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孔子和蘇格拉底-柏拉圖是同壹個時代的思想家。孔子時代社會戰亂頻仍，古希臘的社會情況也差不多。在當時，壹個社會個體的生存價值很大程度上是由其無知的實踐觀和原始的實踐能力決定的。壹個強壯健康的戰士是那個時代當之無愧的英雄。在孔子之後的中國，開啟了社會人追求知行觀的漫長歷史時期。無論是當時的“師事”、“師道”還是“君子觀”，都是揚棄愚昧的實踐觀，試圖統壹知性與行為的理論形態。同時，在西方，轉化為知行觀的古希臘思想家中，有矯枉過正的傾向，表現為人類智慧啟蒙初期對人的知性、真理、存在和“理念”的熱切追求。在古代東方，中國的大思想家們偏向於認知同伴行為的協調，即所謂的“知行合壹”，但這種協調和統壹並不在於知性，而在於行為的社會實用性或實際應用性。古希臘的哲學家可以赤裸裸地思考，真誠地追求真理，但孔丘、老子、莊子都沒有，他們看起來都優雅得多。歷史上有西方哲學家和思想家寧願為沒有實際或現實意義的客觀真理而死的例子，而中國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