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蕓生是《大公報》的總編輯，在《大公報》的歷史上，王蕓生算是第二代人物，比起《大公報》的創始人吳鼎昌、胡政之、張季鸞來，他算是晚壹輩的人，但由於王蕓生前後生活在兩個不同的時代，研究《大公報》的消亡，王蕓生最有代表性。《大公報》的前3位創始人，除張季鸞1941年逝世外，其余兩位都離開了大陸，留下來的王蕓生，成了這壹代報人中壹個失望的典型。
***和國成立之初，王蕓生還不到50歲。1929年，王蕓生因和張季鸞打筆仗，被張發現邀入《大公報》，很快受到張季鸞的賞識，成為《大公報》的壹支筆。
《大公報》時期的王蕓生用他自己的筆，不知寫下了多少好文章。名報人俞頌華在《富有熱情的王蕓生》壹文中說：“王蕓生的文章為世人傳誦。他立言的長處是在常以國家為前提，而站在人民的立場，說壹般人民所要說的話。雖則格於環境，他有時恐未必能暢所欲言，可是他富於熱情，所說的話，常能打人讀者的心坎。所以他的文章，始終能動人心弦，不致與無黨無派的多數民意脫節。”（《俞頌華文集》第311頁，商務印書館1991年）
像王蕓生那樣的社評，我們今天已經很難看到了。當年他所寫的《為晉南戰事做壹種呼籲》壹文，雖曾受到周恩來的批評，但周對王蕓生文章的評價卻是：“愛國之情，溢於言表，矧在當事，能不感奮。”（《周恩來書信集》第198頁，中央文獻出版社）另外像《擁護政治修明案》、《看重慶、念中原》更是傳誦壹時。
李純青對王蕓生的評價是：“王蕓生先生有其長處也有其短處，短處是驕蹇自滿，獨斷獨行，很少聽人意見，更不受人指揮。他只尊敬兩個人，壹是張季鸞，二是陳布雷。其文章激情洋溢，江河直瀉，能引人入勝，但對問題並未深入，看不出事物的本質。”（《筆耕五十年》第509頁，三聯版）“而社論則由於王蕓生壹人操縱或指揮寫作。當然，它也代表了《大公報》的基本態度。”“王蕓生經常說：‘《大公報》就是王蕓生，王蕓生就是《大公報》。’這話有點過飾。但《大公報》社論確實也包含著王蕓生個人的書生之見。”（同上526頁）“
國內尖銳的政治問題都由王蕓生自己執筆，而且事前皆不與人討論，可以說，那《大公報》社論，主要就是表現王蕓生個人對時事的縱橫談”（同上509頁）。對王蕓生本人如何評價，可以見仁見智，但無論持何種態度，我們都可以看得出《大公報》時期的王蕓生是壹個極富個性和充滿朝氣的人，然而就是這樣壹個王蕓生，不久之後怎麽會變得精神萎縮，壹蹶不振呢？李純青就說過：“他也不是像解放後他在自我批評中那樣自毀的人。”（同上509頁）然而恰恰就是這同壹個王蕓生，後來變得讓人不敢相信就是當年《大公報》的那壹支好筆了。
舊時代的知識分子，突然進入新時代，本來是充滿希望的，但他們的不適應，很快就非常明顯。就王蕓生本人來說，大革命時期他曾參加過中國***產黨，但後來退黨了，由於他曾編寫過《六十年來中國與日本》，曾上廬山為蔣介石講解過中日外交史，特別是當年為《晉南戰事做壹呼籲》而和周恩來打過筆仗，這些經歷，可能隱隱約約都在發生著作用，使王蕓生產生恐懼感。由於有這種心情，才使他不斷做出自我否定。
1945年重慶談判時，王蕓生曾寫過《毛澤東先生來了》的文章，並和毛澤東交談過，後來還代表《大公報》回請過毛澤東。這些都是王蕓生作為《大公報》總編進行的正常活動，在當時看來，並無什麽特殊的意義，《沁園春》詞發表後，王蕓生抄給傅斯年並在信中說“以見此人滿腦子什麽思想”（《傅斯年文物資料選輯》）。就王蕓生本人的思想傾向而言，國***兩面，他都有看法，並不想把自己的後半生壓在某壹黨派身上。當年胡政之看到國民黨大勢已去，而《大公報》也不可能在壹個新的環境裏繼續生存，才把香港作為自己的最後退路。
李純青曾回憶過1948年底他和王蕓生的幾次深談，當時作為地下黨的李純青顯然負有說服王蕓生的使命。王蕓生當時的感覺是“沒有出路了”，“***產黨不會要我這樣的人。”（《筆耕五十年》第532頁）後來是李純青受地下黨委托告訴王蕓生毛澤東邀請他參加新政協，才終於使王蕓生留了下來（周雨《大公報史》第252頁，中華書局版）。當時的王蕓生“覺得《大公報》有救了，他本人也有了出路。”（孔昭愷《舊大公報坐科記》第107頁，中國文史出版社）
壹個人在歷史變幻的關鍵時刻，他的選擇有壹定必然性，但也有偶然性，就王蕓生《大公報》時期的言論和個性，我們似乎很難推斷他必然要留下來。李純青說：“張季鸞去世後，王蕓生不通達國民黨上層政情，與吳鼎昌不往來，偶然去向陳布雷求教點滴，壹部分思想除自己獨立思考外，是從某經濟學者、某哲學教授、某某專家那裏聽來的談論。”（《筆耕五十年》第510頁）王蕓生的選擇可能確實和李純青的勸說有關。論交情，重慶時期，王蕓生也只是和毛澤東有些禮節性的往來，遠比不上兩次給蔣介石講課的交情。
王蕓生後來的變化，大體與同時代知識分子的選擇是相同的，他熱愛這個國家，希望她能強大。對香港那樣的實行殖民統治的地方，王蕓生這壹代知識分子有很強的民族情感，是不願在那裏生活的，陳寅恪當年的選擇也有同樣的心理。從個人的事業來說，40年代末《大公報》的重任已經落在了王蕓生的肩上，他肯定不希望這張民間的報紙在自己手上斷送掉。而此前他對國民黨的批評，曾引起過許多麻煩。在這樣的情況下，加上李純青的工作，王蕓生終於決定留下來。但當時他的心裏並沒有底。
李純青說：“獲悉天津《大公報》改名《進步日報》，王蕓生聞訊懊喪，要我力爭存名。”（同上第535頁）而當王蕓生從周恩來那裏聽說《大公報》不必改名了時，他卻精神抖擻，並對李純青說：“周公（恩來）告訴我：《大公報》不必改名了，妳隨軍南下，繼續主持上海《大公報》。《大公報》還是民間報紙，妳們自己經營，我們不來幹預。當然，有困難我們還是要幫助的。”（同上第535頁）可以看出當時王蕓生留下來並且有信心，是因為新時代有承諾，但遺憾的是這個承諾沒有兌現。
1949年6月17日上海《大公報》發表王蕓生起草的《新生宣言》，檢討了大公報近50年的辦報歷史。並說：“大公報雖然始終穿著‘民主’、‘獨立’的外衣，實際是與蔣政權發生著血肉因緣的。《大公報》始終維持著壹種改良主義者的面貌，它在中上層社會中曾有壹定影響，即由於此。”
社評最後說：“今後的大公報，從經濟觀點上說，是私營企業，而在精神上，是屬於人民的。……今後大公報的方向是新民主主義的！是走向社會主義的！今後大公報的任務，是鞏固新民主主義下四個革命階級的聯盟，在工人階級領導之下，努力爭取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民族資產階級向新民主義靠攏，努力發展生產，從事經濟建設。今後的大公報，將特別著重於照顧進步知識分子及民族工商界的利益，並努力反映這兩個階級的意見，在毛澤東主席的旗幟下，大踏步走向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建設！”（轉引自方豪主編《大公報與現代中國》第708頁，重慶出版社1993年）
至此，《大公報》完全放棄了自己早已形成的傳統和風格。對這個宣言，李純青說：“那個宣言是在當時的氣氛下寫出的，是否完全得當，事過境遷，未嘗不可以冷靜討論。”（同上535頁）王蕓生的轉變雖然經歷過壹些痛苦，但他還是變了。王芝芙在《回憶我的父親》壹文中說：“分別只有半年，父親已判若兩人，他對自己的認識已截然不同。”（《文史資料選輯》第97輯第77頁）這是王芝芙讀了王蕓生《我到解放區來》壹文後的感想，在這篇文章裏，王蕓生已經在用階級的觀點來否定自己的過去了。
新生了的王蕓生將面臨更無情的現實。40年代末上海《大公報》發行16萬份，後逐年下降，1952年只有6.3萬份，已面臨倒閉。上海《大公報》如此，天津《進步日報》如此，重慶《大公報》更是如此，《大公報》辦不下去了。可以想象當時王蕓生是怎樣的心情，在被否定了的舊時代時，《大公報》能夠生存而且很有影響，重新走進壹個新天地，《大公報》卻面臨危機。
在此情況下，王蕓生給毛澤東寫信，後毛澤東在中南海見了他，並做出指示：“《大公報》北遷天津與《進步日報》合並，仍叫《大公報》，作為全國性報紙，分工報道國際新聞與財經新聞。”（《文史資料選輯》第97輯第81頁）《大公報》過去的特色是文人議政，而現在是報道國際新聞和財經新聞，王蕓生不會不知道這意味著什麽，但他已經不再對《大公報》有信心了。王芝芙說：“此後父親壹直堅持毛主席親自訂下的辦報方針。1957年報社內雖有同誌建議加強文教版，父親也沒有動搖過。他壹再重申毛主席提出的方針，決不再走回頭路。”（同上第81頁）
梁厚甫在《美國人怎樣看大公報》壹文中說過：“過去大公報，是光榮的，文人辦報的苦心是值得我們敬仰的。……大公報與中國歷史***存。”（周雨編《大公報人憶舊》第329頁，中國文史出版社）《大公報》和他的同人，後來都經歷了坎坷的命運，無論左右，都很難幸免，楊剛、範長江自殺了，蔣蔭恩、孟秋江“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許君遠、徐鑄成、徐盈、彭子岡、趙恩源、李純青、蕭乾、陸治、朱啟平等都沒有逃過1957年的厄運。
王蕓生的失望是壹代報人命運的另壹種寫照。王蕓生在晚年曾多次想到陳布雷，他與陳有私誼。王芝芙說她父親在病危中的自述裏，對陳布雷的悲劇很有感慨，與陳的自殺比起來，王蕓生是活下來了，但他內心也是極沈重的，他的選擇同樣充滿悲愴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