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本之壹：華生：“這是五人討論的結果，我是其中的代表”。
提到“價格雙軌制”就不得不提到1984年9月的浙江莫幹山第壹次中青年經濟科學工作者討論會。會議分了8個組，討論了不同的問題，尤以價格小組的討論會廣為人知，按照參會人員之壹華生的說法，各個主要機關和中央的主要秘書都參加了會議，此次會議打破了計劃價格的堅冰，這是目前較為廣泛的壹個版本，華生說建議實行“價格雙軌制”是他和羅小朋、何家成、張少傑、高粱在莫幹山會議小組討論時得出的結論。會議期間，他代表小組發言，並在與主張繼續實行計劃價格的“調”派和主張完全放開價格的“放”派爭論時占據上風，得到與會的支持，派他去向當時的國務委員、中央物價小組組長張勁夫匯報，得到首肯，被中央批準與采納，進而成為風行整個80年代的壹項重要政策。為了印證這壹觀點，華生指出，發表在1985年4月的《中國青年》上的文章《到2000年我46歲》，是對此的真實回顧。《中國青年》雜誌社是當時會議的主辦單位之壹。在這篇文章中，作者樊平寫道：“這次莫幹山會上，他（指華生）和何加成、蔣躍、高粱、張少傑四位同學壹起又討論撰寫了那篇有關價格改革的論文。”第壹次價格雙軌制的提出是在莫幹山會議上五人討論的結果，此為版本之壹。
版本之二：羅小朋：“歷史的事實是，我首先提出了‘價格雙軌制’。”
而與華生同在壹個討論小組的成員羅小朋則有不同的看法，羅小朋認為，歷史的事實是，“價格雙軌制”的觀點，並不是五人討論的結果，而是他在會上第壹個提出來的。此為版本之二。
遠在美國的羅小朋在郵件中說，莫幹山會議的時候，華生和何加成在他主持的那個小組。“根據我的記憶，他們當時的論文，傾向於放開價格。他們的論據是，中國城市居民不同收入組的支出結構比例高度壹致，因此，如果把工資指數化，放開物價就不會有什麽風險。這種觀點在今天看來是十分幼稚的。我根據自己在河北進行價格放開試點的經驗反駁他們的時候，指出計劃價格和自由價格都是行不通的，只有搞雙軌價格。我相信，他們是從此開始與當時研究生院的同學，包括高粱壹起討論雙軌制，產生了支持雙軌制的壹系列論點，並由華生帶頭在自由辯論中戰勝了田源代表的‘調派’，也就是計劃價格派和張維迎代表的‘放派’，即自由價格派，雙軌制因此成為莫幹山會議的主流觀點。”
羅小朋還提到了另壹位見證人，“多年前，我曾經與高粱有過壹次對話，我曾經告訴過他，是我在小組會上首先提出‘雙軌制’，我現在還記得高粱說：怪不得過去從來沒有聽見華生說起雙軌制。”
在羅小朋看來，華生對價格雙軌制的貢獻在於他的口才，“他把這個思路變成會議的主流思路，並且對於說服中央人起了其他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從這個角度來講，“在當時的青年壹代中，他的功勞確實是最大的，他應該是‘雙軌制’當之無愧的代表人物”。
版本之三：張維迎：“早在莫幹山會議前我就寫出了‘價格雙軌制’文章，並由於這篇文章入選莫幹山會議。”
第三個版本涉及到的人物是北京光華管理學院現任院長張維迎，他也是莫幹山會議的參會者之壹，會議之後，他聲名鵲起，嶄露頭角。
和華生羅小朋認為的不同，張維迎認為他在莫幹山會議之前就提出了“價格雙軌制”。
張維迎的秘書杜鵬為此了三份，其中壹份是張維迎發表在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能源組內部《建議》中的《以價格體制的改革為中心帶動整個經濟體制的改革》壹文，這是張維迎“價格雙軌制”提法的原始文件。文章完稿於1984年4月21日，發表在1984年6月，比莫幹山會議早了3個月。張維迎是因為這篇文章入選莫幹山會議的。記者看到，文章中的壹段話是：“價格體制改革的具體辦法，可以參照農副產品價格改革的辦法，實行雙軌制價格，舊價格用舊辦法管理，新價格用新辦法管理，最後建立全新的替代價格制度。與價格調整相比，價格體制的改革是壹個連續的近過程。問題不在於第壹步是否就完全合理，問題在於它是不是趨向於合理。”這份文稿被華生稱為“孤本”，即只有張維迎有這份原件，“其他人都沒有見過”。不過，經記者查閱，莫幹山會議後《經濟日報》於1984年9月29日選登了四篇會議論文，其中張維迎的《價格體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環節》就摘錄自前述壹文。
張維迎還在最近的壹篇文章中寫到：“盡管我本人在1984年4月就提出並系統論證了雙軌制的改革思路，但雙軌制實際上是隨著1980年代初經濟結構調整、地方分權及鄉鎮企業的出現而自發產生的。我的貢獻在兩點：第壹，明確把市場價格制度作為改革的目標模式；第二，把自發產生的雙軌制現象從理論上提升為自覺的價格改革道路。這類似大禹治水中把‘堵’轉變為‘疏’的思路。”
既然張維迎在莫幹山會議前就提出了“價格雙軌制”，那麽為什麽會議中卻又搖身為“放”派，主張放開價格？張維迎在最近的壹篇文章中寫到：“‘放’是雙軌制價格改革的核心。”“不明白這壹點，就說明沒有真正理解什麽是雙軌制改革。”與張維迎交往較多的財經評論員岑科說，“放”是張維迎歷來的主張，但這個目標很難壹步到位，所以他才提出“價格雙軌制”，作為改革的過渡方式。至於過渡期有多長，據岑科的觀察和閱讀，張維迎“沒有明確提及”。而對於為何直到90年代時才提出自己曾寫過這篇文章時，岑科表示，這是個“偽問題”，“當初誰也想不到會有後來的爭議，當然不會刻意說自己的文章比別人的觀點提得更早。只是有了爭議，才有澄清的需要，才會去查證誰的文章比誰的觀點提得更早。”
但華生認為，張維迎發表在《建議》中的文章其實“和改革沒有多大關系”。所以，“並不能算數”。
版本之四：成致平：“是呂東首先提出了‘價格雙軌制’的概念。”
從1982年到1990年，曾擔任9年物價局局長的成致平肯定地說，首先明確提出價格雙軌制概念並使之普及化的，是前經委主任呂東。他提出來的時候，是1984年，成致平此時擔任物價局局長。至此，這成為本文的第四個版本。
成致平說，價格雙軌制首先是從石油行業開始的，當時，石油產量上不去，1981年，決定在石油行業實行包幹，包幹以內壹個價，超出壹個價，計劃內100元/噸；超產的644元/噸，這種價格的差距就是“價格雙軌制”。100元/噸是國內的收購價，644元/噸是國際的市場價。這也是為了防止石油外流，采取的出口轉內銷的辦法。1984年開始在其他國民生產方面實行“價格雙軌制”。
成致平在《價格改革三十年》中提到，石油行業搞了幾年以後，為了解決領域裏的困難，經委決定在其他生產方面推廣價格雙軌制，讓價格雙軌制得以普及。他說，這裏的“經濟委員會”就是特指當時的經委主任呂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