講完外部原因，與它相對應的，壹般看來即是內部原因。但我認為在這兩個原因之間應該還夾著另壹個關於“疆土”的問題，它引自外因範疇內的對外征戰，而直接影響到的卻是帝國內部的某些方面。盧梭曾有壹段見解很能解釋羅馬的這種情況，他說：“政治體的範圍越大，就會導致行政層次的繁多，人民行政的負擔越重；而且繁多的事物使首領不可能親自視事，便讓下屬治國。這些官吏為維護公***權威，會耗盡精力，根本沒有余力關心人民。……層次的繁多，（還）使人民永遠見不到自己的首領，人民缺乏感情。……這樣人民彼此不相識，而只靠壹個至高無上的行政首腦把他們聚集起來，不僅互相缺乏聯系，才智也是會被埋沒，罪惡滋生。所以，壹個體制過於龐大的***同體，會在自身的重壓下而削弱直到破滅。……人們首先要追求壹個健全有力的體制，而不是壹個遼闊的領土。”[6]現在，再讓我們對照羅馬帝國晚期的具體癥候，的確可以看出在這壹方面的不足。而最後，羅馬帝國的分裂或許即是他壹定意義上在這個問題上的垂死掙紮，至少我們可以這樣看。根據盧梭的觀點，從疆土問題入口，我們直插入羅馬最引以為豪的資本——遼闊國土——的弱處，可見羅馬的衰亡真是“冰凍三尺非壹日之寒”，而且是必然的，因為在其強大過程中，它早已給自己服下了滅亡的慢性毒藥。
當然，不管怎麽講，內部原因永遠是壹個事物變化最重要的。就如阿爾諾得.湯因比所說：“幾乎每壹個文明都是‘自殺身死’。”[7]外因再怎麽作用都是條件,內因才是根據,起事物發展的決定作用。那我們就先由帝國的政治方面入手分析其致命的內因。
記得散文大家祝勇先生說過這樣壹句，歷史中的偉大人物是不可以講聰慧的智者，而只能講好運的賭徒，因為壹個人永遠不可能左右歷史。但我仍覺得羅馬的強大是與他歷史上眾多偉大傑出的政治家，軍事家們分不開的。但匆匆壹覽，我們又會痛心大部分偉大都集中在帝國的前期，止於奧古斯都。後期僅僅如曇花壹現般出現過幾個在安東尼王朝前半部分（而且和前期人物相比他們根本算不上傑出）。之後的統治階級內部壹團糟。特別是康茂德死後，壹個堂堂帝國的首腦位置竟然被放到了公開兜售的地步！“從後來的歷史看，（它）是招致羅馬衰亡的罪魁禍首。……羅馬的宮廷政變（從此）壹起接著壹起。”[8]再加上羅馬那時侯的個人專制——它“最顯著的不便就是缺乏連續不斷的繼承性”，“這種缺乏連貫性的後果之壹，便是王室政府的變化無常。政府的計劃和政策全視君主或其代理人的性格而定，因此不能有壹個長期固定的目標和壹貫的行動”，[9]兩相疊加，國家便不堪重擊，深陷入動蕩。但帝國最可悲的還是那些“前仆後繼”的篡位者們竟都是壹些完全沈迷於權力爭奪，徒有強力沒有智力，荒淫無道的家夥，於是帝國最上層的道德標準“急轉而下，最後墮入徹底的毀滅”,[10]宮廷政變和統治階級思想腐化墮落兩者又互為動機，互相擠壓推進，終於壹步步把羅馬帝國推向了政治的懸崖邊。
同時，在這壹過程中，我們還可以發現，其實外部原因和內部的政治原因之間也是存在著壹定關系的。余秋雨曾講過：“壹切偉大從外面看是壹種無可抗拒的力量，從裏面看則是壹種無比智慧的秩序。秩序對於周邊的無序有壹種強大的吸附能力和整合能力，但是無序對於秩序也有壹種不小的消解能力和顛覆能力，誰勝誰負，主要看秩序能包含什麽樣的智慧濃度。”[11]而這裏，羅馬政治上的沈淪可以說必然地導致了羅馬內部秩序的智慧稀薄和不再強大，而這壹事實的直接後果是使得羅馬由壹個不可壹世的征服者向受欺者轉化，沒落的帝國不得不遭受著蠻族的欺淩，這從任何壹個角度來講，都是壹種“可怕和可悲”[12]的景象。相對的壹面也是負值累積，外部的入侵不但沒有激發起統治者的勵精圖治，相反卻更刺激了內部腐敗激素的分泌，政局更加荒廢了。
而此時，內部的另壹個原因——經濟也相伴著政治的下滑而急速地下滑著。很多歷史學家都看到了這壹點，奧托.基弗就認為“（文明的衰亡）經濟因素是很非常重要的，”（因為高級）文明完全建立在奴隸勞動之上，……然而當提比留在萊茵河停止擴張領土的戰爭時……勞動力十分短缺……（經濟就）普遍轉變為自然經濟了。（而）隨著奴隸貿易的消失，那些用大理石建造的光輝的城市也消失了。”[13]菲裏普.李.拉爾夫也說“經濟上，羅馬最嚴重的經濟問題是由奴隸制度和勞動力短缺所引起的”[14]，根據經濟是政治的基礎的說法這無異於是從基礎開始毀了羅馬帝國。附帶說壹下，還有學者比較羅馬和古代中國也很有新意地得出了經濟落敗帝國的這壹結論。他們指出“王朝已經很少對外征服，……這決不是因為人們津津樂道的‘和平主義’，而是源於國家公***財政和經濟動員能力的薄弱，不能對外開疆拓土的結果。”[15]就像拿破侖的政治生命終結於對外擴張的終止壹樣，羅馬帝國的生命也在疆土的邊緣驟然停止。而在這壹關系中，我們看到經濟扮演的角色無疑是最原始也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