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表象上，“超收”不過是預算執行的結果，“超支”花的也是意外之財。但深入壹步看，“超收”和“超支”，或者由“超收”走向“超支”的發生，其根本的原因則鑲嵌於我國現行的預算約束制度之中：
在預算的編制環節，無論是預算收入指標的安排，還是同其協調安排的稅收收入計劃指標，歷來都是本著“留有余地”的原則確定的。其習慣性的做法，就是在GDP的計劃增幅基礎上外加2－3個百分點。如在2005年，GDP的計劃增幅為8％，據此測定的預算收入增幅便為11％（＝8％＋3％）。註意到過去13年間實際高達20.13％的稅收收入年均增幅幾乎是同期GDP年均增幅（10.14％）的2倍之多，GDP的實際增幅又總是遠高於計劃增幅，並且稅收收入占到了預算收入的90％以上，可以立刻意識到，無論出於怎樣的考慮，在預算收入的編制環節，事實上預留了很大的“超收”空間。
在預算的執行環節，處於現行稅收管理體制下的稅務機關，其日常工作要在兩條線索上進行：稅收計劃和現行稅制。壹方面，作為指令性的稅收計劃，經過層層分解並下達到各級稅務機關之後，便成為必須完成的任務“底線”。另壹方面，作為征稅基礎的現行稅制，在依法治稅的旗幟下，把該征的稅如數征上來，又是稅務機關必須履行的天職。既要依計劃治稅，又須依法治稅。前者很“硬”，沒有討價還價的余地。後者雖表面上不那麽“硬”，也可依征管能力的狀況而有所伸縮，但在稅收法制建設迅速推進的條件下已經容不得人為的調節。故而稅收計劃和現行稅制之間的現實距離，又為稅務機關以及整個預算執行環節打下了“超收”的基礎。
在預算的審查環節，現行預算法對於“超收”、“超支”的規定，頗為模糊。“超收”收入的動用和決策基本上在行政系統內完成，而未納入人民代表大會的審批視野。即便在形式上要走某些程序，實行所謂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通報和報告制度，通常的情形也是，先支用，後通報，或者邊支用，邊通報。甚至本來應互為條件的財政赤字和“超收”，也往往互不搭界、各行其道。故而每年形成的“超收”，幾乎都要不打任何折扣地轉化為當年的“超支”。在“超收”與“超支”之間，是壹列高度相關的“直通車”。
正是在上述的體制機制性因素的交互作用下，“超收”的意義變了味，人們對於“超收”的態度也走了樣：由被動地接受“超收”的結果演化為主動地追求“超收”的目標。自然地“超收”也就越來越趨向於常態化：不僅每年動輒幾千億元的“超收”滾滾而來，而且因“超收”而生、遊離於預算之外的財政收支規模也越來越大。
事情壹旦走到這壹步，鮮美的“唐僧肉”倒有點“燙手山芋”的味道了：建立在“超收”基礎上的財政收支運作機制，顯然難保可持續性。壹旦“超收”資金鏈因故斷裂，由此出現的麻煩可想而知；在趨於常態化的“超收”面前，本來就不那麽規範的現行預算約束制度處境尷尬。既難以壹下子收緊韁繩，實施真正意義上的預算法治，又不能放任下去，隨其同市場經濟的要求漸行漸遠。
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的推出，可說是如此情勢下“逼出”的壹個求解之法。從2006年為數2573億元的中央財政“超收”中拿出500億元，充作中央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的財源，實質是對“超收”實施了“分流”：壹部分“超收”脫離了原有的非規範性軌道，從而進入了可望在今後調劑使用的“蓄水池”，並走入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的預算監督視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