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壹塊國際重要濕地，那時的盤錦常有國際生態學者前往調研。記者出身的劉德天將黑嘴鷗保護協會的誕生，歸因於兩個外國人的影響。
壹位是世界自然保護基金會的黑嘴鷗專家英國人梅偉義，他讓劉德天第壹次聽到了“瀕危”與“生態”的詞匯，“每壹個物種都是網上的壹個結。任何壹個物種的消亡都會給生態網帶來損失”。
另壹位外國人——國際鶴類保護基金會主席喬治·阿奇博，則讓劉德天“想起當年的白求恩”。“又有壹位加拿大人，為了世界的、中國的鳥類保護來到中國，這些行為都是跨越國界的。”當年還帶有中國意識形態色彩的話，卻是兩種思維撞擊的真實邏輯。
三年後的北京，梁從誡、楊東平等知識分子選擇了環境領域，作為提升公***參與的契機和空間。最初的思路，竟也全然來自於他們的西方視野，就連“自然之友”這個名字，都是從香港“地球之友”借來的靈感。
註冊問題屢屢碰壁，當時的環保總局最終沒有擔當掛靠單位，至今，自然之友還是壹個掛靠在中國書院下面的二級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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