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生是個樂觀主義者，這決定了我看待世界和觀察他人的方式。畢業後，那個時候，我找到了另壹條路。我沒有選擇金融機構，而是選擇了中國五礦集團投身實體經濟。我希望能從實體企業的角度感受中國經濟的內在邏輯和巨大潛力。正是我在五礦集團的工作讓我受益匪淺。
這些礦區和邊境地區的出差讓我看到，中國不是簡單的壹二線城市，不是三四線城市和農村的分層疊加，也不是東部、中部和西部的簡單劃分。大學畢業後，我並沒有出國的打算，只是因為我在五礦集團工作時接觸到了外國客戶，後來我看到了許多在國外學習的同學和朋友。在與他們的交流中，我認為我應該去外面看些東西，增加我的經驗。
最終，我選擇了去耶魯大學學習。這座古鎮位於美國東北部的紐黑文市，具有豐富的現代意義。雖然我申請了許多大學，並獲得了七所學校的錄取機會，但耶魯大學研究生院是唯壹為我提供獎學金的學校。
當時正值20世紀90年代末，互聯網作為壹股新的經濟浪潮正在美國資本市場風起雲湧。我選擇休學壹年回國創業。我和幾個老同學創辦了壹個網站，搭建投融資交流平臺，分析討論商業模式，制定商業行動計劃。核心目的是在資金需求方和供應方之間搭建溝通橋梁，提供資金、人才、技術、供應鏈等專業服務。由於互聯網泡沫的破裂，我們的業務量也在萎縮，所以我們不得不停止它並重新制定計劃。
創業失敗後，我繼續在耶魯大學學習。在“山重水復”之際，我偶然在耶魯投資辦公室找到了壹個實習機會，認識了大衛·斯文森。從此，我與投資結下了不解之緣。
斯文森壹手將耶魯捐贈基金打造成了“常青基金帝國”。在經歷了美國1987的“黑色星期壹”、20世紀80年代末的經濟滯脹、20世紀90年代的“克林頓繁榮”、2000年前後的高科技浪潮、互聯網高潮和泡沫，以及近期全球經濟疲軟和市場持續下跌之後，耶魯捐贈基金的資產規模不斷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