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碎的期待
李榮和包田曉10月17日晚上19點多鐘接到第二監獄打來的電話，才知道兒子李洪斌當天下午越獄了，壹同逃走的還有3個人。夫妻倆都驚呆了，六神無主地在電話裏不知道該如何應對，只能反復念叨“怎麽可能？！”那3個名字，他們從沒有聽兒子提起過，而且就在20多天前，9月25日下午，包田曉才剛到監獄探視過李洪斌。她記得的是，“我兒子見面那天可正常了”。
包田曉告訴本刊，9月25日的探監和以往壹樣，進監獄大門後，走上十來米，再經過兩道門崗，到會見室，出示證件做完登記，然後再經過兩道門，才能見到兒子。壹個大屋子，透明的玻璃窗把自由和不自由人分隔開來，要拿起話筒，才能聽到彼此的聲音。
包田曉說她看到了李洪斌的笑容，“每次家裏人去看他，他都可開心了”。那天又是李洪斌反過來勸慰包田曉，“他說自己在裏面表現很好，勞動掙的工也多了，到年底就能當上勞模，獲得減刑了”。包田曉於是覺得，兒子在監獄裏“越來越懂事了”，“我能勸他的都是那些話，好好改造，他說得比我們說得好，常常反過來勸我”。“他跟我說，讓我們不要再為他的事情奔波，亂花錢，他會憑自己的努力爭取減刑。他還說，家裏掙那些錢不容易，離呼市又遠，壹年來看他壹次就夠了。”
李洪斌服刑的第三監區，探視日期是每個月的10號或11號、24號或25號，探視時間每次最多半小時，如果遇上是周六周日，就只有十來分鐘。自從李洪斌2007年入獄，包田曉堅持每月都從包頭過來探監壹次，“就是為了讓兒子知道，家裏人都沒有放棄他，讓他安心好好改造，早點出來”。
包田曉說，探監日她要大清早出門，花30元從包頭坐長途車到呼和浩特，下車後到附近的火車站花1塊錢坐1路公交車到南茶坊，再花上1塊錢換乘42路車到二道河監獄站，下車後沿岔路再走上十來分鐘就到了。沿途經過監獄家屬區，兩旁分布著各色小飯館、雜貨店和理發店。距離監獄大門50多米的路口空地上，通常都停放著數十輛攬私活的灰白色小轎車。這些包田曉從來都不舍得消費，她自帶幹糧，探視結束後，按原路線返回火車站，等候過路的火車回包頭。火車比汽車便宜10多塊錢，為了省下這點錢，包田曉到家常常都是深夜壹兩點。但每次來她都會給兒子監獄的卡裏補上生活費，200元或300元不等，還會在監獄的商店裏額外給他買些吃的，裏面的選擇有限，“也就是方便面和餅幹”，價格比外面貴，“最普通的方便面壹箱五六十元”。
2009年初，包田曉和李榮遷往包頭南部的鄂爾多斯市謀生，距呼和浩特更遠，坐大巴走高速最快也要3個半小時，車費單程最少60元。而且探監無法當天往返，即便包田曉只舍得在火車站附近的小旅店花20元住上壹晚，路費成本還是壹下就翻了倍。包田曉說她只好改變探監規律，每兩個月去壹次，每次送去600元的生活費。
9月25日的探視，除了600元錢，包田曉還專門給兒子送來過冬的衣物。大約壹個多月前，李洪斌從監獄打電話回家，“說去年冬天的棉褲太薄了，還說想要雙旅遊鞋，早上出操的時候穿”。今年的呼和浩特冷得早，10月中旬的供暖季還沒到，寒意已經襲來。包田曉買了壹條60多元的黑色棉褲、壹雙20元的黑色棉鞋和壹雙旅遊鞋，還有幾雙新襪子，壹件棉背心。因為就要國慶了，她還特意買了200多元的方便面和餅幹給兒子留下。那天監獄裏組織犯人們搞活動，探視時間臨時調整，都放在下午，只有十來分鐘。雖然時間短暫，不過兒子說的那些話，讓她覺得，“今年的心都已經放下了”。只是這剛放下的心，不到壹個月就被徹底打碎了。
變的軌跡
李洪斌的越獄和他當年的入獄壹樣，都讓親人們猝不及防。他偏離正軌的改變，似乎壹直遠離家人的視線。即便不可收拾的爛攤子擺在眼前，家人還是找不出任何端倪。當年是這樣，如今還是這樣。
李榮和包田曉都是本分農民，2003年，兩個人商量了很久，很下了些決心，才帶著兩個兒子舉家離開農村老家，到呼和浩特謀生。他們的老家在內蒙古通遼市民主鎮窯營子村，距呼和浩特1000多公裏，距離通遼市區還有50多公裏，算得上民主鎮最大的村莊，有500多戶人家。李榮家是農村中常見的大家族，8兄妹中他排第5，雖然他們8個都出生在窯營子，但籍貫上都延續著父親的祖籍，並且將這記憶延續到各自的孩子那壹輩，李洪斌和弟弟也這樣成了“遼寧阜新人”。
李榮的弟媳黃桂芬告訴本刊，就在她家忙著蓋新房那年，李榮舉家離開窯營子去了呼和浩特，“去投奔壹個親戚，好像是他姑姑家兒媳的妹子，這個親戚家在呼市搞建築，做包工頭，李榮他們說是到工地上去打工”。老家親戚們也有些驚訝李榮的決定，這裏的村民安守本分，祖輩都守著村邊的這些土地，沒有過多的想法。但黃桂芬還是覺得可以理解，“他們家人少、地少”。窯營子村人均登記在冊的土地面積是4畝多，雖然將各種雜七雜八的土地加起來，各家的耕種面積總數遠高於這個數字，但單純依靠務農，各家收益還是有限，尤其是2003年各種農業稅費還在的時候。
離開窯營子村時，1988年出生的李洪斌才15歲。他留給老家人的印象，跟村裏的其他孩子沒有差別，“實在、本分、勤快”。跟李榮壹輩的人，對李洪斌的記憶更深刻，“很小就下地幫他媽媽幹活了”，“看起來比同齡的孩子長得敦實、老成”，“幹農活可是壹把好手”。回憶起這些的時候，他們在地裏忙著收玉米的手也沒有閑下來，要趕在土地上凍之前，把地裏已經收割好的玉米棒，壹個個從稭稈上剝出來，堆放到家裏。這裏秋天的日頭就已經很短了，早晚溫差很大，正午午飯之後才能下地，下午16點半不到，天就擦黑了。村民們都練就了壹番熟練的技藝，在這短短的時間裏，人手能剝出1000斤玉米棒。
念到小學五年級就輟學的李洪斌，進城前的生活就是這樣，春耕秋收。在這個季節，那就是忙著埋頭收玉米。他在村裏最要好的兩個朋友，都比他大三四歲，壹個是他的表哥張永成，壹個是表哥的鄰居謝洪剛。如今，兩人都已經結婚，張永成還即將晉級當爸爸。我們在地裏找到張永成，他也在忙著收玉米，面對陌生人的提問，有些笨口拙舌，他的母親李鳳珍，也是李洪斌的四姑在壹旁感慨，“洪斌的性格可比我兒子開朗多了，比他能說會道”。雖然是當年的好朋友，但張永成對李洪斌的記憶，實在梳理不出什麽特別，尤其是李洪斌離開後，“壹年也聯系不上壹兩次，他的電話老換，也就是過年前通通電話，他說在外面打工挺累挺苦的”。
出門打工的難處，包田曉也曾經想過，但她和李榮還是想闖壹闖。更主要的是，李榮會木匠手藝，“到工地上怎麽也能找到飯吃”。剛到呼市的時候，事情還算順利，壹家都安頓在了建築工地上，包田曉在工地上負責做飯，每月400元。李榮和李洪斌父子倆壹起上工，工錢按實際開工時間計算，20元壹天，另加5元飯錢。他們到了工地上才意識到，“開工才有錢”。包田曉說，“等到10月底11月初，地上凍，工地就停工了，就得另找活幹”。在老家的時候，李洪斌就是包田曉幹農活最好的幫手。進城以後，包田曉覺得，“兒子更懂事了”，“那麽熱的夏天，給他10塊錢買雪糕，把錢捂爛了他都舍不得花，我都能從他身上翻出來”。
李榮和包田曉在呼市的工地上幹了3年，其間只有2003年冬天回過老家壹次，“路費太貴了”。親戚包的工程結束了，他們也要另找出路。李榮輾轉從壹個朋友那裏聽說，在包頭工地上賣熟食能掙到錢，所以2005年冬天，他決定帶壹家人去包頭謀生。李洪斌沒有跟父母壹起走，因為2005年12月，他花了壹個下午，在呼市壹家叫浪中浪的洗浴城找到了工作，當服務生。這是他第壹次自己找工作，也是他第壹次晚上不用和父母住在壹起，可以住單位宿舍。李洪斌讓父母先走，說自己“等拿到2月份的工資就馬上來包頭”。包田曉記得很清楚，“過完年正月十三去的包頭”，也就是2006年2月10日。可就在他們走了半個月後，李洪斌就出事了。2月26日，李洪斌和洗浴城的幾個同事壹起，犯下了搶劫命案。
城市的誘惑
當年的命案揭開了李洪斌生活中的另壹面。2005年12月，這個不到18歲的年輕人找到洗浴城的工作後，遇到了壹群年紀相仿的同事，與他同年的池誌強，比他大壹歲的王鑫和許龍，還有比他們大八九歲的王海生。他們經歷相似，都來自農村，都在初二之前輟學，在呼和浩特都找不到更合適的工作，只好到最沒有門檻的洗浴城裏先安頓下來。除了李洪斌，其他人都是2005年初到洗浴城工作的。
浪中浪洗浴城在鄰近鐵路的北垣街，中等偏下的市民消費，除了壹層的門臉，只有地下壹層，包括洗浴、大廳和包間按摩室，全部員工不過十來人。洗浴城的人員流動性很大，雖然出資老板還是同壹個人，但實際上負責管理的經理和地下壹層的員工，這幾年下來早就換了若幹茬。最近的這批，年資最長的是新任經理，到店才兩個多月，根據他的推算，2005年的時候，浪中浪的服務員工資，“最多每月六七百塊”。
於當年洗浴城裏的這幾個年輕人來說，每個月的收入，似乎實在無法滿足他們的渴求。他們開始三三兩兩聚在壹起，用別的方式“搞錢”，說穿了，就是“偷和搶”。違法的恐懼，在壹個有著同伴相互支持的圈子裏，很快被消解了。道德與不道德的界限，也在這種支持下，被迅速填平。根據案發後警方的詢問筆錄，從2005年夏天開始，池誌強和許龍就好幾次晚上在青城公園實施搶劫，但收獲甚微，壹次“搶了4塊錢”，另壹次“搶了壹個小靈通手機”。池誌強認識壹個開旅店叫“老三”的人，可以收贓，偷搶來的手機，可以賣50元到幾百元不等。銷贓得來的錢，他們壹頓飯也就花掉了。
李洪斌融入這個團隊的時候，內心是否有過掙紮不得而知。但不管心裏怎麽想，他上班後不到壹個月，2005年聖誕節前夜，就和池誌強壹起，砸開壹輛轎車行竊。那晚兩個人本來是在舞廳“蹦迪”，因為覺得太熱出來透氣，在附近的巷子裏看到停了壹輛車，前排座上放著壹個包。他們砸開車窗，拿著包打車回了洗浴城宿舍，翻查後發現包裏只有名片沒有錢，心有不甘，又打車返回現場，將車裏的音響和電子屏撬了回來。後來還將音響以400元的價格賣給了洗浴城的老主顧。
偷竊得手後的第二天，也就是聖誕節當晚，李洪斌又和許龍及另壹個同事，下班後步行到壹個僻靜的巷子裏搶劫，說不上誰是主謀。如果李洪斌在自己的口供中沒有撒謊，那麽，這是他的第壹次攔路搶劫。他們選了壹個單身女性下手，但對方激烈地叫喊，最終把他們嚇跑了。李洪斌口供中說，實施的第二次搶劫也不順利，那是2006年2月11日晚上，他和池誌強在宿舍睡醒後，池誌強說手頭沒錢了，要去搞些錢，兩個人也是壹拍即合出了門，地點是池誌強選的，海東路財院南門壹個東西向的巷子。這壹次，他們選中了壹個戴眼鏡的斯文年輕人，但沒想到年輕人激烈反抗，還狠咬池誌強的手，李洪斌就拿出了隨身帶的刀，捅了年輕人。當他們快要得手的時候，過來壹個遛狗的中年婦女，大聲呵斥他們住手，並掏出手機要報警。兩人壹邊罵壹邊按原路跑回了洗浴城，洗幹凈手上的血，回宿舍繼續睡覺。而包田曉和李榮只知道兒子第壹個月拿了600元的工資，其他的什麽也不清楚，兒子住進集體宿舍後這些暗夜裏的罪惡，完全瞞過了家人的眼睛。脫軌的人生
回頭再來看這壹切，都像是2006年2月26日命案的鋪墊。李洪斌的膽量和狠勁，已經在前幾次搶劫未遂中得到了充分“歷練”。2月26日23點左右，李洪斌及同事王鑫、王海生壹起下班，這次是李洪斌提出“去搞些錢”，另兩人馬上同意。地點是李洪斌選的，就是半個月前他和池誌強搶劫未遂的巷子。出發前李洪斌和王海生各自帶了壹把刀。
他們在巷口等到了剛從“沃爾沃浴場”洗澡歸來的魏敏和周英（均為化名）。兩人是鐵路局的同事，周英的丈夫還是壹名車站警察，當晚在單位值班。他們本想打車回家，但壹路走來都沒看到空車。經過財經學院外這個巷口，魏敏留意到了這幾個蹲在巷口的年輕人，還以為是財院的學生，沒多想。他們剛走過巷口幾米，李洪斌就沖上去從背後捅了魏敏兩刀，魏敏轉身反抗，李洪斌又捅了兩刀，然後返身搶劫周英的皮包，魏敏驚慌中看到，周英拿著包激烈反抗，李洪斌開始拿刀捅她。魏敏壹邊叫喊著“把包給他們！”壹邊朝前跑，王海生開始在後面追趕他。魏敏有幸逃脫，打上了出租車並迅速報警、就醫。而周英被李洪斌壹連捅了十幾刀，最終因“銳器刺破腹主動脈急性失血性休克死亡”。她的包也被李洪斌和王鑫壹同搶走。王海生沒追多遠也折返了，搶來的包裏沒有錢，只有壹個三星N628直板手機。3人扔掉包打車返回洗浴城，洗幹凈血跡，收好手機，回宿舍睡覺。
這起命案後沒幾天，李洪斌、許龍、王海生和池誌強分別因為偷竊和打架，陸續被“浪中浪”開除。2006年3月3日，就在被開除後，這4個人還叫上王鑫壹起，幫許龍“出了口氣”，教訓了壹個搶走許龍女朋友的年輕人。3月4日，池誌強在離開“浪中浪”前還順手偷了壹個LG手機。3月5日晚上，被開除的這4個人壹起到“老三”的店裏，把那個三星手機賣了100元錢。池誌強和王海生還讓“老三”找來兩個“小姐”，壹***花了50元。因為身上的錢都花得差不多了，他們決定先到王海生的老家土左旗暫住幾天。第二天他們叫上王鑫壹起回了村子，告訴王父，是回來幫忙收玉米的，老人並不相信，“地裏的玉米早就收完了”。
王鑫只住了壹個晚上，3月7日早上就趕回洗浴城上班。他在這天下午接到了李洪斌打來的電話，問他什麽時候能再去村裏。這個電話是李洪斌用死者周英的電話卡撥打的。他賣了手機，但留下了還有話費的卡，裝進了自己的諾基亞手機。這個信號壹直被警方監控著，當天晚上21點，警察找到了王鑫，繼而在3月8日淩晨，將聚在土左旗村莊裏的其余4人全部抓獲。王海生的父親做了壹個最艱難的抉擇，大義滅親，領著警察親自抓捕了自己的兒子。他的選擇，也成為法官對王海生量刑時予以寬大的壹個重要因素。
李洪斌是命案中唯壹動了刀的人，造成壹死壹傷，而且還有多次盜竊、搶劫前史，如果不是因為他的生日是3月4日，在命案當天距離18歲只差6天，等待他的就不是無期徒刑，而是死刑。李榮和包田曉根本不懂法律，他們只覺得兒子很委屈，他們更願意相信，用刀捅人其他人也有份，“我兒子最小，不懂事，都是別人帶壞的”。突來的變故，讓他們難以承受，也有些奇怪反應，當警方通知他們到呼市來取家屬通知書的時候，李榮看到警察之後的第壹反應，並不是詢問兒子的情況或者替兒子說好話，而是說：“我兒子那個呼機（實為手機）是我買的，要還給我吧？”以至於當時的辦案民警都覺得，“這對父子都壹樣，不亮堂”。
其實這樁命案官司開審的時候，正好也是李榮和包田曉夫婦手頭最緊的時候，他們剛到包頭安頓下來，熟食買賣還沒開始，路費加房租已經把手邊的錢都花光了。為了趕來呼市給兒子請律師，湊夠路費，他們已經在包頭欠了壹個月房租，還是跟工地老板說好話，別人就在倉庫裏騰了塊空地給他們暫時安頓。兩人在呼市連公交車都舍不得坐，最慘的時候，壹天都吃不上壹頓飯，包田曉回憶時都帶著哭腔，“真的是壹點辦法都沒有了”。
面對兒子的無期徒刑判罰，雖然心裏不滿，但李榮和包田曉決定不再上訴，“實在是拿不出錢來了”。可他們不知從哪裏結交了壹個朋友，在壹審判決後放出話來，“說有辦法撈我兒子，替他減刑”。這希望像壹劑強心針，夫妻倆壹合計，馬上回了通遼老家，把房子賣了，湊了4萬塊錢，給那個朋友“撈人”。結果錢花了，沒有動靜，“那個人連電話都不接了”。李榮夫婦這才知道被騙，除了電話，他們再也聯系不上那個拿了錢的人。
這些事，包田曉並沒有跟兒子明說，但言語中的希望和暗示，也讓李洪斌明白了。所以後來包田曉再去探監，李洪斌才會勸媽媽，“不要亂花錢了”。經歷過李洪斌的變故，李榮和包田曉都覺得沒臉再回老家，雖然他們也知道，如今種田的收入越來越好了，但他們的房子賣了，地也轉包出去了，在村裏賴以生存的根本已經沒有了。直到2009年初，在兄妹們的極力勸說下，他們才帶小兒子回去過了個年。親戚們覺得，包田曉的心情看起來好了很多，還主動說了李洪斌的事情，“說他在裏面表現很好，年底就能當勞模減刑了”。
過完這個年之後，李榮和包田曉也有了新打算，離開包頭，去南邊的鄂爾多斯市康巴什新區謀生。他們花錢送小兒子去學了廚師，還在村裏貸款兩萬元，到鄂爾多斯買了臺電動車，他們決心把工地熟食生意做得更大壹些，這樣每個月去看李洪斌的時候，才能給他更多的生活費，讓他在裏面“不會過得太苦”。
這也是他們到鄂爾多斯後將迎來的第壹個冬天。包田曉9月25日探監回去後，騎電動車送貨時翻了車，扭傷了腳，剛剛才好。小兒子還跟她商量，下個月工地停工的時候就歇壹歇，自己想去呼市探望哥哥。他們還商量著冬天可以到其他地方打工，至少能把每月200元的房租和壹家人的生活費掙出來。這些卑微、瑣碎、帶著世俗煙火氣和無奈的商議，就是這壹家人生活的全部。李榮和包田曉最終選擇了停掉他們的手機，他們覺得，“再說什麽都沒有任何意義”，再說任何話，都是撕心裂肺的痛，他們“不再抱有任何希望了”。
10月17日下午，當李洪斌和其他3名犯人壹起，將安全員和當班幹事騙入倉庫控制住，並將當班的分監區長蘭建國騙到庫房殺害，換上警服和監獄運動服逃走的時候，他對母親和家人的承諾，成了另壹個謊言。而這次，他再沒有機會回頭了。越獄被捕後，面對負責突審的警察，李洪斌並不合作，甚至連以前犯下的罪行都百般推脫，讓警察覺得，“就是個死不認錯的人”。壹同越獄的喬海強是求死之心最強的，但割喉、跳樓都沒能死成。對董佳繼的審訊也不太順利，他逃跑時肘部中槍，出現發燒跡象。
4名越獄犯中究竟誰才是主謀，目前犯人們的供述看起來都有差異，據民警們綜合口供後推測出比較可靠的版本，主謀者不是李洪斌，而是喬海強。喬海強因搶劫女出租車司機並連續作案，被判處無期徒刑，於2004年入獄，入獄時23歲。他的犯罪之路也在家人的視線之外。他1981年出生在內蒙古巴彥淖爾市臨河區隆勝鄉的壹個普通農民家庭，排行老二，哥哥夭折。幼年時被父親喬二白過繼給伯父喬七撫養，隨喬七生活在呼和浩特市。而喬七的女兒過繼給喬二白做了養女。喬海強初中畢業後，就開始“混社會”。在老家的喬二白壹家，在他入獄兩年之後才知道消息。因為距離呼市太遠，喬二白家只能每年到監獄探監壹次。
喬海強和同年入獄的董佳繼在獄中關系壹直較好，最初是他倆開始密謀越獄，他們分析覺得越獄至少需要4個人才有可能性，就拉了高博和李洪斌入夥，這次越獄計劃，4人密謀了壹年多。最後的越獄日期也是喬海強選定的，10月17日剛好是國慶加班之後，警察們輪休的第壹天。但4個人越獄後的逃跑路線，還是讓辦案警察們很疑惑，“他們沒有分頭跑，太不同尋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