由發達國家造成的，所以我們希望就是說發達國家，壹定要做出他們的承諾，來拿出資金和技術來支持發展中國家。
2007年12月15日下午，經過持續十多天的馬拉松式談判，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終於通過名為“巴厘路線圖”的決議。決議強調了在以前國際談判中受到忽視的“技術開發和轉讓問題以及資金問題”。在這壹問題上，發展中國家認為發達國家應將其GDP 0.5%～1%用於提供資金支持，來幫助發展中國家減排，但在落實到實際的行動上時，發達國家卻遲遲沒有動靜。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 楊富強說，從目前看來，美國和其它的發達國家的減排目標的承諾都是太低了，給的資金現在目前還沒有著落，我們估算了壹下，每年應該是1650億美元，那麽目前連1美元的這個影子還看不到。而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潘家華也說：“實際上現在中國在可再生能源的利用，在核能開發，在這個能源效益的提高這些方面比世界上任何壹個國家做得都好，我們做了，有目***睹事實擺在那兒了。第二，我們想做得更好，但是我們的資金技術，像這個風能發電機和電子控制水平設備，我們沒有，給我們吧，我們可以做得更好，拿來吧，我們可以做。”
作為研究環境經濟的學者，潘家華認為，要讓發展中國家在國際氣候問題上發揮作用，美國等發達國家必須率先起榜樣作用，否則很難得到***鳴。中國社科院可持續發展研究所潘家華說：“我們想做得更好，但是我們不知道怎麽做，妳們做給我看壹看，對不對？現在美國、歐洲、日本沒有壹個敢說我做的，就像我這樣做就行。拍著胸脯，像我這樣做，拿不出來呀。”
雖然在技術和資金的支持上，遲遲未做出實質性的舉動，但奧巴馬和鳩山由紀夫的相繼上臺，讓美國和日本在減排問題上已經表現出比前任更為積極的態度。這也讓中國感受到了越來越強的減排壓力。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經濟安全中心主任 江湧強調：“沒有哪壹個議題，像氣侯變化議題壹樣，具有殺傷力，這就是我個人認為是美國的它壹個戰略轉變的壹個重大考量。”
為此，在紐約的氣候峰會上，中國已經做出的回應：中國爭取到2020年單位國內生產總值的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要有顯著下降。爭取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壹次能源的消費比重達到15%左右。僅通過降低能耗這壹項，中國5年內可以節省能源6. 2億噸標準煤，相當於少排放15億噸二氧化碳。這些承諾都顯示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的積極姿態。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 楊富強表示，中國目前，所做出來的減排，比如說20%的節能目標，是15億噸二氧化碳，是目前世界上，所有的國家中，減排力量最大的這麽壹個國家目標。
今年12月，聯合國將在丹麥哥本哈根舉行氣候變化大會，這是繼2005年生效的《京都議定書》後，又壹次具有重要歷史性意義的全球氣候會議。屆時，與會各國將就2012年後全球應對氣候變化的新安排達成壹致。然而就在各國的政治家們準備預訂去哥本哈根的機票時，最先抵達哥本哈根的是壹團團烏雲。《經濟學人》雜誌撰文稱“哥本哈根會議的前景目前還不明朗。在紐約舉行的氣候會議，除了闡述氣候變化帶來的危害外，美國總統奧巴馬幾乎未提出具體的措施，他所說的內容極為空洞。” 而最近壹段時間，美國政府受醫改問題牽制，不僅沒有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有更積極的態度，反而發出了倒退的聲音，使得哥本哈根大會之前的多輪會談都停滯不前。這些跡象都使得即將到來的氣候談判迷霧重重。
說到發達國家的減排問題就不能不提到美國，作為全球最大的經濟體和主要的溫室氣體排放國，它的態度和作為將對全球減排問題起到舉足輕重的作用。奧巴馬上臺後壹改布什政府的消極態度，推出了龐大的新能源發展計劃，那麽這壹計劃對全球的能源格局、乃至經濟又會帶來怎樣的影響呢？
二、新霸主計劃
2009年2月，奧巴馬上任第壹周，簽署了兩項總統行政法令，要求美國提高燃油使用效率，並允許州政府制定高於國家標準的汽車尾氣二氧化碳含量標準。他在白宮當天舉行的發布會上說：“美國準備在新能源上重新領導世界。”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和能源部長朱棣文***同訪華。兩位部長此行提及最多的壹個關鍵詞也是新能源。美國商務部長駱家輝告訴我們，作為世界上兩個最有生產力和創新力的經濟體，美國和中國都有著獨特的地位，來發展太陽能，風能，生物質能等各種全球急需可再生能源技術。
還是新能源，今年2月11號，美國通過的《2009年恢復與再投資法》中，有約500億美元用來提高能效和擴大對可再生能源的生產。在涉及新能源計劃中，其中100億用於智能電網的建設，為新能源並入(火)電網創造物質條件，其余400億全部用於扶持太陽能、風能、地熱能等新能源。種種跡象表明，這個世界經濟的第壹大國已經將發展新能源提到了前所未有的戰略高度。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張海濱表示，其實最早的推動新能源的進程，不是美國，日本，歐盟，其實走在前面。但是並沒有形成壹波很強烈的潮流，美國奧巴馬政府他壹推動以後，引起了全世界的高度關註。
從歷史看，美國壹直不曾放松對能源的控制。發動了伊拉克戰爭的小布什曾被戲稱為“Oil guy”——石油人。早在他就職初期，2001年4月的白宮內閣會議上就做出過這樣的決議：“由於伊拉克對石油市場可能有不安定的影響，這是美國無法接受的風險，因而軍事幹預是必須的。”曾為美國政府效力多年的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也在自己的回憶錄中直言不諱地指出布什政府發動伊戰的根本原因——石油。他在回憶錄中這樣寫到：“如果妳說美國出兵伊拉克就是為了有更多的石油， 那有人就該問了，‘那我們為什麽油價還80美元那麽高呢’? ”於是記者問到：“如果我們不出兵伊拉克，那麽我們現在的油價就該到每桶130美元、140美元壹桶了，是這樣嗎？”他回答：“對，沒錯”。記者懷疑的問到：“您確定嗎？”格林斯潘回答說：“ 當然，這就是打擊薩達姆的目的。”
可以說美國從來沒有放棄過對能源的控制，手段也從軍事打擊到金融控制，不斷出新。然而在小布什第二個任期時，對於能源的認知開始悄然發生著變化。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江湧說，美國前期階段的時候，重點為了維護國土安全，防範恐怖襲擊。後來，也隨著國際這個經濟環境格局，競爭秩序的這壹個變化，再加上國際利益集團搏弈的這種變化，那麽布什政府，也在修整他的能源政策。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張海濱說：“小布什政府時期，雖然在京都議定書的問題，在全球氣候制度建構方面，它作用很小，甚至是采取了單邊主義的做法；但是有壹點請大家要註意，小布什政府時期，每年都投入50到60億美元用於節能減排技術的研發。”
布什政府當年在新能源方面提出的最為有力的舉措，就是2007年，開始大力推行的玉米乙醇加工技術。美國計劃要在2017年前將玉米乙醇等生物燃料生產量提高為當時產量的5倍。江湧表示，當年玉米乙醇的興起讓嗅覺靈敏的美國金融資本在對玉米期貨的控制中賺了個盆滿缽滿。但生物乙醇技術也因為加劇了全球糧食價格的上漲而廣受批評，有人用汽車輪子碾碎窮人飯碗來形容這項舉措。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 江湧說：“上壹輪，就是07、08年世界糧食價格的上漲，那麽人們普遍指責美國和歐洲，然後搞生物能源，因為搞玉米來加工乙醇，包括聯合國，包括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都在指責歐美這種行為，是違反人類的，反人類的這種行為，是極其不人道的。
現在看來，很多人認為美國當時力推玉米乙醇並非只是想發展清潔能源這麽簡單，玉米的短缺也並非只是壹個簡單的農業問題。美國前國務卿亨利·基辛格曾經在上個世紀70年代說過這樣壹句名言：控制了石油，妳就控制了國家；而控制了糧食，妳就控制了人類。基辛格這番話的背景來自1974年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壹份研究報告。報告認為，發展中國家人口膨脹，那麽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會很快因之增強。這對美國來說自然是壹個威脅。所以，可以通過控制糧食出口，逼迫那些國家實施控制生育的政策，限制國力的增長。這份報告也被當做後來美國引發的這場的糧食危機的政策源頭。
江湧，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中國經濟安全研究中心主任，在他看來，美國各個時期的能源政策都不如在氣候這個議題下的新能源策略具有威懾力。那麽，奧巴馬的新能源政策會給世界帶來怎樣的影響呢？他說：“新能源，它都被泛政治化了。現在很明顯的泛政治化，如果妳不做，妳就是影響國家形象，妳的國家形象的問題，/在發展國家，未來解決基本生存的問題的時候，那麽他們引領這樣壹個大旗，所以這個方面，我們覺得它設置話題 議題的能力太強了，這就是他們的話語權。”
今年4月初，美國能源部長的朱棣文在美國《新聞周刊》上，呼籲美國“放棄石油”，“掌握自己的能源命運”。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張海濱笑著說到：“有壹個很有意思的現象，妳可以看到，2003年，美國打了伊拉克，確實國力受到很大的影響和削弱，另外壹個方面，可以看到在美國對外政策當中，看到拉美的委內瑞拉，俄羅斯，這些實際上經常打的牌就是能源，就是石油牌。另外還有就是伊朗問題，他經常說要威脅封鎖霍爾木茲海峽，美國也是難以承受世界之重。奧巴馬政府要考慮能源安全，就是石油、天然氣，傳統化石燃料，可靠的供應是個很大的問題。對這個問題，國外的依賴越大，國家越脆弱，妳就越難隨行妳國家的利益和政策。”
“壹個控制不了自己能源的國家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未來。”奧巴馬在自傳《無畏的希望》壹書中，以犀利筆觸表達了自己對美國能源政策新的看法：我們壹方面通過戰爭和金融手段繼續加大對國外石油的控制，另壹方面，要加快新能源的研發，占領技術的制高點，未來10年要投入1500億美元資助替代能源的研究。這兩方面***同作用，才能盡快擺脫對石油輸出國的高度依賴。世界自然基金會全球氣候變化應對計劃主任楊富強說，美國之所以要發展可再生能源是因為第壹，美國發現它當時沒有應對氣侯變化，退出《京都議定書》以後，它在可再生能源的技術發展上落後了。所以奧巴馬提出能源新政，當然還有國內的原因，他想要利用可再生能源，然後代替大量的石油進口。因為美國喊了幾十年，說要減少石油供應安全的，這種威脅，但是這種威脅，仍然時時刻刻存在，所以美國表示最後試壹試可再生能源。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教授 張海濱也表示如果說美國占領了新能源技術的制高點，這無疑對美國它的霸權的地位的鞏固和維護，那都是至關重要的。
可見，奧巴馬揮舞綠色大旗，大步前進的壹個重要目標，就是要讓那些以石油為戰略資源、在政治上敢於向美國叫板的國家逐漸失去話語權。接下來，美國還將通過制定新能源的遊戲規則再次牢牢握住世界經濟的主導權。
說到新能源，不得不提到壹個詞：碳交易，它在國際市場上有壹個通行的叫法CDM，CDM是清潔發展機制的簡稱。1997年聯合國氣候大會通過的《京都議定書》規定了未來幾年發達國家的強制減排任務，為完成這壹任務，發達國家需要為此支付高昂的成本，像在日本境內，減排1噸二氧化碳的要花費234美元的成本，美國也需要153美元，而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減排成本僅僅是十幾美元，在中國，每減少壹噸碳排放也只需要20美元，正是這種巨大的減排成本差異，讓發達國家熱衷於在發展中國家尋找減排項目，CDM就是這樣壹種用資金換碳排放的機制。從廣泛的意義來講，任何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技術，都可以作為CDM項目來開展，比如新能源。目前在中國，有不少的風電企業已經開始從中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