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鍵詞詹姆斯?凱瑞；芝加哥學派；大眾傳播
芝加哥學派乃是出於美國學者詹姆斯·凱瑞（James Carey）的建構，現在看來，這壹點似已無疑義。如今，芝加哥學派已經是傳播學研究的壹大熱點。①討論清楚凱瑞為什麽要回到芝加哥學派，以及為什麽能夠回到芝加哥學派，對於我們分析凱瑞與芝加哥學派的傳播思想，是具有助益的。本文將以凱瑞集中討論芝加哥學派的The Chicago School and the History of Mass Communication Research（以下簡稱The Chicago School）壹文為中心，試圖對這兩個問題展開解答。
美國大眾媒介研究的問題：偏離對現代性的批判反思立場
凱瑞從美國大眾媒介史研究切入，認為現有的美國大眾媒介史雖然包括壹些真理，但是更多的是誤導。聯系到在《文化與傳播》中，凱瑞已經論證了在美國傳播研究中占主導地位的是傳播的“傳遞觀”。那麽，以The Chicago School壹文所見，美國大眾傳播研究，基本是傳播“傳遞觀”的歷史。凱瑞稱這種美國傳播研究史是標準歷史（standard history），它是壹種“誤導”，最大的問題是，“取消至少說是偏離了對於現代自由資本主義民主的批判”［1］18。凱瑞表面上批評的是傳播的“傳遞觀”寫就的大眾傳媒史，實際上批判的是傳播的“傳遞觀”。
那麽，凱瑞實際的主張就是，大眾傳媒研究應當加入“對現代自由資本主義民主的批判”中。凱瑞認為，大眾媒介是大眾社會形成的最重要的事件，這壹社會中盡管伴隨著交通和傳播手段的進步，人們聯系得更緊密，但實際上整個社會卻斷裂、流動和碎片化了。波德萊爾從其置身的19世紀的生活的特征來定義現代性，認為“現代性就是過渡、短暫、偶然”，碎片化的現代生活與整體性的傳統生活發生斷裂，也就是稱之為現代性的地方。［2］4
The Chicago School壹文中對現代性進行反思的大眾社會理論的總體取向是，認為“現代性的各種力量——技術，經濟，文學，大眾民主，***同腐蝕了各種確保社會穩定和理性的政治文化的防護性標準和保護傘”［1］19。凱瑞對實證研究的不滿，恰在於其偏離了對現代性的批判反思立場：“長久以來濫用基本的交往過程，將其服務於政治、交換以及治療，我們正在為此付出代價。”［3］凱瑞具體展開了以效果研究為主的大眾媒介研究史：壹戰以後的強效果理論缺乏經驗和理論的支撐，解釋流於表面；之後大眾傳播研究轉向有限效果理論，凱瑞不無諷刺地指出其主要的工作就在於精細化操作概念，研究結果顯示媒介本身並不是什麽社會問題，它與民主和平等是壹致的力量。這樣，媒介研究的對象就從社會轉向了個體，由政治和自由的議題轉向了心理學和認識論。這種大眾傳媒研究的轉向由李普曼的《公***輿論》予以完成，最大的後果在於，“取消至少是偏離了大眾社會理論對於自由資本主義民主的批判”。
既然對於大眾媒介研究不滿，凱瑞就提出兩大傳統來重新思考大眾媒介的歷史：洛克的功利主義和自由功利主義。總結起來，無論是洛克的功利主義還是自由功利主義，無壹例外都是從政治和自由的角度來觀察媒介，前者強調自由和公眾，後者強調個體。進而，凱瑞提出在美國，只有杜威、米德和庫利等人才回應了19世紀的這兩大傳統，“在那種回應中，形成了最為特別和最為有用的傳播的視角和美國大眾傳播媒介的傳統”［1］24。接下來的問題是，重新思考大眾媒介的歷史為何需要重提功利主義的政治和自由視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