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判第壹天，歐盟在農業談判中做出新讓步，同意在原先承諾降低農產品進口關稅54％的基礎上，修改為降低60％；第二天，美國計劃將“扭曲貿易的國內總支持”（OTDS）從170億美元削減至150億美元。
第四天，世貿談判中代表發展中國家立場的關鍵人物——印度工商部長卡邁勒納特（Kamal Nath）回國，度過政府信任投票後重返多哈會場。
這些都是支撐談判進行下去的積極跡象。印尼貿易部長馮慧蘭便曾稱：“從未如此之近地接近成功。”
7月25日，拉米提出壹套妥協方案。根據這套方案，美國須將農業補貼限額從先前提出的150億美元降到145億美元；歐盟須大幅降低農產品進口關稅，不過允許其指定高達4％的農產品為敏感產品，這些產品可以享受關稅免減或少減待遇。此外，發展中國家工業品關稅的上限可在20％到25％之間選擇，選擇的上限越低，享受關稅免減或少減的產品數量就越多。另外，該方案還允許發展中國家的某些農業和工業部門受到關稅保護。
各成員同意在此方案基礎上繼續磋商，從而使多哈回合談判峰回路轉。歐盟貿易委員曼德爾森當天表示，拉米的方案並不完美，但它促進了壹套協議框架的出現，該協議框架有利於世界經濟，有利於促進發展。
在結束壹周的談判後，部長們“細琢慢研”地達成了壹些可能的妥協。包括美國和歐盟分別削減70％和80％的扭曲農業補貼。這使人們似乎瞥見了多哈回合贏得轉機的曙光。拉米宣布，原定於7月27日結束的此輪WTO主要成員部長會議延長，繼續舉行。
然而，會談進入第八天後，情勢急轉直下，倔強與對抗的情緒主導了談判會場。美國和印度未能就農產品關稅問題握手言和。會談第九天，拉米不得不宣布，談判破裂。
破裂癥結
據拉米表述，談判議事表預先圈定了20個談判議題，此輪多哈談判已經成功談攏了其中的18項。“然而在第19個議題——針對發展中國家的特別保障機制上，分歧無法彌合。”
所謂特別保障機制（SSM），是出現在此輪多哈回合談判的最終農業談判文本中、提供給發展中國家的優惠政策。發展中國家可以動用這個在農業領域的防禦性政策工具，在進口產品數量激增或進口產品價格銳減的情況下，提高關稅壁壘，以此來保障農民的生存、農業的發展和糧食安全。
由超過40多個發展中國家組成的33國協調組織（G33）是特別保障機制最積極的捍衛者。盡管其他國家原則上支持建立特別保障機制，但是美國和壹些發展中國家中的農業出口國，如泰國、阿根廷、巴拉圭和烏拉圭等，卻始終尋求對這壹機制的限制。
在7月29日的會議上，美印在如何啟動特別保障機制上僵持不下。美國堅持應設定壹個比40％的進口激增底線更高的“觸發點”，即只有當某種農產品進口突然增至比40％還大規模的時候，“受害國”才能啟動特別保障機制，提高關稅；印度則堅持更低，比如10％的“觸發點”，表示不會接受任何不讓他們在農產品激增的情況下得到更大征稅空間的規則。
美國最終以必須界定該機制的使用合法性和防止濫用為由，沒有作出讓步。美國貿易代表施瓦布認為，在全球食品危機面前，同意對世界糧食貿易豎起關稅壁壘是“嘲諷之事”，拒絕給予其他國家這種“不公平的有利條件”。
多哈回合農業談判另壹主要分歧，是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無法在發達國家對扭曲貿易的國內支持總量的削減幅度上達成壹致。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市場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程國強告訴《財經》，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農業補貼水平極不平衡。只有對發達成員國內支持進行大幅度實質削減，才能實現實質性削減“扭曲貿易的國內總支持”的目標。
發達國家承諾的補貼減讓難以讓發展中國家滿意，因此發展中國家難以在特別保障機制問題上作出讓步。
除了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在上述問題上的分歧，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世貿室主任梁燕芬向《財經》記者分析，此輪多哈回合談判的失敗也不能排除外部因素的作用。
“目前，整個世界經濟形勢正處於低谷，各個國家都很難估計讓步後的影響，因此談判立場就比較慎重。此次多哈回合談判失敗，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世界經濟形勢的牽連。”
中國的角色
對於此次談判的破裂，有不少美國貿易官員和學者將原因部分歸咎於中國。因為在談判最後的關鍵時刻，同樣代表發展中國家利益的巴西已經同意美國的立場，這時中國選擇了站在印度壹邊。
自2005年底香港部長級會議以來，西方發達國家要求中國在談判中承擔更多的責任、更加積極地介入談判的呼聲就始終未斷。但直到此次日內瓦會議之前，所有關鍵的核心成員談判都未納入中國。
此次，談判進入到第四天後，由30人組成的小型貿易部長會議仍未產生可觀成果，世貿總幹事拉米力邀中國首次加入美國、日本、歐盟、印度、巴西和澳大利亞組成的“世貿六方會談小組”。
對於中國在最後壹刻選擇了印度的立場，美國農業部前助理部長、加州大學農業經濟與政策教授丹尼爾塞莫內（Daniel Sumner）在接受《財經》記者采訪時說：“談判在農業這個節點上崩潰，我覺得很失望，也很費解，因為中國農業總體來講是高產且富有競爭力的，也許中國政府出於維護農民利益的考慮，也許存在壹些誤解。但大家都明白，WTO存在的依據就是降低關稅。印度和中國最後在關稅問題上說‘不’，這顯然是難以接受的。”
而中國國際貿易學會常務理事周世儉向《財經》記者分析，特別保障機制不是發達國家眼中那樣的小問題，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壹樣，中國之所以支持印度，就是因為在農業問題上不願動搖。
針對主要發達國家關於中國堅持部分敏感農產品關稅免予削減和反對強制性工業品部門自由化的立場、對多哈回合談判造成障礙的言論，中國代表團反駁稱，“這些指責是毫無根據的。”中國商務部部長陳德銘亦回應指出，主要發達成員是本輪談判最大的受益方，保留了很大的農業補貼空間，他們應對發展中國家的核心關註給予充分的理解，不應為這些問題的解決設置障礙。
至於談判失敗對於中國的可能影響，談判破裂不會對中國產生太大影響。
“近年來中國的對外貿易正在經歷壹些結構性的變化，貿易效益觀已經在短期內超越了對量的擴張的追逐。現在已經不是那個為了追求市場擴大和貿易量的增長而作出利益交換的階段了。中國仍在消化“入世”帶來的各種變化，對於達成需要代價過大的貿易協定的意願有限。
不過，亦有美國學者對中國發出警告。“最後壹天，人們看到巴西站到美國壹邊，而中國卻站到印度壹邊。這會給中美貿易帶來潛在障礙，因為美國國會就更容易通過針對中國的懲罰性立法。”
其實，“多哈回合”這個名詞的完整準確表述應為“多哈發展議程”，其宗旨是通過更公平的貿易環境，來促進全球特別是較貧窮國家的經濟發展。然而，根據世界銀行的模型，發展中國家從多邊貿易得到的收益只占世界收益的16％，分攤到人頭上，每個發展中國家國民得到的好處不足1美分。所以，動力不足的現象出現在談判桌的兩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