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人為什麽會賺錢

歷史文化的差異南方人能賺錢的原因很大程度上是歷史文化的差異而造就的。如果追根溯源，我們可以發現，中國歷史上，南北方對農和商的認識就不同。南方人壹直很重視商，所以出現了粵商、閩商，從春秋時期的範蠡到清末的紅頂商人胡雪巖，南方人的經商活動壹直不斷，而北方人重農抑商，認為棄農經商是懶惰、投機，是本末倒置，這種思想從戰國時期的商鞅變法就開始了，這種重農抑商的觀念壹直束縛著北方人的思維。再看中國歷史上的整個經濟布局，經濟中心最先在北方，在黃河流域，從東晉開始，每壹次戰亂，就會有不少人南遷，所以經濟中心開始慢慢向南方轉移。到南宋結束，南宋皇帝高宗趙構跑到杭州，建立了南宋王朝，經濟中心就完全從黃河流域向長江流域轉移。後來的元、明、清三個朝代，雖然政治中心又回到了北方，但經濟中心仍然在南方。所以從南宋以來，南方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方，而江浙壹帶更是經濟最發達的地方，故有“兩浙之富，國之所恃”的說法。歷史上的陶朱公，就是春秋時代的範蠡，幫助越王勾踐滅了吳以後，就泛舟江湖去經商了，他是第壹個成功的商人，南方人的經商傳統或許就是從這裏開始的。在北方，由於受傳統儒家文化的影響，人們信奉的是 “勤於教子，恥於經商”、“君子不言利”、 “無商不奸”等儒家信條。 儒家重禮、重義、重仁、輕利、蔑商等思想導致了北方的經濟落後。北方人重仕輕商，就是重視當官，輕視經商，即官本位思想，以官職大小作為衡量個人價值高低、進步快慢的唯壹標準。直到現在，官本位思想在中國仍具有相當的影響力。。而在南方，南宋以後，"浙東學派"對人們的影響是巨大的，給南方人經商提供了理論上的支持。南宋永嘉人薛季宣、陳傅良、葉適和永康人陳亮等"浙東學派"代表人物，反對章句訓詁之空疏虛學而主張躬行踐履的實學，主張“功利之學”、"經世濟物"，強調"義利雙行"、"農商並舉"、"道不離物"。這種理論與"儒家學派"的"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和"朱程理學"的"窮天理，去人欲"、"重農輕商、重義輕利"的儒家主流觀點直接相悖。葉適在經濟思想方面的貢獻最為突出，他在義利觀、本末觀、理財觀、富民觀、人地觀、貨幣觀等觀點上集中地反映了他對傳統經濟思想的發展創新。葉適的通達與明智，遠見和卓識非壹般人可比。他主張順應歷史發展和順乎自然趨勢，讓經濟沿著自身發展規律演進，反對強權幹預，主張富民發展民間經濟實力，批評“腐儒”陳見，主張務實重實利功效，提出壹系列反傳統性經濟思想觀點，代表了浙東實學的較高成就。有趣的是；葉適的治學之地就是現在的溫州，他的“義利雙行”的理論，長期影響了溫州人的思維方式、思想觀念和行為方式。溫州經濟在今天能得到這麽飛速的發展，溫州人在商業活動中能有這麽出色的表現，是與幾百年前的葉適不無關系的。惡劣的自然條件當時的南方，還是偏僻、荒蕪的“南夷”之地，自然條件相當惡劣，所謂“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人無三分銀”，人們的生存是壹個大問題。貧窮培養了他們冒險、創新、自力更生的創業精神和特別能吃苦耐勞的毅力。加上歷代南遷的人群都具有無拘無束、獨立思考、敢冒風險和不滿足現狀的***性，決定了他們不循規蹈矩，敢於叛逆的性格。這些“歷史基因”，遇到改革開放的東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特定環境便成為這些“歷史基因”發育成長的“溫床”。在這張“溫床”上，南方人幹事業所具有的先發性、開放性、靈活性的天資，善於發現商機、捕捉商機的天資快速生長。當有的人就姓“社”姓“資”還在爭論不休的時候，南方人就開始埋頭苦幹，悄悄地發展壯大了自己，已經完成了資本原始積累。獨特的地理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