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寅初，1882年誕生在中國浙江紹興壹個釀酒作坊主的家裏，幼年隨全家遷居紹興附近的嵊縣。1898年，馬寅初離開家鄉到上海求學，後又到天津北洋大學攻讀礦冶。1906年他畢業後，遠渡重洋，赴美國留學，先後在耶魯大學和哥倫比亞大學研究經濟，均獲得博士學位。1916年回國後任北京大學經濟學教授，建國後，先後擔任中央財經委員會副主任，浙江大學、北京大學校長和中國人口學會名譽會長。
馬寅初的主要著作有：《中國經濟改造》、《經濟學概論》、《通貨新論》、《我的經濟理論、哲學思想和政治立場》和《新人口論》等等。
《新人口論》是中國現行人口政策的最重要依據，也是中國社會經濟學界的壹個裏程碑。
我們翻開這本薄薄的但又份量十足的《新人口論》，便會驚訝於書中的思想與價值竟然與我們的現實貼得這麽近。
到下壹個世紀中葉為止，人口問題將壹直影響著我們社會的發展，當我們談到中國國情時，第壹句就是：人口眾多，由於帶來的人多地少之矛盾、能源短缺和水資源不足、人口壓力產生就業難問題，以及產生了妨礙生活水平和教育程度提高、住宅緊張、青少年犯罪等問題，使我們認識到，解決人口問題是關系到能否早日實現現代化的不可忽視的問題。
馬寅初正確地估量了當時人口的發展狀況，並以此為立足點和出發點，闡述了“新人口論”的中心論點：控制人口的數量和提高人口的質量。
這個中心論點解決了這樣壹個矛盾：先進的社會主義制度和落後的社會生產力之間的矛盾。
馬寅初用具體數字說明中國人口增加的速度。他說，1953年，國家曾經對全國人口進行過壹次深入的普查，並且得出中國人口的增加率平均每年22‰。建國以來，國家在各方面都有很大的變化，如就業的人多了，組織家庭比過去容易了；婦女在產前產後都有休假，加上保健事業的發展，嬰兒和母親的死亡率大大下降；內戰消滅了，人口大量死亡的現象已經沒有了；還有社會環境改變了，許多尼姑、和尚也結了婚。這些條件都是人口增加得快的原因。因此，他認為中國的人口這樣增長下去，50年後就是26億，因此他主張在實行計劃經濟的同時，必須實行計劃生育。
遺憾的是，馬寅初提出的“計劃生育”直到20世紀70年代後期才真正實施起來。
當我們國家確定“計劃生育”這條國策時，西方許多國家都在抓我們的辮子，說我們的“計劃生育”是侵犯人權，這種論調，首先沒有認真分析我們的政策，其次帶有某些不可告人的目的。
按照馬寅初的觀點，我們的“計劃生育”政策正是尊重人權的壹個重要措施。
“人權首先是讓所有的人都能吃飽飯”，如果我們不控制人口，任人口肆意增長，讓更多的人餓死、凍死，那才叫侵犯人權呢！
另外，馬寅初還提出了“普遍宣傳避孕，切忌人工流產”的觀點。
他認為人工流產是應該堅決反對的，要說侵犯人權，人工流產是有點這個意思，但我們要杜絕人工流產，馬寅初說，既然已經懷孕，“人”形成了，“他”就應該有生的權利，把他殺掉，就是犯罪。父母殺子女，這成什麽話！同時，人工流產對母親的健康也會帶來不好的影響。他還認為，如果贊成人工墮胎，就會把避孕意識沖淡了。
為了有效地控制人口增長，馬寅初當時提出了他的主張，這些主張在那時是從實際出發，切實可行的，是科學的。
第壹步要依靠普遍宣傳，要破除宗嗣繼承觀念，破除“早生貴子”、“不孝有三，無後為大”等封建殘余思想。第二步，“待到宣傳工作收到壹定的效果以後，再行修改婚姻法”，實行晚婚，“大概男子25歲，女子23歲結婚是比較適當的”。第三步，如果“婚姻法修改之後，控制人口的力量還不夠大，自應輔之以更嚴厲更有效的行政力量。”
《新人口論》中還提到了“提高人口質量”的問題，原理大家都明白了，但實際上又如何呢？
中國實行計劃生育已經二十年了，人口增長得到了緩解，但不能不看到，真正得到緩解的是城市，因為城市居民文化素質高，觀念上、行政上都容易轉變和實施，而往往在貧窮的農村地區，“愈是貧窮——人口生產愈多——無法接受教育——愈是貧窮”的惡性循環還在延續。
馬寅初強調壹定要把質與量配得適當，這壹點上對於我們現在的“計劃生育”國策不能不說有強調的必要。
《新人口論》中的所有這些觀點曾經被說成“地地道道的馬爾薩斯主義”，理由是他把人看成了消費者，沒有首先想到人是生產者，是“見口不見手。”而實際上，馬寅初可比馬爾薩斯高明多了，他還對馬爾薩斯人口論作了批判。他指出其，“馬爾薩斯寫人口的本意，就在於從理論上維護資本主義制度及政府”；另壹個根本不同之所在，馬爾薩斯鼓吹用戰爭、瘟疫和饑餓等手段來消滅現有人口，而馬寅初主張從人性出發，科學地引導，使人口漸漸地減少。
馬寅初的真知灼見是劃時代的，從根本上促成了中國經濟的發展，就這點而言，又有幾人能與馬寅初相比？
我們壹談到中國人口問題，壹定會馬上想到馬寅初的名字，這位中國著名的人口學專家、經濟學家，以其提出的“新人口論”而聞名於世，尤其當我們感受到人口問題壹直在困擾我們的時候，不由自主地將作如下感嘆：如果40年前就采用了馬寅初的人口論，那該有多麽好啊！
當我們從人口困惑中開始清醒的時候，才從歷史的塵埃中撿起這本已是傷痕斑斑的《新人口論》，發現它閃耀著理性之光，以至於被認為是“影響現代中國歷史進程的壹本好書”。
而如今的事實也已經印證了馬寅初在被批判時所說的那壹句名言：
“我個人被批判是小事情，沒有什麽，可是，我想所寫的《新人口論》，是有關國家和民族的大事。我相信，過幾十年後事實會證明我是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