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個國家的道德標準會影響到他們的生活方式和外交政策目標的選擇。但是，如果只依據道德標準評估壹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將只能帶來災難，俄羅斯外交也是壹樣。在俄羅斯外交中，不管意識形態的外衣有多麽華麗，現實利益才是驅動俄羅斯外交最根本的動力。不管是結盟關系的改變，還是外交理念的變化，都源於現實政治的推動。
1、結盟對象不以意識形態劃線。
在處理俄德、俄奧、俄法、俄英、俄瑞、俄土、俄波、俄中關系時，俄國與哪壹個國家結盟，建立什麽樣的同盟關系，並不取決於對方的國家性質。在很長壹段時間裏，俄國奉行與德國(先前是普魯士)、奧地利結盟的政策，他們的結盟固然與三國都是君主制國家有關，但並不是像訂立《神聖同盟條約》時所宣揚的那樣，是為了宣揚正義、慈悲與和平。實際上，在美麗的外表下，隱含的是防止法國東山再起，力求保持自身已經獲得的成果，同時也是為了隨時將革命力量消滅掉。隨著德國的統壹與日益強大，三個君主國家曾訂立過“三皇同盟”。但是，由於在追求的目標和利益需求等方面彼此的分歧越來越多，三國同盟沒堅持多久就解體了。1939-1940年，在戰爭危險日益逼近的情況下，斯大林拋開意識形態上的分歧，放棄原來的反法西斯政策，轉而與法西斯的德國簽訂互不侵犯條約，與法西斯的日本訂立中立條約，令世人大吃壹驚。
諾門罕地圖
許久以來，俄國壹直把法國作為自己的防範對象。防範法國最主要的原因在於：壹是法國在歐洲大陸是最強大的國家，並對俄國的鄰國波蘭虎視耽耽，俄國擔心法國的侵略；二是俄國作為壹個落後的封建君主國家，對法國不時湧現出的革命熱潮十分害怕，防止法國革命的影響成為俄國的壹項重要任務。但是，當德國變得強大時，法國這個意識形態上的敵人就會退到了次要的位置。德國這個俄國傳統上的盟友和意識形態上的誌同道合者，就會變成俄國的敵人。在俄法關系發展史上，曾經有過四次結盟。分別是伊麗莎白女皇（這是俄國沙皇，與英國女王不是同壹人）時期、亞歷山大三世時期、第壹次世界大戰時期、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期，都是由於德國力量的日益強大引起俄國嚴重不安，俄國為抗衡德國而形成的。
英國與俄國在19世紀50年代以前，友好的壹面具有主導的地位，英俄兩國沒有直接發生過大的戰爭。進入19世紀50年代後，盡管兩國在意識形態上並沒有什麽變化，但是，隨著俄英在中東和中亞地區的利益沖突不斷激化，兩國日益敵對，兩國在這些地區不斷發生沖突（即大博弈）。但當它們面對德國這個***同的威脅時，兩國盡釋前嫌，訂立盟約以抗衡德國。蘇聯時期的蘇英關系大體經歷了四個階段。第壹階段是蘇俄時期，由於協約國武裝幹涉蘇俄，兩國基本處於對立狀態，意識形態成為兩國關系沖突的根源。第二階段是和平***處階段，影響這壹時期兩國外交關系的既有意識形態因素，也有現實利益因素。蘇德戰爭時期，由於面臨***同的法西斯危險，打敗法西斯的侵略成為兩國***同的目標，因此，合作成為這壹時期兩國關系的主線，意識形態在兩國關系中只是起次要的作用。第四時期，也就是冷戰階段，雖然意識形態因素深深地影響著兩國的關系，但現實利益仍是兩國鬥爭的主線。
大博弈的結果
總之，從俄羅斯外交史看，意識形態上的不同，並不壹定說俄國就不與之結成同盟；意識形態上的相同，也並不能保證同盟關系的持久。同盟關系能否保持，取決於他們有沒有***同的目標、***同的危險、***同的利益需求，壹個同盟有多鞏固，取決於他們在目標、利益和面臨的危險方面有多大的壹致性。
2、對革命的態度取決於現實政治的需要。
在俄羅斯，尼古拉壹世對革命的敵視最具代表性。尼古拉壹世宣誓的當天，就遭遇了十二月革命黨人起義。因此，他對革命充滿了反感與仇恨。1830年9月，比利時發生了革命，威廉國王請求神聖同盟四國（俄、英、普、奧）援助。尼古拉很快就積極響應，並號召其他三國采取堅決行動。後來，尼古拉壹世又鎮壓了波蘭革命、1848年匈牙利革命。沙皇俄國變成了“歐洲憲兵”。但是，尼古拉壹世的這些外交行動並不表明他是壹個意識形態重於現實利益的人。實際上，對處於封建農奴制統治的俄國來說，維持正統，在國土之外建立壹堵防護墻，防止歐洲的革命之火燒到已經非常脆弱的俄國國內，是俄國的現實需要。同時，如果聽任歐洲地區特別是中歐地區自由主義和民族主義發展，中歐地區就有可能最終走向統壹，這對俄國是極為不利的。因為中歐的分裂大大擴展了俄國外交的回旋余地，俄國可以依據不同的情勢，在普魯士、奧地利和各邦國之間取舍。
伊麗莎白沙皇
尼古拉壹世不僅要獲得這些間接利益，他還時刻不忘要利用鎮壓革命、維護正統獲得自己的直接利益。當奧地利皇帝請求尼古拉壹世幫助鎮壓匈牙利革命時，尼古拉壹世就表示，他可以這樣做，但是，俄國必須得到布科維納和加裏西亞，否則他就按兵不動。總體來看，尼古拉壹世時期的俄國對外政策的確存在維護國際封建君主的意識形態，具有聯合各國封建反動勢力鎮壓各國人民革命運動的成分，但是，最根本的還是俄國的國家利益在起作用。尼古拉壹世鎮壓歐洲革命、維護巴爾幹半島東正教徒的權利等，與其說是出於其反動的意識形態，不如說是出於實實在在的利益追求。
這壹點，從尼古拉壹世對出兵鎮壓的革命的選擇也能看出這壹點。尼古拉壹世也不是對所有的革命都出兵幹涉，他對發生在不同地區、與俄國利益關聯程度不同的革命，采取的策略也完全不同。對西歐地區發生的革命，由於與俄國的直接利益相關度相對較小，尼古拉壹世大多采取虛張聲勢的策略。比如對於法國發生的1830年的“七月革命”和1848年革命，他口頭上叫嚷，實際上卻隔岸觀火。對於與俄國毗鄰，有可能直接威脅到俄國的革命，比如中歐的匈牙利革命、多瑙河兩公國（摩爾多瓦與瓦拉幾亞，羅馬尼亞的前身）發生的革命、波蘭革命，尼古拉壹世奉行的則是直接出兵鎮壓的政策，目的是建立抵禦革命蔓延到俄國的防護墻，並利用這些革命撈取實際利益。通過鎮壓波蘭革命，俄國加強了在那裏的統治；俄國以鎮壓多瑙河兩公國革命為借口，占領了兩公國；通過鎮壓匈牙利革命，使俄國在巴爾幹和黑海的長期競爭對手——奧地利壹度屈從於俄國。
這壹點，也表現在蘇聯對待中國革命的態度上。盡管蘇聯對中國革命總體上是持支持態度的，但是，斯大林在處理與中***、與國民黨的關系時，更多的並不是從意識形態的角度來考量，而是從現實政治的需要來確定自身對中***、對國民黨的政策的。
3、對斯拉夫民族解放運動奉行實用主義政策。
影響俄國政府在巴爾幹半的外交，到底主要是出於意識形態方面的考慮，還是出於利益的考慮，曾經有過許多的爭論。要得出很明確的答案非常困難，因為在俄國人的行動中，顯然有許多矛盾的地方。俄國的外交壹直在維護巴爾幹各國人民利益與利用這些國家來達到俄國的目標之間來回搖擺。壹方面，盡管在俄國國內，政府奉行的是俄羅斯化的政策，可是，它在國外卻支援斯拉夫人的民族解放運動。巴爾幹的壹些小國能夠擺脫奧斯曼帝國的統治，很大程度上是由於俄國的援助。另壹方面，它又害怕因支持巴爾幹斯拉夫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而波及國內的穩定，並招致英法等西方強國的猜疑、反對。
巴爾幹半島
在對待巴爾幹地區斯拉夫人反對奧斯曼帝國的統治中，俄國可以有兩種不同的辦法選擇：可以采取同其他國家，至少是同三皇同盟中的盟國合作的政策，通過大國協調達到自己的目的；或者設法單獨對付奧斯曼帝國。由此，在俄羅斯也出現了兩個持不同觀點的派別。壹派主張采取比較慎重的政策，通過大國協調來解決東方問題。壹派主張采取積極政策，獨立對付奧斯曼帝國。不能否認，由於俄國與巴爾幹地區的斯拉夫人在文化、宗教、種族上的相近，使俄羅斯政府和人民對這裏的人民懷有更好的感情，傾註了更多的心血。但是，從總體上看，俄羅斯的近東政策更多還是表現為實用主義的政策，俄國對斯拉夫民族解放運動的態度，主要取決於以下兩個因素。
畫圈的是合並後的多瑙河兩公國
壹是斯拉夫民族能否成為俄羅斯外交借重的力量。借助斯拉夫人，沙皇俄國政府可以在肢解、瓜分奧斯曼帝國中獲得更多的遺產。盡管沙皇俄國在巴爾幹沒有像泛斯拉夫主義所渲染的那麽宏大的目標。但是，俄國支持斯拉夫民族的解放運動主要是要達到削弱奧斯曼帝國，擴大俄羅斯在巴爾幹的勢力範圍，奪取奧斯曼帝國的領土，提高沙皇俄國的國際威望，取得對奧斯曼帝國或者土耳其兩海峽的控制權等現實目的。只是在不同的時期由於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俄羅斯要實現的目標的側重點不同而已。
二是俄羅斯外交對斯拉夫民族解放運動的態度如何。當俄國對斯拉夫民族解放運動進行直接的武力幹涉將遭到歐洲其他大國的反對的時候，俄國就會放棄其強硬的武力幹涉政策，采取更加慎重的觀望態度，或與大國繼續協調的政策。壹方面爭取通過大國協調獲得更多的利益，另壹方面，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采取進壹步的更加強硬的政策，以獲得更大的利益。反之，當俄羅斯能贏得大國的同意、或者默許采取單獨行動時，俄羅斯就會毫不猶豫地對采取武力幹涉行動。
同時，應該指出的是，俄羅斯外交由於缺乏經濟、軍事上的強有力支持，而它在這壹地區所面對的對手越來越多，越來越強，所以俄羅斯外交在巴爾幹地區所遭受的失敗也越來越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