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鴻禎
( 中國地質大學，北京)
壹
2007 年適值丁文江先生誕辰 120 周年，又逢丁先生故居整修開放。我有幸應約為文紀念，感到非常榮幸。謹以這篇短文對丁先生的 120 周年華誕和故居開放表達誠摯的敬意和祝賀。
近年以來，國家社會，弘揚文化，振興科教，尊師重道，崇敬先賢。泰興黃橋是壹代科學大師丁文江先生的故鄉。現在故居開放，供人瞻仰。我相信地質界、地學界、科學界以至整個學術界的有關人士都會受到鼓舞，感到慶幸。
這篇短文是應丁先生故鄉江蘇省泰興市政府之約，於 2007 年 4 月寫成。承允發表於此，僅表謝意。
二
丁先生對地球科學的各個學科無不通曉、對自然科學以及人文科學，也無不關懷。但他學術的專精則在於地球科學和地質科學。他在地質事業和地質教育兩個方面都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先說地質事業: 丁先生壹生對人對事，負責求真，自強不息。他早年同章鴻釗、翁文灝等創建地質調查所，篳路藍縷，育人建業，艱辛奠基。不到 10 年，就把地質調查所建成為中國最早的壹所完整的科研機構，在地質調研和學術出版等方面都達到了公認的國際水平，成為中國科學發展史上的驕傲。
關於地質教育，應從北京大學說起。丁先生和章鴻釗先生借用北京大學原地質學門的房屋設備創辦的地質研究班 ( 所) ( 1913 ～1916) ，實際上就是壹所早期的地質教育機構，培養了中國第壹批地質人才，他們以後成為中國地質工作的脊梁。
說到北京大學地質系，丁先生於 1920 年促成蔡元培校長做了兩件重要的事。壹是聘請美國著名學者葛利普來華任古生物學教授; 二是聘請李四光回國任地質學教授，從而形成了中國最早的正規的理科地質系，出現了北大地質系第壹個輝煌時期 ( 1923 ～ 1928) 。我在林任申著 《丁文江傳》題詞中的 “誼推葛李”即是指葛利普、李四光兩位先生。1930 年北京大學陷入困境，又是丁先生和胡適、傅斯年先生等促成了中華文化教育基金會與北大全面合作，增購設備，聘請研究教授，以支持蔣夢麟校長北上改革北大。當時丁先生就受聘為地質系研究教授。同時聘請的研究教授還有李四光、曾昭掄、王守競、汪敬熙、劉樹杞、胡適、湯用彤、周作人、劉復、徐誌摩、趙乃摶等*** 15 人，由此形成了北大地質系以及北大整體在 20 世紀 30 年代的再度輝煌。丁先生對中國高等學校早期成立的地質科系也都盡量予以關懷和支持。
丁先生還是 “中國地質學會”( 1922) 、“中國古生物學會” ( 1929) 、和 “中國地理學會”( 1934) 的主要創始人。所以稱他為 “地學宗師”是最為恰當的。
三
丁先生對國家、社會以及朋友、學生和家人的責任感和服務意識是極為真摯、感人至深的。文末聯語所說的 “政論”主要是指他在 《努力周報》 ( 1921 ～ 1924) 和 《獨立評論》( 1932 ～1935) 上發表的涉及政治、外交和軍事的論文，其特點是出刊及時、“振聾發聵”，有新穎的見解。盡管他們提出的 “好人政府” ( 1922) 不免使人感到有陷入 “明君賢相”窩桕之嫌，但從整體上說，仍然當得起時代 “新聲”之譽。丁先生關心政治，勇於發表政論，應是受到梁啟超先生的啟迪。他和梁先生於 1919 年作為顧問，同去參加巴黎和會，成為忘年之交。他對梁先生十分崇敬。1929 年梁先生去世，丁先生在北平、上海兩地舉行的追悼會上都寫了挽詞，深情感人。我在林任申著 《丁文江傳》題詞中的“名重蔡梁”即是指蔡元培、梁啟超二位先生。
丁先生的服務於人民大眾、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行動準則的理念幾乎成為壹種信仰。他多次呼籲少數人應當並能夠擔當國計民生的大責任，而且終生身體力行，就是這個理念的表現。因此他論人治事每常以實踐成效為準。即以引起頗多質疑的他 1926 年出任淞滬商埠總辦壹事而論，其目標是利用機緣，為國家人民做些實事，其過程是幾位有社會影響的同道誌士與當權者先有要約，而在壹旦發覺當權者有違所約時，即決然離去，可謂光明磊落。而且是丁先生在短短的 8 個月任期內就做出了超常的業績，初步奠立了大上海市的規模，部分收回了上海公***租界內中國人民的權利。我想把先賢林則徐的兩句名言換幾個字，改成 “茍利國家實踐 ( 生死) 以，豈因毀譽 ( 禍福) 避趨之”，也許可以理解和說明他當時急於求得實效、不計個人毀譽的心情。還應當指出，他在 1933 年訪問蘇聯之後的兩年內所寫的幾篇政論，對蘇聯新政權基本上是抱有希望和肯定的，這顯現出了他的大家風範和接受新生事物的科學家的客觀態度。由於時代的局限，他服務於大眾的理念無法上升到能夠相信大眾和依靠大眾的高度，這也是我們不能苛求於前人的。
四
丁先生具有多方面的學術造詣，不限於地球科學，也不限於自然科學。他是地球科學的通才和全才，在地質以外，對測繪學和地圖學的貢獻也是膾炙人口的。他還是人類學家、考古學家、語言學家和科學史家。他對川滇土著人種的研究 ( 1933) ，他的關於少數民族語言的著作 《爨文叢刻》 ( 1936) ，他對 17 世紀探險式地理學家徐霞客的長期推崇，精心編著的三卷本 《徐霞客遊記》和年譜長卷，及其對其重要科學價值的闡發和評價( 1921，1926，1928) ，以及他對 17 世紀宋應星著 《天工開物》軼稿的搜求和部分重印( 1923) 都是最好的證明。
丁先生還具有非凡的科學管理才能。他於 1934 年應蔡元培先生約請，出任中國最高科研機構中央研究院總幹事，在不到壹年半的時間內，就完成了艱巨的全面整頓措施，使全院及各研究所工作都有章可循，面貌壹新。1936 年蔡先生親自總結了他對中央研究院建立根本典章制度上的三大貢獻。他在 《努力周報》( 1923) 上主導開展的著名科學與玄學的論爭則體現了他捍衛科學和真理的精神，振聾發聵，喚醒了當時社會，特別是青年壹代的科學意識，的確是中國科學文化思想史上的壹件大事。他的這些活動實際上已經超越了自然科學，包括了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在內的整個文化領域。因此，丁先生對 “科壇巨子、文化先鋒”的稱謂是當之無愧的。
五
我是從事地質科研和教學工作的晚輩學子，沒有聆聽過丁先生的教誨。但我清楚地記得，在 1935 年 10 月的壹天，我剛進入北大地質系不久，在地質館樓道裏，看見蔣夢麟校長陪同壹位蓄須微駝、談笑風生的先生走進來。地質館的壹位老職工指點著對我說 “這就是丁先生。”當時他面部充滿了崇敬之情。這是我有幸看見丁先生的唯壹的壹次。我想丁先生的高尚品德和非凡魅力會永遠激勵我們地質學人奮發前進。
我還要說明，在寫這篇短文時，特別受益於胡適的 《丁文江的傳記》 ( 1956，1960，1973) ，黃汲清等的 《丁文江選集》( 1993) 和王仰之的 《丁文江年譜》 ( 1989) 。胡先生的深情，黃先生的崇敬和王先生的勤慎都使我深深感動，敬誌於此，表示謝意。
最後，我在此恭撰聯語，敬謹表達我對丁先生的無限崇仰之情。
地學宗師 政論新聲
科壇巨子 文化先鋒
士林崇仰 桑梓同榮
忝屬晚輩 ***頌事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