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經濟從1952到1956年短短四年飛速發展的原因

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產黨領導人民群眾迅速醫治戰爭創傷，恢復發展國民經濟，開展了社會主義改造和第壹個五年計劃的建設，國民經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發展。城鄉居民結束了舊中國饑寒交迫的悲慘命運，絕大多數群眾過上了家家有飯吃、人人有衣穿的生活，溫飽問題在壹定程度上得到解決。人民群眾重新拾起生活的信心，點燃起建設美好生活的夢想。壹、城鄉居民物質生活水平的改善　　（壹）食物消費有所改善，恩格爾系數稍有下降　　新中國成立後，隨著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糧食產量大幅度提高，各種農副產品生產增多，人民群眾食不果腹的問題得到了解決，食物消費發生了新的變化。　　1．細糧消費增加，粗糧消費減少。據1953年河南省財委對鄭州、開封、安陽、焦作、洛陽、漯河、朱集（商丘）、南陽市和濮陽、獲嘉縣的調查表明，1951年城鎮居民平均消費糧食235．74公斤，其中細糧占58．93％、粗糧占41．07％；1952年城鎮居民平均消費糧食237．03公斤，其中細糧占64．58％、粗糧占35．42％；1953年城鎮居民平均消費糧食232．25公斤，其中細糧占67．1％、粗糧占32．9％。農村居民細糧消費比例也在緩慢上升，從1950年到1956年，河南省農民人均細糧消費量從84公斤上升到91．5公斤，細糧所占比例從39％上升到42％。[1]　　2．肉類、副食及蔬菜消費量有所改善。1949—1956年，吉林省職工每年人均糧食消費量為350斤，其中細糧占50％以上，為1941年的7倍多；人均蔬菜消費量為250斤左右；人均肉類消費量為11—16斤多，超過偽滿時期1倍以上；人均雞蛋消費量為20個，是1941年的3倍。人民生活水平雖然不是很高，但是已經過著以細糧為主、鮮菜不缺、肉食近於經常、年節時更加豐盛的生活了。吉林省農民每年人均糧食消費量為385斤左右，人均細糧消費量逐年增加，l956年時約為54斤，人均肉類消費量為10斤多，均為1941年的3倍多。[2]　　3．飲食支出比例變小。壹份關於吉林省職工、農民生活支出的數據表明，與解放前相比，吉林省職工、農民的食品消費比重發生了變化，職工由1941年的60．32％下降到1956年的44．17％，農民由69．20％下降到61．27％。[2]（P.318）雖然食品消費所占生活費用的比重還很大，仍沒有脫離貧困狀態，但恩格爾系數下降的事實說明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在不斷提高。　　（二）衣著消費有所改觀，衣著質量依然不高　　隨著收入的增長，人們用於衣著的消費支出也不斷增長，城鄉居民穿衣緊張的狀況有所改觀，人們的衣著打扮發生了根本的變化。城鄉居民衣著消費的主要特點有以下三個：　　1．從實際消費上看，衣著消費量和實際支出有所增長。1957年時全國主要紡織品銷售量大幅度增長，棉布銷售量從1952年的30．8億米增長到1957年的42．9億米；呢絨從362．6萬米增長到709．4萬米；綢緞從3092．3萬米增長到7090．8萬米；針織內衣褲從2900．4萬件增長到20253．6萬件；衣著類商品銷售總額由50．8億元上升到82．6億元。人均棉布消費量從1952年的17．12尺增長到1957年的20．47尺；呢絨從0．019尺增長到0．033尺；綢緞從O。163尺增長到0．334尺；針織內衣褲從0．05件增長到0．32件；人均衣著消費額從8．95元增長到12．98元。[3]　　2．從布料上看，主要以機制棉布和土布為主。隨著生活水平的提高，人們對棉布的需求量不斷增長，對土布的需求量不斷下降，呢絨、綢緞的消費很少。消費者選擇衣料以價廉、耐穿為主要標準。　　3．從款式上看，主要以列寧裝、工作褲和軍裝為主。旗袍、馬褂、西服等幾乎從生活中消失，取而代之的是造型簡單、風格樸素的列寧裝、工裝褲和軍裝。這些服裝價格便宜、實用性強，幹起活來要比旗袍、西裝方便得多，適合當時勤儉建國的客觀需要。　　（三）居住條件有所改善，居住狀況依然緊張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改善人民群?眾的居住條件，城鄉居民居住狀況得以改善。城鎮居民改善住房條件的途徑主要有：　　1．國家投資興建。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加大了對居民住宅的投資。城市新建住宅面積不斷增加。到1956年，全國新建住宅面積累計已達8100萬平方米，比1950年增加7849萬平方米，[4]在城鎮職工居住的住宅中，占將近壹半的住宅是由國家提供的。　　2．自建公助。僅1956年，全國就有]678個廠礦企業推行了“自建公助”的法，全年新建的住宅面積達252萬平方米，有6萬多名職工搬進了新房。鐵路、煤礦、紡織三個系統幫助職工自建了245．3萬多平方米住宅，解決了8．1萬戶職工的居住問題。[5]　　3．互換住宅。如沈陽市“動員居民騰出多余房屋和遠近互相對換，使壹千戶缺房戶和住宅離工廠較遠的職工得到方便的安身之所”。[6]另據報道，“幾年來，哈爾濱市房地產管理局根據雙方自願的原則，調劑互換住宅已有3011戶。其中，職工住宅與工作地址距離遠、跨區互換的占64．3％；居住面積大小與人口多少不相適應、區內互換的占35．7％。”[7]?農村居民改善居住條件的途徑主要是通過土地改革分得住房。河南農村土地改革運動使貧苦農民的居住面積顯著增加。據調查，在開展了土地改革的14個縣、32個村中，若以地主戶均占有房屋間數為100，富農則為97．2，中農為86．8，貧農為57．3，雇農為40．8；在沒有進行土地改革的4個縣、10個村中，房屋分布十分懸殊，若以地主戶均占有房屋間數為100，富農則為60．8，中農為40．8，貧農為21．0，雇農為2．8。土改運動使貧苦農民的住房狀況得到改善。[1]（PP.59-60）其次是農民自建住房。據《河南省誌》記載，1951—1954年，隨著農民收入的大幅度提高，部分農民開始翻修舊房，把壹些簡易房舍建成永久性房屋。據1954年對河南省50個縣993戶農民的調查，在農村房屋中，瓦房占32．4％，磚土平房占7．7％，草房占55．8％，窯洞占4．1％，平均每戶使用房屋4．73間／其中住房為3．84間），已超過1937年的水平。[1]（p．68）　　（四）日用品消費有所進步，耐用品消費微乎其微　　新中國成立後，雖然城鄉居民生活有所改善，但絕大多數城鄉居民家庭主要以吃穿為主，日用品消費支出很少。就城鎮居民來說，多數城鎮居民家庭布置比較簡單。壹般家庭擁有的家具多為日常必需的桌子、凳子、箱子、櫃子和床，且質量不高。壹些幹部家庭的家具多為機關配備。隨著生產的發展，人們的日用品消費有所變化，壹般職工家庭洗衣服多用肥皂，洗衣盆、洗臉盆和面盆都換成了搪瓷盆，喝茶用搪瓷茶缸，大部分家庭用上了保溫瓶。許多大中城市居民家庭結束了過去用油燈照明的歷史，用上了電燈。受文化水平的影響，城鎮職工對紙張、鋼筆、鉛筆的消費量較少。高檔壹點的日用品如香皂、鋁鍋、鐘表消費量也比較少。手表、縫紉機、自行車、收音機雖然開始出現在城鎮居民家庭中，但僅限於高幹和高收入①家庭。1956年在城鎮居民中每百人縫紉機消費量為0．2臺、手表為1．27只、自行車為0．5輛、收音機為0．14部。[8]　　農村居民日用品消費更為簡單。農民的收入主要用於飲食和衣著消費，日用品消費微乎其微。1957年農村居民人均日用品及其他消費開支不到5元，支出比例僅占全部支出的6．9％，排在吃、穿、燒之後。[9]普通農家僅有床、桌子和幾張長凳，較富裕的家庭才有衣櫃，多為世代相傳。日用品的自給性消費比重很大，壹般用火鐮打火，用皂角洗衣服，洗臉盆、面盆、洗衣盆多為木制盆或陶盆，鍋為手工作坊制鐵鍋或銅鍋，日常照明以油燈為主。二、城鄉居民文教衛生水平的變化　　（壹）城鄉居民文化水平普遍提高　　新中國成立後，黨和政府有計劃地領導群眾開展形式多樣的文體活動，以提高人民群眾的文化素質和身體素質。1949—1956年，城鄉居民在文化體育方面的消費支出水平雖然較低，但是由政府承擔、城鄉居民免費享有，這些文化體育活動使城鄉居民的文化水平和身心健康獲得了壹次空前的提高。　　1．開展了以普及文化為目的的全國性掃盲運動。為提高廣大群眾的文化素質，更好地促進經濟的發展，在黨的號召下，從1950年開始，全國普遍掀起了聲勢浩大的掃盲運動。農村通過開農民業余文化學校（也稱民校）、記工學習班、識字小組等掃除文盲，城市通過開廠校和地方性學校掃盲。翻身做主人的工農群眾表現出巨大的學習熱情，出現了“夫教妻”、“子教父”、“能者為師”、“有文化的都來教，沒文化的都來學”、“大家動手，掃除文盲”的感人場面。轟轟烈烈的掃盲運動結出了豐碩的成果，截至1956年底，全國累計掃除文盲2076．3萬人，成千上萬的群眾擺脫了目不識丁的愚昧狀態。[4]（P．176）　　2．群眾性文化活動異彩紛呈。隨著掃盲運動的深入開展，掌握了文化的群眾變被動為主動，積極開展文藝創作和文藝表演，充分享受文化帶來的樂趣。據報道，“工人們有了自己的報紙——‘鹽場大眾報’；有三百六十多個鹽工學會了寫稿，其中五十多名成為報紙的模範工人通訊員”。[10]工人們不但創作了各種文藝作品，而且具有壹定的表演能力。“新港工人們的文化生活是多種多樣的。四百多個愛好文藝的工人們組成了京劇、評劇、話劇、歌詠、舞蹈等十多個業余文藝組織，他們經常在文藝晚會上給廣大的工人群眾演出。”[11]據統計，1954年在全國各基層組織中，有業余劇團7046個，有演員及工作人員183600余人。音樂、舞蹈、文藝、美術組織***17680余組，參加人員有199730余人。基層以上的各級工會組織有專業劇團24個，業余劇團670余個。[12]　　3．形成了群眾體育活動的熱潮。黨和政府十分重視提高人民群眾的身體素質，大力推進人民體育事業的發展。壹是廣泛開展廣播體操活動。各地政府機關和工礦企業相繼推廣了工間操制度，這成為廣大幹部職工最普遍的壹種體育鍛煉方式。教育部門在中小學廣泛開展了廣播體操、兒童廣播體操活動。勞衛制②在中等以上學校和很多廠礦企業、機關中也得到普遍推行。二是積極開展群眾性體育活動。各地在廠礦、中等以上學校、機關和民兵中普遍開展了打球、跑步、爬山、遊泳、打拳等各種體育運動。各單位還紛紛組織了運動隊，如天津塘沽新港的碼頭工人和築港工人們成立籃球、排球、足球等18個球隊，隊員有200多人。[11]三是體育競賽活動空前活躍。各級機關、廠礦企業經常舉單位內部以及單位之間的比賽。據統計，1949—1956年在全國32個城市舉了122次運動會，有36783名運動員參加，其中全國性競賽有57次。[13]　　（二）城鄉居民健康水平明顯改善　　新中國成立後，政府對發展醫療衛生事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分重視，醫療衛生服務體系初步形成，全國基本達到縣縣有醫院，大量的鄉建有診所。1956年，全國醫療衛生機構發展到107305個，其中醫院3903個、療養院799個、門診所86866個、專業防治所（站）637個、衛生防疫站1464個、婦幼保健站4564個、藥品檢驗所（室）27個、醫學科學研究機構26個，其他衛生機構9019個。全國醫院、療養院的床位數為41．4萬張，其中醫院床位26．2萬張；全國衛生技術人員的數量也大大增加。[14]　　為了確保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我國政府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對危害人民最大、流行最廣的疾病進行了規模巨大的防治工作，從1952年開始開展群眾性愛國衛生運動，促進了城鄉環境的清潔，預防了疫病的傳染。到1956年底，我國內蒙古、吉林、福建、浙江、江西等鼠疫頻發地區的疫情先後得到控制。天花除在邊疆地區個別發生外，在全國已近絕跡。霍亂得到消除。其他壹些傳染病的發病率皆有顯著下降。因傷寒、瘧疾等疫病造成的死亡和損失也日趨減少。　　我國衛生狀況和醫療條件顯著改善使我國居民健康水平得到有效提高。到1956年，全國人口死亡率從解放前的30‰。下降到11．40‰，[14]（P.105）嬰兒死亡率從200‰下降到80．8‰左右，③全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從35歲延長到57歲。④三、中國與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差距和消費差距分析　　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國國民經濟的發展速度超過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1949—1955年我國工業總產值年均增長速度為26．8％，而同期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年均增長速度為：美國3．1％、英國4．3％、法國5．6％、聯邦德國18．9％、日本18．8％、印度5．1％。⑤據安格斯。麥迪森估算，“中國GDP在世界GDP中占的比重，1950年為4．6％，1952年升至5．2％，1956年升至5．4％。”[15]改變了從16世紀以來中國占世界GDP比重壹直呈下降趨勢的局面。　　雖然中國的經濟發展速度是驚人的，但在經濟發展水平上與世界各主要國家相比仍存在很大差距。1956年，中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為1028億元，不及美國的1／10，相當於蘇聯的1／4。閃如果按人均計算的話，1955年中國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160美元，相當於日本（1600美元）的1／10，略低於印度（170美元），高於其他低收入國家，經濟發展水平在低收入國家中較為靠前。[17]　　食品消費差距1957年，中國城鎮居民恩格爾系數為58．4％，可以勉強維持溫飽；農村居民為65．8％，處於絕對貧困階段。中國居民恩格爾系數要高於同時期的高收入國家和大多數中等收入國家。在中國居民食物結構中，糧食占絕對比重，肉類、蛋類很少，奶類幾乎是空白，而其他國家居民糧食消費量只占整個食物消費量的1／3或1／2。如果以1956年中國人均糧食消費量（204公斤）為100，則美國居民糧食消費量為中國居民糧食消費量的33％，英國為42％、法國為52％、日本為73％、印度為61％。可見中國居民食物結構單壹，對糧食依賴性極大。⑥　　醫療衛生差距1956年，中國衛生機構數為107305個，每千人醫院床位數僅為0．42張，每千人醫生數僅為0．84人；[14]（PP.540-543）同時期，蘇聯每千人床位數為6．76張，醫生數為1．6人；美國每千人床位數為9．6張，醫生數為1．32人。[18]據中國11個省的統計數據，1957年我國人口平均預期壽命提高為57．9歲，[19]披近中等收入國家1960年的水平。⑦　　文化教育差距1957年，中國各級學校在校學生人數為7180．5萬人，平均每萬人中有大學生6．8人、中學生110人、小學生994人；同期美國平均每萬人有大學生155人、中學生460人、小學生1569人，英國平均每萬人有大學生21人、中學生474人、小學生1016人，法國平均每萬人有大學生45人、中學生244人、小學生1209人，日本平均每萬人有大學生69人、中學生961人、小學生1399人。[18]（PP．406，579，790.910）說明當時我國文化教育的普及程度比較低，教育水平比較落後。　　通過比較看出，經過1949—1956年的恢復和發展，我國經濟發展迅速，人民生活顯著改善，國際地位明顯提升，但是與世界發達國家之間差距依然巨大。我國經濟發展水平和人民生活水平相當於當時世界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社會生產力還處於十分低下的水平，這就決定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是壹個極其漫長而艱辛的過程。四、城鄉居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因素分析　　1949—1956年是我國經濟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較快的時期。城鄉人民的生活水平由過去的“饑寒型”逐步向“溫飽型”轉變，城鄉居民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發生了顯著變化。　　1．國家正確處理積累與消費關系的發展策略是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政策保障。新中國成立以後，中國***產黨和人民政府十分關心人民的生活。在工農業生產發展的基礎上，人民生活有了初步改善，廣大群眾從生活水平的改善中看到了國家的前途，堅定了走向社會主義的信心。在經濟工作的宏觀控制上，正確處理了發展生產與改善人民生活的關系，科學地安排了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在國民經濟恢復時期積累率較低，實行有計劃地進行經濟建設後積累率有所提高，但始終保持在26％以下，1949—1953年平均積累率為24％，做到了兼顧生產和人民生活，激發了廣大群眾建設社會主義的積極性，有力地保證了社會主義建設事業順利地、健康地進行。　　2．穩定的市場物價是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重要保障。為了平抑物價，安定民心，1950年，財政、商業、銀行等部門采取了壹系列措施，牢固地掌握了市場物價的領導權，物價趨於穩定。以1950年全國批發物價指數為100，1952年時下降為92．6。[20]1953—1956年期間，國家先後對糧食、食油、棉花、棉布等重要生活消費品實行統購統銷政策，並規定了若幹重要工業品的全國統壹出廠價，調整和縮小了許多商品的地區差價、季節差價和批零差價，從而保證了對城鄉人民生活必需品的供應和市場物價的基本穩定。1956年我國基本建設迅猛發展，職工人數增多，工資水平大幅度提高，使社會商品購買力的增長超過了生產的增長，物價向上波動。針對這種情況，國家於1956年下半年暫時凍結了物價，煞住了漲價風。正是由於黨和國家壹直堅持穩定市場、穩定物價的方針，使我國城鄉市場物價長期保持基本穩定的局面，對於保障國民經濟建設和安定人民生活起到良好作用。　　3．工農業生產的恢復和發展是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物質基礎。1949—1956年，黨和政府在恢復農業生產、進行土地改革、推進農業合作化的同時，采取了有力的措施發展農業生產。國家投資興建了壹系列大型農田水利設施。推廣使用了拖拉機、化肥、農藥等農用機械和農業科學技術，農業生產取得了巨大成績。人均糧食產量從1952年的576斤增加到1956年的620斤，棉花產量從4．6斤增加到4．7斤，油料從9．5斤增加到16．4斤，水產品從5．9斤增加到8．6斤。[14]（P.184）農業生產的恢復促進了工業生產的快速發展。我國工業總產值從1949年的140．2億元增長到1956年的703．6億元。1956年同1949年相比，棉紗產量增長了1．9倍，棉布增長了2．1倍，食糖增長了3．1倍，紙張增長了17．8％，膠鞋增長了2．6倍，自行車增長了44．7倍，原煤增長了2．4倍，原油增長了8．7倍，發電量增長了2．9倍，其他工業產品產量也都超過歷史最高水平。[4]（PP.84-89）　　4．城鄉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度增長是人民群眾生活水平不斷提高的前提條件。農村居民家庭純收入從1949年的44元增長到1957年的73元，[21]農民年末儲蓄存款余額從1953年的0．1億元增長到1956年的4．3億元。[22]在農民收入增長的同時，城鎮居民收入穩步增長，人均家庭收入從1949年不足100元到1957年增長至254元，增長了1．5倍。[21]　　總之，從縱向看，經過新中國成立初期短暫的經濟恢復和發展，人民群眾的生活水平與舊中國相比有了壹定的提高，但受經濟發展水平的影響，全國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幅度有限；從橫向看，中國落後於世界主要國家的發展水平，但是1949—1956年所取得的輝煌成就為以後的經濟建設打下了良好的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