鹹豐七年十壹月十四日（1857年12月29日），英、法聯軍破廣州，盡獲城內大員。
鹹豐八年四月初八日（1858年5月20日），聯軍克大沽炮臺；滿清談判代表東閣大學士桂良、吏部尚書花沙納被迫在極端不利的情況下與英法代表進行談判，6月26日《中英天津條約》簽訂，27日《中法天津條約》簽訂。
鹹豐九年五月二十五日（1859年6月25日），僧格林沁率部破聯軍於大沽。
鹹豐十年七月初五日（1860年8月21日），聯軍破僧格林沁部於大沽；八月初四日（9月18日），聯軍復破僧格林沁部於張家灣；八月初七日（9月21日），聯軍再破僧格林沁部於通州八裏橋，至此滿清在京畿壹帶已無可用之兵。
鹹豐十年八月初八日（9月22日），奕詝用肅順之謀（彭蘊章因當年二月何桂清等人在江南的失敗而被迫下臺，繼任領班軍機大臣穆蔭已依附肅順；肅順、怡親王載垣和鄭親王端華三人已基本把持朝政），以“坐鎮京北”、“將以巡幸之備，作為親征之舉”為名逃往熱河（承德），同時任命奕欣為“特授留守京師、督辦和局、便宜行事、全權欽差大臣”留京善後。如果結合之前的中外事態來看，這個所謂的“欽差便宜行事全權大臣”其實是肅順排擠奕欣的手段，這個職務把恭親王送進了壹個既危險而又難以措手的境況。
由於鹹豐十年八月初三日（9月17日），中國談判代表怡親王載垣下令扣留了以巴夏禮為首的英法談判代表38人，之後通過鹹豐的命令又處決了其中26人（這也是聯軍火燒圓明園時所持的理由，而絕大多數中國歷史書沒有記載中方殺害英法談判代表壹事。這裏所用資料來自《劍橋中國晚清史》）。而留在聯軍控制下的北京的中國談判代表奕欣不得不當心自己會因此遭到報復，即便不遭處決、監禁，但以奕欣的身份只要遭到了“外夷”的侮辱也是不能容忍的；鑒於耆英的例子（1858年，作為談判代表的耆英因“擅自回京”的罪名被賜死），奕欣也無法棄職逃走。此刻的奕欣無疑將闖了禍又把爛攤子推給自己的肅順壹夥恨之入骨。據另外壹些資料記載，奕欣在聯軍入城後出城躲到了長辛店，拒絕（其實是不敢）與之進行直接談判，最後在所謂“調停者”——俄國公使伊格那切夫願以自己作為人質以擔保奕欣人身安全的情況下，奕欣回到北京由桂良、文祥輔佐開始了與侵略者的談判（但奕欣謝絕了由伊格那切夫作為人質以擔保自身安全的建議），而奕欣也因此第壹次戴上了賣國的帽子。
奕欣本人曾對當時的局面作了這樣的描述：“大沽未敗以前，其時可剿而亦可撫；大沽既敗而後，其時能撫而不能剿。至夷兵入城，戰守壹無足恃，則剿亦害撫亦害。……（故不得不）權宜辦理。”在這樣的情況下所謂談判無非是任列強予取予求罷了，無論改換何人進行談判也決不會有什麽迥然不同的結果，此外躲在熱河的鹹豐又命令奕欣“將退兵各層迅速定議，俟該夷酋進城，即行前住畫押換約，保全大局，毋再耽延，致生枝節。此時天氣尚未嚴寒，該夷如能早退，朕即可回鑾以定人心”。九月，條約達成，奕欣上奏自請議處，鹹豐以“恭親王辦理撫局，本屬不易。朕深諒苦衷，毋庸議處。”為由赦免了做替罪羊的弟弟。
在這壹過程中，侵略者的強大與先進無疑給了奕欣極大的震撼，奕欣由原先的“理智型攘夷派”（奕欣在鹹豐八年上《通籌大局不能稍涉遷就折》主張拒簽《天津條約》，之後又上《江岸通商貽患甚巨宜早籌戰備折》主張積極備戰）轉變成了“師夷自強派”，鹹豐十年十二月初十日（1861年1月20日）鹹豐批準了由恭親王奕欣、文華殿大學士桂良、軍機大臣文祥等在9天前在《通籌夷務全局折》中提議設立的“總理各國（通商）事務衙門”統管壹切涉外事務，並任命奕欣為首席總理大臣，桂良、文樣擔任總理大臣；至此，“恭王派”開始了對清朝外交長達四分之壹個世紀的控制；此外，由於俄國獲利最多而禍華最烈，治俄先於治英法成為了奕欣的對外方針。與此同時，奕欣的“師夷”思想及外交風度無疑受到了“外夷”極大的欣賞，於是在慶祝簽約的宴會上，“夷人”把奕欣恭上了“絕座”，叫其他王公跪迎，為此奕欣得到了“鬼子六”這個稱號。而很快的，壹個奕欣將要造反代替奕詝的謠言在京城壹帶開始流傳，奕欣陷入了尷尬的境地；雖然沒有證據，但結合當時的情況來看，制造謠言的幕後黑手有極大可能是躲在熱河而與奕欣意見相左的肅順。
鹹豐十壹年春，為了避免與“夷人”同城居住而滯留熱河的奕詝由於生活放縱無節搞壞了身體；七月十六日，奕詝病篤，乃留遺詔二道，壹是立皇長子載淳為太子；二是任命戶部尚書協辦大學士肅順及禦前大臣載垣、端華、景壽，軍機大臣穆廕、匡源、杜翰、焦佑瀛八人“贊襄壹切政務”，以上八人也被稱為“贊襄政務王大臣”。
鹹豐十壹年七月十七日（1861年8月22日）清晨，清文宗奕詝崩於承德避暑山莊煙波致爽殿東暖閣。
留守京師的恭親王奕欣很快就得到了鹹豐帝駕崩的消息和遺詔的內容，拋開兄長去世的消息不說，奕欣對那張既在情理之中又在預料之外的“顧命大臣”名單感到了相當程度的震驚，他完全沒有料到受命於危難之際的自己竟會被兄長徹底排除在新的權力中樞之外。不止奕欣自己，軍機大臣文祥的落選表明了整個“恭王派”都遭到了排擠（文祥在軍機處的資歷與匡源大致相同，優於焦佑瀛；鹹豐十壹年在軍機處五大臣中排名第三，先於杜翰、焦佑瀛；而此刻卻唯壹落選），在這種情況下，奕欣必須在妥協和反抗間做壹個決定。
如果選擇妥協，運氣好的話，奕欣在新時代可以繼續擔任“外長”（被首相壓抑的外長日子不會好過，這個可以看日本前外相田中的例子），但這種可能很小，因為統論親尊貴賢，奕欣都是諸顧命大臣無法比擬的，地位並不十分鞏固的顧命大臣們也無法坐視在各部門都有自己壹套班子的恭親王與之分享權力，特別是貪權而又專斷的肅順絕對不能容忍奕欣成為反對自己的壹面旗幟。因此在當時那種“辦理撫局大不易”的情況下，肅順等人很容易就可以找茬將奕欣革職讓其歸邸養老，而從30歲不到就開始養老顯然是當時英氣勃發的奕欣所不能接受的，畢竟他曾經看到過取得天下的希望，在已經委屈了多年以後，奕欣不願再接受這樣悲慘的未來。為了自己，也為了支持自己的眾人，奕欣毅然走上了反抗之路。
清文宗奕詝因為自己執政後期的失敗而變得十分多疑，他不信任在江南統兵的曾國藩、不信任留京辦理“夷務”的奕欣，最終也沒有完全信任在自己身後“贊襄壹切政務”的肅順。為了保持相對的權力平衡，奕詝在彌留之際將“禦賞”、“同道堂”兩印分別賜予皇後（母後皇太後、慈安）與懿貴妃（聖母皇太後、慈禧），而其用途顯然並不是用來做紀念品。於是在清文宗駕崩之後，顧命大臣們同意在上諭和廷寄的首尾鈐用兩印作為兩太後（代表小皇帝載淳）經審閱後同意發出的憑證，形成了“垂簾輔政，蓋兼有之”的局面，這種情況使得顧命八大臣的權力（也包括辦事效率）大大低於康熙年間的顧命四大臣。
慈禧太後有著很強的權力欲，而其在文宗病重期間曾替文宗批閱奏章的經歷使之有了幹預政務的能力；以肅順為首的顧命大臣們為此而加意防範慈禧太後，結果大大加深了雙方的惡感。另壹方面，權勢日重的肅順在兩宮太後面前顯出壹種妄自尊大的態度而深遭兩宮太後之忌。在慈禧太後的提議下，兩宮太後暗中發懿旨招唯壹有力量可以對抗顧命大臣的恭親王奕欣赴熱河行在“籌諮大事”。
與此同時，在北京的奕欣的為了探聽新政權的虛實而要求赴熱河叩謁梓宮。在熱河的肅順等顧命大臣壹方面沒有理由駁回奕欣這個合情合理的折子；另壹方面又對自身的權位過於自信，認為奕欣即便來了熱河也興不起什麽風浪，於是批準了奕欣赴熱河叩謁梓宮。
鹹豐十壹年八月初壹（1861年9月5日）奕欣到達熱河，在淡泊敬誠殿叩謁梓宮之後立即受到了兩宮太後的單獨召見。雙方在會見中顯然達成了推翻現有“顧命大臣”制度代之以“兩宮垂簾、恭王秉政”的新制度的默契，以之後的結果來看，肅順等人並沒有獲知這次會談的內容。為了不使肅順等人起疑，直到回京，奕欣沒有再和兩宮太後單獨會見過。雙方的秘密交通改由醇郡王奕譞之妻（慈禧親妹）負責傳遞。奕欣對顧命大臣的進攻開始大規模發動起來。八月初六，都察院山東道監察禦史董元醇奏請兩宮太後“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皇太後暫時權理朝政，左右不能幹預，庶人心益知敬畏，而文武臣工，俱不敢肆其蒙蔽之術”，“更當於親王中簡派壹二人，令其同心輔弼壹切事務”。而督辦“河南安徽剿匪事宜欽差大臣”勝保與山東巡撫譚廷襄亦同時聯銜具折“恭請皇太後聖躬懿安”，開了臣子向太後請安的例子。
八月初七，奕欣趕回北京，召集在京重臣進行布置，只待眾人從熱河行在回京。
以當時情況來看，奕欣的“恭王派”在北京占有較大優勢，首先奕欣自己是留守京師的“全權欽差大臣”，在顧命大臣正式回京辦事之前在北京擁有絕對權威；而“恭王派”首席幹將文祥在事實上掌握北京衛戍部隊（現任步軍統領端華在熱河，而任左翼總兵的文祥曾兼署該職）；在京重臣中文華殿大學士桂良是奕欣的嶽父，武英殿大學士賈楨是奕欣的老師，體仁閣大學士周祖培因在擔任協辦大學士戶部尚書時受了滿尚書肅順的排擠乃與之結怨頗深；而“壹時清望所歸”的前重臣祁雋藻、翁心存（也是奕欣的老師）亦“並與肅順不協”，前領班軍機大臣彭蘊章更是對其深惡痛絕。京中臣工又多有上述諸人之門生故吏，於是在北京形成了壹個針對肅順及顧命大臣的強大包圍網。而外國勢力因為載垣之前的作為自然也站到與之相反的壹方。
京畿周邊的統兵大員僧格林沁、勝保壹方面對肅順主張重用曾國藩等漢員不滿；另壹方面又因為鹹豐十年八月間肅順等人自行逃逸，而將吃了敗仗的自己丟在壹旁而心懷怨恨，因此也站到了恭親王壹邊。
在熱河，雙方實力對比又恰恰相反，“恭王派”及其支持者的實力只限於以領班軍機章京曹毓瑛為首的壹批司員和位尊而權不重的醇郡王奕譞等親貴；其余軍政要職都掌握在顧命大臣手中。肅順等顧命大臣首先以在大喪期間使用黃折為由將勝保、譚廷襄交部議處。為了董元醇奏請兩宮垂簾壹事更是掀起了壹場不小的風波。慈禧太後在收到董元醇奏請“兩宮垂簾、（恭）親王輔弼”的折子後知道無法立刻實行，於是將該折留中不發,而顧命大臣則打算嚴懲董元醇以殺雞儆猴，繼而杜絕類似事件的再次發生，為此要求將該折發下處理。
兩宮太後在商議後將該折發下並明確指示批準董折“親王輔弼、添派師傅”二事。顧命大臣為此而大為惱火，當下以祖宗舊制向無皇太後垂簾之禮為理由，堅持寫明發上諭痛加駁斥，並由焦佑瀛起草了壹份措辭嚴厲的上諭稿指責董折“奏請皇太後暫時權理朝政，殊屬非是”，“該禦史必欲於親王中另行簡派，是誠何心？所奏尤不可行！”兩宮太後對顧命大臣違背己意、擅自改寫上諭稿壹事亦不能容忍。結果雙方當廷爭執起來，肅順等人“勃然抗論，以為不可”，稱“顧命之臣，輔弼幼主，不能聽命於太後，請太後看折子，原是多余的事！”，最後竟把小皇帝載淳嚇得小便失禁哭了出來才算停口。次日，顧命大臣又停止辦公，拒絕開視發下的折件來向太後施加壓力。只擁有名義上權力的兩宮太後無計可施，被迫向顧命大臣屈服，將董元醇的奏折和焦佑瀛所擬諭旨發下照抄。
鹹豐十壹年九月二十三日（1861年10月26日），兩宮太後偕幼帝載淳奉文宗梓宮離熱河回京。為了在東華門率眾跪迎鹹豐帝靈樞，兩宮太後偕幼帝載淳及載垣、端華等七大臣在前間道先回；而肅順與醇郡王奕譞等親貴護送鹹豐帝靈柩隨後。在這種安排下，顧命大臣中的靈魂人物肅順與中樞產生了短暫的分離，最終導致了致命的後果。
鹹豐十壹年九月二十八日（1861年10月31日），兩宮太後偕幼帝載淳及載垣、端華等七大臣抵順義縣西北的南石槽行宮。恭親王奕欣在此接駕並受到了兩宮太後的召見；而政治中樞由熱河再次回的了北京。
九月二十九日，兩宮太後抵京後於養心殿東暖閣再次召見奕欣，而載垣、端華等人竟然未進行任何幹涉，也沒有產生應有的警惕。
九月三十日（11月2日），兩宮太後傳特旨召文華殿大學士桂良、武英殿大學士賈楨、體仁閣大學士周祖培、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由恭親王奕欣帶領進見，載垣等人阻攔不果。兩宮太後在養心殿東暖閣向眾人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