滇劇在雲南民間廣泛流行，擁有眾多玩友、票友。不少文人學士也是滇劇愛好者，由於他們的參與，對滇劇劇本的創作、加工，聲腔和表演藝術的提高、改進起了很大的作用。雲南原住居民人數最多的白族和彜族，有本主和土主崇拜習俗，各村寨都有本主廟或土主廟，廟內均有戲臺。每年春節以後至農歷三月農事輕閑，便成了廟會的集中時期，幾乎村村都要輪流唱戲，各戲班都生意興隆。但是唱戲的演員更多的還是普通群眾中的業余愛好者，開戲之前數周都要先請戲師傅到村中教戲。
劍川文人趙師程（趙藩之父）有《社戲曲》壹詩對春社演鄉戲有形象生動的描述：“南村北村同賽神，大男中男粉墨新。大男昂長扮項羽，中男學扮虞美人。下臺不除紫巾岸，收場不洗翠眉頻。但逢相識拉拉次，肥肉大酒歡良辰。明年多收十鬥麥，為君再把粉墨勻。”由此可見滇劇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雲南許多地方都有群眾性自發組織的鄉戲班，平時常有數人相聚，拉起二胡、打開鑼鼓清唱的“打圍鼓”活動，茶館是開展這壹活動的主要地點。
壹些滇劇特有的劇目在藝術上有濃郁的雲南地方色彩，在內容上也強烈地反映雲南的社會狀況。1884年中法戰爭，帝國主義侵略的觸角已直接伸向雲南，全省民眾群情激昂，護路、護礦，維護國家主權的鬥爭逢勃開展，繼之孫中山領導的民主革命亦得到雲南誌士的積極響應，滇劇成了反帝、反封建鬥爭的重要手段。為適應民主革命形成的發展，便產生了滇劇改良活動，壹批反映雲南歷史和現實題材的劇目出現。
滇劇自出現之日起就是大眾型、群眾性的文化活動，大理、玉溪的群眾壹直都很喜愛這種劇種，但相對於花燈來說，滇劇要求更高，更城市化，表演更難，對劇本的要求也更高。在采訪中記者了解到，壹些非常有名的劇目，花了許多時間和精力去編排，但編排好後被束之高閣。比如1999年，《趙京娘與趙匡胤》在北京演出引起了轟動，演出結束後演員被圍住要求簽名合影。演員馮詠梅更是獲得我國戲劇最高獎——梅花獎，但《趙京娘與趙匡胤》自上京演出回來就沒有在玉溪公開演出過。優秀的節目難與觀眾見面，壹則是觀眾的興趣問題，另壹則可能就是劇目與觀眾還有壹定的距離，不管從表現形式上還是劇目取材上都不能適應觀眾多方面的要求。在記者采訪省滇劇院的青年演員王樹萍、周霞（此次滇劇花燈藝術周中展演的滇劇《童心劫》裏兩位女主角）時，兩位演員也表示，放下滇劇高雅的架子，加入群眾更感興趣的東西，從群眾的角度來編寫劇本，改變傳統的冗長的演繹手法，真正走到群眾中間，能使滇劇被觀眾和市場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