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從吾（1557~1627），字仲好，號少墟，西安府長安（今陜西西安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晚明著名學者。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創辦關中書院，人稱“關西夫子”。
馮從吾是明代關學把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融合的集大成者，並是東林黨在西北的領袖。
馮從吾居家從事學術著述的同時，也十分熱衷於講學。為了宣傳他的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借用西安城南門裏的寶慶寺（今西安書院門小學）作為講學場所。 馮從吾的追隨者很多，不久，聽眾竟達幾千人，連明王朝的陜西地方官也來聽講。時人評其曰：出則真禦史，直聲震天下；退則名大儒，書懷壹瓣香。
寶慶寺地窄房小，難以做講學施教長久之地。萬歷三十七年（1609），陜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遵從馮從吾的意願，在寶慶寺東側小悉（西）園撥地，籌建關中書院。
關中書院初期占地數十畝，核心建築為“允執堂”，進出六間，空間宏闊；青瓦紅柱，肅穆莊嚴，是講學集會之所，其名取自《中庸》“允執厥中”之句。繞堂左右各築大屋（教室）四楹，東西號房（宿舍）各六楹。堂前辟有半畝方塘，豎亭其中，砌石為橋；堂後置壹假山，名曰“小華嶽”。又栽槐、松、柏、梅各種名木，壹時松風朗月，槐香荷語，“煥然成壹大觀”。三年後，新任布政使汪道亨於書院後部又建“斯道中天閣”，以祀孔子，收藏儒家經典。後世經不斷修葺擴建，到晚清已具相當規模，成為西北地區最大的壹座高等級學府。
關學自張載於北宋初始創，後因朱子學興起，迄南宋及金元日趨消沈，然至明代，因有呂涇野（木冉）諸君重振之功，關學遂有勃興，至晚明由馮從吾而總其成，從吾遂為涇野之後關中之第壹人。李二曲說：“關學壹派，張子開先，涇野接武，至先生（少墟）而集其成，宗風賴以大振。”（《答董郡伯》，載《二曲集》卷17，中華書局1996年版）故研究明代關學，馮從吾之思想是不能繞過的。然“以禮教為本”和崇尚氣學的張載關學，其學脈在張載卒後則幾經變化，先有諸呂卒業於二程門下，後“關中人士”亦“多及程子之門”；繼有朱子學之北傳，北方有許魯齋衍朱子之緒，關中學人如高陵諸儒“與相唱和，皆朱子學也”；至明代，陽明學崛起東南，渭南南元善傳其說，此為關中有王學之始。經數十年之傳播，“王學特盛”，如呂涇野從學於湛甘泉，切琢於王門弟子鄒東廓（守益），足見關中士人多向心學。從吾受學於許孚遠（敬艹奄），受其影響既主“格物”，又信“良知”，遂能“統程、朱、陸、王而壹之”（以上見《柏景偉小識》，載《關學續編》），走出自己的學術之路。黃宗羲將馮列於“甘泉學案”，但其由張載所開躬行實踐、崇尚氣節的關學宗風則在從吾身上有著深刻的印跡。從吾所面對的是晚明王學空疏學風日漸泛濫的學術局面，遂能以救時弊為己任，且形成自己獨立的學術風格，並開明末西部學術向實學轉向之先。
2. 文言文,馮從吾,字仲好,馮從吾（1557~1627），字仲好，號少墟，西安府長安（今陜西西安人），著名思想家、教育家，晚明著名學者。
萬歷十七年（1589）進士，官至工部尚書，創辦關中書院，人稱“關西夫子”。馮從吾是明代關學把程朱理學和陸王心學融合的集大成者，並是東林黨在西北的領袖。
馮從吾居家從事學術著述的同時，也十分熱衷於講學。為了宣傳他的學術觀點和政治主張，借用西安城南門裏的寶慶寺（今西安書院門小學）作為講學場所。
馮從吾的追隨者很多，不久，聽眾竟達幾千人，連明王朝的陜西地方官也來聽講。時人評其曰：出則真禦史，直聲震天下；退則名大儒，書懷壹瓣香。
寶慶寺地窄房小，難以做講學施教長久之地。萬歷三十七年（1609），陜西布政使汪可受、按察使李天麟等遵從馮從吾的意願，在寶慶寺東側小悉（西）園撥地，籌建關中書院。
關中書院初期占地數十畝，核心建築為“允執堂”，進出六間，空間宏闊；青瓦紅柱，肅穆莊嚴，是講學集會之所，其名取自《中庸》“允執厥中”之句。繞堂左右各築大屋（教室）四楹，東西號房（宿舍）各六楹。
堂前辟有半畝方塘，豎亭其中，砌石為橋；堂後置壹假山，名曰“小華嶽”。又栽槐、松、柏、梅各種名木，壹時松風朗月，槐香荷語，“煥然成壹大觀”。
三年後，新任布政使汪道亨於書院後部又建“斯道中天閣”，以祀孔子，收藏儒家經典。後世經不斷修葺擴建，到晚清已具相當規模，成為西北地區最大的壹座高等級學府。
關學自張載於北宋初始創，後因朱子學興起，迄南宋及金元日趨消沈，然至明代，因有呂涇野（木冉）諸君重振之功，關學遂有勃興，至晚明由馮從吾而總其成，從吾遂為涇野之後關中之第壹人。李二曲說：“關學壹派，張子開先，涇野接武，至先生（少墟）而集其成，宗風賴以大振。”
（《答董郡伯》，載《二曲集》卷17，中華書局1996年版）故研究明代關學，馮從吾之思想是不能繞過的。然“以禮教為本”和崇尚氣學的張載關學，其學脈在張載卒後則幾經變化，先有諸呂卒業於二程門下，後“關中人士”亦“多及程子之門”；繼有朱子學之北傳，北方有許魯齋衍朱子之緒，關中學人如高陵諸儒“與相唱和，皆朱子學也”；至明代，陽明學崛起東南，渭南南元善傳其說，此為關中有王學之始。
經數十年之傳播，“王學特盛”，如呂涇野從學於湛甘泉，切琢於王門弟子鄒東廓（守益），足見關中士人多向心學。從吾受學於許孚遠（敬艹奄），受其影響既主“格物”，又信“良知”，遂能“統程、朱、陸、王而壹之”（以上見《柏景偉小識》，載《關學續編》），走出自己的學術之路。
黃宗羲將馮列於“甘泉學案”，但其由張載所開躬行實踐、崇尚氣節的關學宗風則在從吾身上有著深刻的印跡。從吾所面對的是晚明王學空疏學風日漸泛濫的學術局面，遂能以救時弊為己任，且形成自己獨立的學術風格，並開明末西部學術向實學轉向之先。
3. “明史列傳第壹百二十四”文中有何敏感詞是這篇嗎卷二百三十六 列傳第壹百二十四○李植（羊可立） 江東之 湯兆京 金士衡 王元翰 孫振基（子必顯）丁元薦（於玉立） 李樸 夏嘉遇李植，字汝培。
父承式，自大同徙居江都，官福建布政使。植舉萬歷五年進士，選庶吉士，授禦史。
十年冬，張居正卒，馮保猶用事。其黨錦衣指揮同知徐爵居禁中，為閱章奏，擬詔旨如故。
居正黨率倚爵以自結於保，爵勢益張。而帝雅銜居正、保，未有以發。
禦史江東之首暴爵奸，並言兵部尚書梁夢龍與爵交歡，以得吏部，宜斥。帝下爵獄，論死，夢龍罷去。
植遂發保十二大罪。帝震怒，罪保。
植、東之由是受知於帝。明年，植巡按畿輔，請寬居正所定百官乘驛之禁，從之。
帝用禮部尚書徐學謨言，將蔔壽宮於大峪山。植扈行閱視，謂其地未善。
欲偕東之疏爭，不果。明年，植還朝。
時禦史羊可立亦以追論居正受帝知。三人更相結，亦頗引吳中行、趙用賢、沈思孝為重。
執政方忌中行、用賢，且心害植三人寵。會爭禦史丁此呂事及論學謨蔔壽宮之非，與申時行等相拄，卒被斥去。
初，兵部員外郎嵇應科、山西提學副使陸檄、河南參政戴光啟為鄉會試考官，私居正子嗣修、懋修、敬修。居正敗，此呂發其事。
又言：“禮部侍郎何雒文代嗣修、懋修撰殿試策，而侍郎高啟愚主南京試，至以‘舜亦以命禹’為題，顯為勸進。”大學士申時行、余有丁、許國皆嗣修等座主也，言考官止據文藝，安知姓名，不宜以此為罪，請敕吏部核官評，以定去留。
尚書楊巍議黜雒文，改調應科、檄，留啟愚、光啟，而言此呂不顧經旨，陷啟愚大逆。此呂坐謫。
植、東之及同官楊四知、給事中王士性等不平，交章劾巍，語侵時行。東之疏言：“時行以二子皆登科，不樂此呂言科場事。
巍雖庇居正，實媚時行。”時行、巍並求去。
帝欲慰留時行，召還此呂，以兩解之。有丁、國言不謫此呂，無以安時行、巍心。
國反覆詆言者生事，指中行、用賢為黨。中行、用賢疏辨求去，語皆侵國，用賢語尤峻。
國避位不出。於是左都禦史趙錦，副都禦史石星，尚書王遴、潘季馴、楊兆，侍郎沈鯉、陸光祖、舒化、何起鳴、褚鈇，大理卿溫純，及都給事中齊世臣、禦史劉懷恕等，極論時行、國、巍不宜去。
主事張正鵠、南京郎中汪應蛟、禦史李廷彥、蔡時鼎、黃師顏等又力攻請留三臣者之失。中行亦疏言：“律禁上言大臣德政。
邇者襲請留居正遺風，輔臣辭位，群起奏留，贊德稱功，聯章累牘。此諂諛之極，甚可恥也。
祖宗二百余年以來，無諫官論事為吏部劾罷者，則又壅蔽之漸，不可長也。”帝竟留三臣，責言者如錦等指。
其後，啟愚卒為南京給事中劉壹相劾去，時行亦不能救也。帝追仇居正甚，以大臣陰相庇，獨植、東之、可立能發其奸，欲驟貴之，風示廷臣。
壹相又劾錦衣都督劉守有匿居正家資。帝乃諭內閣黜守有，超擢居正所抑丘橓、余懋學、趙世卿及植、東之凡五人。
時行等力為守有解，言橓等不宜驟遷。帝重違大臣意，議雖寢，心猶欲用植等。
頃之，植劾刑部尚書潘季馴朋黨奸逆，誣上欺君，季馴坐削籍。帝遂手詔吏部擢植太仆少卿，東之光祿少卿，可立尚寶少卿，並添註。
廷臣益忌植等。十三年四月旱，禦史蔡系周言：“古者，朝有權臣，獄有冤囚，則旱。
植數為人言：‘至尊呼我為兒，每觀沒入寶玩則喜我。’其無忌憚如此。
陛下欲雪枉，而刑部尚書之枉，先不得雪。今日之旱，實由於植。”
又曰：“植迫欲得中行柄國，以善其後；中行迫欲得植秉銓，而騁其私。倘其計得行，勢必盡毒善類，今日旱災猶其小者。”
其他語絕狂誕。所稱尚書，謂季馴也。
疏上，未報，禦史龔懋賢、孫愈賢繼之。東之發憤上疏曰：“思孝、中行、用賢及張嶽、鄒元標數臣，忠義天植，之死不移，臣實安為之黨，樂從之遊。
今指植與交歡為黨，則植猶未若臣之密，願先罷臣官。”不允。
可立亦抗言：“奸黨懷馮、張私惠，造不根之辭，以傾建言諸臣，勢不盡去臣等不止。”乞罷職。
章下內閣，時行等請詰可立奸黨主名。帝仍欲兩為之解，寢閣臣奏，而敕都察院：“自今諫官言事，當顧國家大體，毋以私滅公，犯者必罪。”
植、東之求去，不許。給事禦史齊世臣、吳定等交章劾可立不當代植辨。
報曰：“朕方憂旱，諸臣何紛爭？”乃已。七月，禦史龔仲慶又劾植、中行、思孝為邪臣，帝惡其排擠，出之外。
世臣及禦史顧鈐等連章論救，不聽。是時，竟用學謨言，作壽宮於大峪山。
八月，役既興矣，大學士王錫爵，植館師，東之、可立又嘗特薦之於朝，錫爵故以面折張居正，為時所重。三人念時行去，錫爵必為首輔，而壽宮地有石，時行以學謨故主之，可用是罪也，乃合疏上言：“地果吉則不宜有石，有石則宜奏請改圖。
乃學謨以私意主其議，時行以親故贊其成。今鑿石以安壽宮者，與曩所立表，其地不壹。
朦朧易徙，若弈棋然，非大臣謀國之忠也。”時行奏辨，言：“車駕初閱時，植、東之見臣直廬，力言形龍山不如大峪。
今已二年，忽創此議。其借事傾臣明甚。”
帝責三人不宜以葬師術責輔臣，奪俸半歲。三人以明習葬法薦侍郎張嶽、太常何源。
兩人方疏辭，錫爵忽奏言恥為植三人所引，義不可留，因具奏不平者八事。大略言：“張、馮之獄，上誌先定，言者。
4. 贊頌孟子的詩歌孟子林廟歷代題詠集 收題詠371篇，分別錄自孟子林墓、孟府，孟母林墓祠廟，孟母三遷處、斷機堂，子思書院等處的歷史石刻；明代成化本《孔顏孟三氏誌》、嘉靖本《三遷誌》、萬歷本《孟誌》、天啟本《三遷誌》，清代雍正本《三遷誌》、光緒本《重纂三遷誌》，以及歷代《鄒縣誌》等有關書籍。
本書收錄題詠的時限，起自漢代，截至清末。在這壹時限內，上述石刻與史籍所載之關於孟子或與孟子有密切關系的孟母、子思的題詠，凡能見到者均全部收入。
本書在收集有關資料時，堅持采用原始出處的原則。凡既有石刻又有刊印者，壹律采用石刻，或石刻已毀而刊印又有多種版本者，壹律采用最早版本。
本書內容包括：拜謁亞聖鄒國公墓留題、敬謁先師鄒國公祠、騶弱孟子廟碑鉻、太師右丞相過鄒孟子之碑頌、首謁亞聖公題詩等內容。 孟子林廟歷代題詠集/中國孔子基金會文庫下載 大眾點評 書評 鄒，孟子故裏。
春秋時稱邾、邾婁，戰國時為鄒國，秦漢時置騶縣。後又稱鄒縣，現在其境內設鄒城市。
這裏有孟子的林墓、祠廟，還有孟母三遷處、斷機處，子思作《中庸》處，子思書院、子思祠等與孟子有關的古代遺跡、遺址及紀念性建築。如崗如阜的陵墓，檜柏掩映的殿廡，歷盡滄桑的遺址，是歷代人們憑吊、拜謁、祭祀孟子的聖地，也是學士文人對儒學尋根求源的聖地。
人們前來憑吊、拜謁、祭祀孟子，總會為壹種情感所驅動；而憑吊、拜謁、祭祀之後，又會使這種情感得到慰藉並進壹步升華，以至感慨萬千。這種情感的表述，題詠當然是最雅的形式。
“鄒城南去有名祠，滿地豐碑滿壁詩。”“題勒半窮鳧嶧石，可能寫得七篇終？”這是拜謁者對孟廟題詠之多而發出的贊美與感嘆。
然而，孟廟並不是在孟子歿後就有，而是在北宋景佑四年（1037年）由孔子45代孫孔道輔創建。當時，孟子雖再度受到孫復、胡瑗、石介三先生的推崇，但官方尚未認可。
直到元豐六年 （1083年），才被追封為鄒國公。隨之，孟廟也由遠離鄒城三十余裏的四基山孟子墓側遷至鄒城東郭。
因地勢低窪易遭水患，宣和三年（1121年）又由邑士徐祓等捐資，由縣城東郭移至南門外道左，即今址。因此，在北宋之前是沒有孟廟題詠的。
但是，早在西漢，就有了對孟母的贊頌。這些贊頌，名日贊頌孟母，實由孟子而引發，在贊頌孟母中，也蘊含了對孟子的贊許。
西漢劉向《列女傳》中《孟子頌》曰：“子學不進，斷機示焉。子遂成德，為當世冠。”
西晉左芬《孟母贊》曰：“斷機激子，廣以墳奧。
聰達知禮，敷述聖道。”這是詠孟詩歌的萌芽。
北宋題詠孟子的詩歌，也並非存於孟廟，而是存於尊崇孟子的部分學者、政治家的詩詞文集之中。如，與範仲淹齊名的韓琦作《孟子贊》，進壹步肯定了唐代韓愈對孟子的贊譽：“醇而醇者，孟氏而止。”
“較其大功，蓋禹之比。”“孔子之後，壹人而已。”
王安石則吟出七絕：“沈魄浮魂不可招，遺編壹讀想風標。何妨舉世嫌迂闊，故有斯人慰寂寥。”
成為孟子千余年之後的知音。 北宋雖然創建了孟廟，然而人們對它的接受還有壹個過程。
還未等人們詩興作起，女真人便趕走了徽、欽二帝，鄒縣也就成了金朝的領地。因無人間津，孟廟荒蕪了。
“先師立教尊姬孔，其土壹祠猶草萊。”這是；通判趙鼎謁廟後留下的哀嘆。
拜謁者悄悄來到孟廟，或將題詠刻於碑陰，或將題詠藏於橐囊，以待來日。金代的題孟詩歌雖然很少，但留存於孟廟的題孟詩歌卻從這個朝代始見。
元朝蒙古族統治者將孔孟都追封了最高的爵位，壹個是大成至聖文宣王，壹個是鄒國亞聖公。連孟子父母也分別追封為“邾國公”、“邾國宣獻夫人”。
這時孟廟得到重修、擴建，謁廟者與日俱增。然不知何故，題名者有之，題詠者罕見。
所留下的幾篇詩句僅系於碑文之末。如孔顏孟三氏子孫教授張頸，在《騶孟子廟碑銘》中替孟子疾呼：“天欲平治兮舍我其誰？安得所遇兮性之身之，無有乎爾兮孰知我悲？” 明太祖壹統天下之後，雖崇儒重道，但當讀到《孟子》中“土介”、“寇仇”之語時，卻大為反感，不僅命劉三吾作《孟子節文》，刪去《孟子》85章，而且將孟子牌位逐出孔廟。
在孟子遭受冷落的情況下，鄒縣的地方官吏仍競相重修孟廟。首任知縣桂孟謁廟後寫道：“書藏老屋蒼苔雨，廟枕荒郊古木風。
藻薦壹杯澆斷礎，擬將微力效前功。”。
因孟廟鄰近古道，鄒縣境內又設邾城、界河兩處驛站，途經的朝廷要員絡繹不絕地到孟廟拜謁，他們用最美妙的詩句，盡情地頌揚孟子。如，書吏尤存作《祀孟子之歌》：“泰山巖巖，配禹超荀，功業熾兮。
命世亞聖，醇乎其醇，崇仁義兮。紹堯繼舜，道傳其身，賴不墜兮……”專供主祀者祭孟時吟頌。
河東薛碹書律詩：“鄒國叢祠古道邊，滿林松柏帶蒼煙。遠同闕裏千年祀，近接宣尼百歲傳……”刻石鑲於祠壁。
其後王華商、邵賢等競相次其韻誌感。監察禦史陳洙、李欞則在同謁孟廟後，分別用同韻五言古風“發明孟夫子命名之意”。
多人同詠壹題者比比皆是，壹人題詠多題者屢見不鮮。如，東官後學盧瑛田謁廟後口占自警詩三章，改亭山人徐炳分別以孟廟、孟林、孟母祠等為題以五言古風及七絕賦詩六首，陽明學的繼承者許。
5. 漢惠帝時的“挾書之禁”表現為什麽特征兩漢魏晉南北朝儒林碑傳集》 楊世文選輯，楊玲校點，舒大剛審稿 《兩漢魏晉南北朝儒林碑傳集》四卷，楊世文選輯，楊玲校點。
孔子創立的儒學，在兩漢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表現為經學。漢初尊黃老，儒學主要通過民間流傳。
文、景二帝始留意學術，開獻書之路，山巖屋壁之書漸出。又為儒經設立博士。
如張生、晁錯為《書》博士，轅固生、韓嬰為《詩》博士，胡毋生、董仲舒為《春秋》博士。此時儒學的地位雖不及黃老，但逐漸取得了合法的地位，開始走向廟堂。
漢武帝用董仲舒之言，“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並立“五經博士”。由於利祿之途大開，儒學風氣轉盛，出現了“經學昌明”與“經學極盛”時代。
兩漢經學傳授，重視師法和家法。考《史記》、《漢書》、《後漢書》所載，師法的授受源流，厘然區分，不相雜廁，猶幹之生枝，枝之生葉，十分繁茂。
“師之所傳，弟之所受，壹字毋敢出入；背師說即不用”（皮錫瑞《經學歷史》）。 漢代經學亦講“通經致用”。
經學既是實施教化的重要工具，又要為國家大政、禮儀制度提供理論依據。《尚書》、《春秋》可以折獄，《詩》可以諷諫，《禹貢》可以治河，《易》和《洪範》可以推災異。
經學頗受到最高統治者的重視。皇帝往往聚集經學之士，討論五經疑義，西漢宣帝甘露三年石渠閣會議和東漢章帝建初四年的白虎觀會議即其最著者。
兩漢經學有今文、古文之分。今、古文的區分，首先表現在文本上，其次對經義的解說也各有區別。
西漢立於學官的十四博士經學都屬於今文經學。自從漢惠帝“除挾書之禁”後，郡國民間不斷有古文寫本的經典、文獻被發現。
如河間獻王劉德從民間所得書、魯***王壞孔子宅所得書，多古文先秦舊書。此外，秘閣中還收藏有《左氏春秋》等古文經傳，《費氏易》、《毛詩》也壹直流傳於民間。
今文經學與古文經學原本各守家法，各自流傳，相安無事。到漢哀帝時，劉歆要求將《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都立於學官，遭到今文學家的強烈反對，於是今、古文經學之爭遂起。
雖然古文經學終兩漢之世都沒有成為官學，但東漢前期學界大儒如桓譚、班固、鄭興、杜林、陳元、賈逵等人都是古文學家。習古文者多受重用，古文經學實際上已享有與今文經學同等的政治待遇。
東漢後期，湧現了馬融、許慎、服虔、鄭玄等古文經學大師。鄭玄打破今、古文壁壘，熔今、古文經學為壹爐。
他遍註群經，集兩漢經學之大成。至此，兩漢經學進入全盛時期。
到三國時，經學已成強弩之末。面對老莊、釋氏等文化的挑戰，儒學也向多樣化方向發展。
魏晉南北朝政治分裂，幹戈頻興，篡亂相乘。但是，動亂之政治環境並沒有阻斷學術文化之發展，“學術尚有傳統，人物尚有規儀，在文化大體系上，亦多創辟”（錢穆《略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與當時門第之關系》）。
這壹時期儒學的成就，主要體現在經學上。《易》王弼註，《論語》何晏集解，《左傳》杜預集解，《谷梁》範寧集解，《爾雅》郭璞註，《尚書》孔安國傳（偽托），皆出於魏晉時期。
當時還創造了壹種義疏體裁，惜多佚失，只存皇侃《論語義疏》尚可見其大略。唐孔穎達等編《五經正義》，疏之部分，十之八九亦取自南北朝。
此期學者對儒家經學之貢獻，不可小視。魏晉南北朝學術文化的發展有幾個特征，壹是儒玄兼該，文史並重。
二是儒家學者，多通佛老。三是學術傳承，多以家學。
四是南北學風，略有差異。 漢至南北朝儒人傳記，主要有歷朝“正史”及各類“先儒傳”和“先賢傳”記載，但碑傳則是他們最原始、最詳盡的記錄。
碑誌濫觴於先秦，形成於兩漢。東漢崔瑗、蔡邕等都是碑誌名家。
三國兩晉時禁止立碑，於是墓碑由大縮小，以便埋入墓壙。也有因擔心墓碑日久損毀，而另於墓中置石記以誌久遠者。
南北朝時墓誌始從碑的壹類獨立出來，有了“墓誌”之稱。北朝墓誌比較發達，其中又以北魏為代表，北魏墓誌數量眾多，形制規範（大多呈正方形），誌文書體亦開隋唐楷書之先河，在中國書法史上被稱為“魏碑體”。
南朝墓誌則較北朝為少。南朝人甚至認為“石誌不出禮典”（王儉語），而語多簡略。
總的來說，兩漢魏晉南北朝留傳下來的碑傳不多，吉光片羽，實屬瑰寶。茲遍查文獻，以及文物，輯錄其有儒學事跡者五十余篇，涉及近五十人，總為壹集，以備篇簡焉。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 舒大剛選輯，楊玲校點，郭齊、李文澤審稿 《隋唐五代儒林碑傳集》六十卷，舒大剛選輯，楊玲校點。 隋代結束了南北分裂的局面，南北學術也逐漸趨於統壹。
隋初統治者比較註意儒學，隋文帝楊堅實施籠絡儒士的政策，壹度出現了儒學興盛的局面：“齊、魯、趙、魏後，學者尤多，負笈追師，不遠千裏，講誦之聲，道路不絕。中州儒雅之盛，自漢、魏以來，壹時而已”。
但文帝暮年，精力稍竭，“不悅儒術，專尚刑名”，到仁壽年間，下令廢天下之學，“唯存國子壹所，弟子七十二人”。煬帝即位，改弦更張，復開庠序，史稱“國子、郡縣之學，盛於開皇之初”。
當時舊儒多已雕亡，“二劉（劉焯、劉炫）拔萃出類，學通南北，博極今古，後生鉆仰，莫之能測。所制諸經義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