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與市場：協調發展誰來主導
“京津冀的情況本來就壹套房子分給三家人使用”，新華社河北分社副社長王文化對半月談網記者說，京津冀當前的狀況並不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然，而是我們根據特定需要而進行的行政劃分。“心臟的位置是北京，出海口是天津”，那麽河北呢？用他的話來說就是“沒心沒肺”。
河北省社科院經濟所所長薛維君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表示，京津冀關系與珠三角、長三角不同，表面看是京津冀三方的關系，實際上是“三地四方”的關系。“第四方是指能量無限大的中央政府，北京是壹身二任，既是壹個獨立的直轄市，又是中央所在地，客觀上造成了北京是這壹區域的超級存在或超級主體。”薛維君說，地區定位和身份的這種客觀上不平等的區域關系，既模糊了京津冀關系的界限，不知道北京什麽時候代表中央，什麽時候代表北京市，又阻斷了京津冀三方解決問題的市場通道。
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曾撰文指出，京津冀和珠三角、長三角最大的區別是：政治的考量要大於經濟的判斷，區域之間的差距十分明顯。京津是直轄市，而河北僅僅是省級區域。北京作為首都的特殊地位，無論是河北省還是天津市，在資源配置和行政協調的關系上都處於從屬地位，這種政治和經濟地位的嚴重不對等，嚴重地影響了區域之間的合作和協調。
保北京為前提涉及到產業的發展、資源的供應、環境的保護等，要優先考慮北京，天津和河北必須以此作為前提。顯然，河北省作為最“弱勢”的行政區域，要做出更大的犧牲。
不同於京津冀，長三角與珠三角地區的合作則是由市場所推動。據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郁鴻勝介紹，從上世紀九十年代開始，長三角城市之間的合作是市場經濟自發催生的，走的是聯合發展道路。當時小平同誌提出浦東開發開放，江浙就主動融入那壹輪的經濟改革開放大潮中去。
郁鴻勝說，北京具有區域規劃的主導權和決策權，無論涉及到哪壹方面，只要北京決定下來，其它城市就必須服從，這是國家利益的問題。這和上海就不同，上海只是經濟中心，在行政職能上，長三角的各個城市都是平等的。
事實上，發軔於1986年的京津冀區域經濟概念已經誕生近三十年了，然而地區協同發展的腳步卻壹直蹣跚緩慢。上海交通大學城市科學研究院和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聯合發布的《城市群藍皮書中國城市群發展指數報告2013》中指出，在三大城市群綜合指數名中，珠三角城市群位於第壹，長三角城市群居次席，京津冀墊底。其中，人口等資源發展不均衡成為京津冀最大軟肋。更為重要的是，由於受到行政劃分和固有利益格局的影響，將可能影響和遲滯京津冀城鎮化的進程。
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性力量，行政與市場在城市群協同發展中發揮作用的方式是壹個基礎性的維度。我們在討論這三大城市群發展過程中的區別時，應該明確將京津冀地區以行政力量不平衡這壹事實作為壹個起點。在這個地區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過程之中，行政級差這壹前提為當前的許多現狀構建了基礎性的背景。
輻射與帶動：區域之內如何發生化學反應
目前京津冀三方之間的要素資源配置關聯度不高，相互之間不協調、不聯合。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副院長馬曉河對半月談網記者說，“兩個大都市還在吸附周邊的要素。按道理，城市化發展到壹定階段，應該向周邊輻射，但京津不但不輻射，現在還在吸附周邊的要素技術、資本、資金與產業。”
李鐵也認為，京津對河北不僅僅沒有輻射，反而卻因為其優越的資源配置，把周邊的要素吸引到京津來，人才、置業甚至包括農民工到這裏來打工。據統計，2005年至2010年，河北省來京人員逐年增加。2010年數據顯示，河北省來京人口為155.9萬人，占北京常住外來人口的22.1%。
珠三角的發展壹定和香港有關，長三角的發展壹定和上海有關，但是京津冀周邊的發展至少在完成工業化進程中，與北京的關系不大。上世紀80年代，珠三角和長三角的鄉鎮企業縣域經濟最發達，而北京行政轄區內幾乎沒有多少鄉鎮企業，天津的鄉鎮企業只是局限於轄區內，也很少向河北擴散。環北京所謂的貧困帶就足以說明京津對周邊的帶動能力不強。
2005年8月17日，亞洲開發銀行的壹份調查報告首次提出：在國際大都市北京和天津周圍，環繞著河北的3798個貧困村、32個貧困縣，年均收入不足625元的272.6萬貧困人口。2012年3月，由首都經濟貿易大學主持的首部京津冀藍皮書——《京津冀區域壹體化發展報告（2012）》指出，“環首都貧困帶”不僅未能縮小與北京周邊郊縣的貧富差距，反而愈加落後。
作為新華社的資深記者，王文華曾參與中央領導考察工作的隨行采訪。據他回憶，曾經有壹次在河北豐寧九道溝等候領導的車到達，這位中央領導下車進村後連自己都非常吃驚：從中南海坐車才幾個小時怎麽就到了這麽窮的地方？
而相對的，從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研究員傅蔚岡所介紹的壹個小例子中，看到上海作為長三角中心城市對於周邊帶來的技術溢出效應——
關註中國當代經濟史的人壹定不會忘記在改革開放初期，在江浙壹帶活躍著壹群“星期日工程師”。他們是上海國營單位的技術人員，周末下午到江浙壹帶的鄉鎮企業打工，周壹回到上海原單位上班，他們通過自己的壹技之長向鄉鎮企業提供服務並收獲報酬。為什麽“星期日工程師”這麽受歡迎，很重要的壹個時代背景是當時江浙壹帶的鄉鎮企業缺乏技術人才，而上海國營單位的技術人才就彌補了這個短板。
而這個大背景則是，當時中國有號稱800萬名科技人員，但其中有1/3閑置無事。新興的鄉鎮企業則人才短缺，蘇、錫、常地區因而占盡了上海“星期日工程師”的便宜，成為上海智力及技術技能資源的強輻射區。據1988年第16期《瞭望》新聞周刊的報道稱，在上海，這個群體在鼎盛時期估計有兩萬余人。
傅蔚岡曾撰文指出，京津冀壹帶存在著行政區劃所帶來的“貧困帶”，但是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卻發現另外壹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江浙兩省和上海接壤的區縣，江浙區域的經濟發展水平要遠高於上海郊縣，而蘇州市所吸收的FDI（外商直接投資）甚至要超過上海。
到目前為止，全國經濟實力百強縣的前十名都是來自長三角和珠三角，但是在京津冀除了北京、天津、唐山等城市外，其他拿得出手的城市卻屈指可數。
合作與協同：區域夥伴之間如何避免混戰與內耗
新華社天津分社記者劉元旭認為，雖然北京的定位規劃中不包括經濟中心，“但是我感覺京津之間在經濟總量方面的競爭壹刻也沒有停止。天津與河北的競爭更為激烈，包括沿海重化工產業的布局，產業同構化的情況都比較嚴重。”大家各懷私心，在這種利益盤根錯節的情況下，怎麽樣加強京津冀合作，怎麽樣處理好各地的舍與得的關系，需要很好的布局與謀劃。如果說制度上不理順，不處理好，談協作還是回到以前的老路上。
馬曉河對半月談網記者說，京津冀三方目前在產業結構既雷同又競爭。“沒有形成互補的格局，都在搶，都在爭，沒有把自己不應該做的轉給第三方。”比如說壹般加工工業、傳統服務業等，還在無序競爭。按道理來講，北京不應該做終端加工制造，壹些汽車零部件如現代汽車、奔馳汽車，包括北控做的零部件都不應該在北京做。“壹邊要求周邊減少汙染，壹邊它自己也在排放。”
李鐵認為，對於天津來說，雖然經濟發展已經到了工業化轉型升級的中後期階段，但是在鋼鐵工業上與河北也有強烈的同構性。同時因為毗鄰北京，資源競爭處於劣勢，服務業的發展明顯成為天津的弱項。
國家行政學院經濟學教研部主任張占斌教授對半月談網記者說，“在京津冀、長三角和珠三角中，珠三角協調得最好，沒有什麽大的壓力。長三角上海是龍頭，從政治上和經濟上都有巨大的牽引作用，長三角的協調復雜程度可能要比珠三角大，但其他幾個省都願意協調，尤其是產業協調得好。”
“以長三角這個增長極為例，它發展迅速的原因就是各自的產業定位明確，上海市以高端金融業為發展內核，昆山的電子產業發達，整個長三角地帶、依據上海這壹核心城市，各自產業功能錯位，形成組團式發展。”長期從事區域經濟學、產業經濟學研究的中央財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戴宏偉對記者說。
在區域內各成員之間的配合，需要良好的溝通機制來保證。3月30日，長三角城市第14次市長聯席會議在江蘇鹽城召開，這次會上最大的“熱詞”就是“上海自貿區”，幾乎每壹個會員城市在發言中都提及了“抓住上海自貿區的創新機遇”的話題。
在今年的長三角城市峰會上，確立了最新的區域壹體化推進方向，“放在第壹位”的就是“***推中國（上海）自貿區建設，***享國家戰略新紅利”。協調會人士說，長三角城市應主動對接，合作支持自貿區建設，爭取自貿區改革創新經驗盡快在長三角有條件地復制推廣。並充分利用臨近自貿區的區位優勢，使長三角地區率先成為上海自貿區發揮示範帶動作用的直接受益者，在更高層次上借力發展。
經過多輪“擴容”，目前長三角城市群合作平臺上的成員城市已從15個增加到30個。打造區域壹體化升級版，內在合作機制將勢必會“與時俱進”。此次，上海在區域內率先建議，完善“民主平等＋高效”議事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