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1970年，支邊支農運動搞得火熱，很多剛畢業的學生就積極響應毛主席號召，“到農村去，到邊疆去，到祖國最需要的地方去，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我也和所有熱血青年壹樣，報名支邊了（此時，大興安嶺呼中區代表團正在杭州招人）。
我是家中長女，從小在父母身邊長大。現在要遠離家鄉，遠離父母，到壹個人生地不熟，生活異常艱苦的深山老林去，父母自然不放心。但是我的父母是識大體、顧大局的，他們是革命幹部，參加過新四軍，看我的決心很大，很支持我的行動。那時候，我的思想很進步，認為我們這壹代青年就應該到最艱苦的環境中去磨煉自己，為祖國的建設奉獻自己的青春。可是沒想到，由於我的眼睛條件不合格，代表團沒有批準我的要求。我難過了好幾天，但我沒有放棄支邊的願望，我做出了種種努力，先後寫了三次申請報告，又幾次去接待站找黑龍江呼中區代表團。記得最後壹次我去找他們時，有位領導問我：“黑龍江很艱苦，妳怕不怕?”我說：“怕苦我就不報名了。”他又問我：“妳眼睛這樣近視，怎麽行呢?”我回答：“黑龍江也有戴眼鏡的人，他們能生存，我也能生存。”他笑了，又說：“妳這麽小，離家遠了，不想家嗎”?我說：“革命青年誌在四方，哪裏艱苦，哪裏就有我們，再說，我出生在革命家庭，怎麽能不革命呢?”聽了我的話，代表團的同誌都笑了，其中壹人講：“這個小鬼決心還挺大的。”我的執著精神終於打動了他們，不久，我就被批準去支邊了。
雖然我很愛自己的父母，很愛自己的家，更愛生我養我的這塊土地，但當祖國需要我的時候，我可以義無反顧地奔向“第壹線”。我不怕吃苦，我也吃得起苦!
當年12月25日，我告別了父母，告別了我的故鄉，踏上了支邊的征途。記得送行的那天，好激動人心的場面，杭州閘口車站，人山人海，黑壓壓的壹片，車站小，擠不下人間的親情。多少父母、兄弟、姐妹、好友前來送行，每個人臉上都流露出依依難舍的心情。壹聲長鳴，列車啟動了。瞬間，人群沸騰了，不知道誰說了些什麽，也聽不清誰說了什麽，很多人流淚了，不停地揮手。車廂下，還有人壹邊揮著手，壹邊跟著車跑，直到望不見列車為止。我的父母也來送行，只見父親背著身子，去擦眼淚。我的心裏難過極了，像個木頭人壹樣站在那兒，久久回不過神來。
列車開了3天4夜，12月30日，我們到達了呼中。從此，開始了我們嶄新的生活。
剛到築路二處四連的第壹個晚上，我還和當地食堂的炊事員打了壹次嘴仗。說來也挺有意思。我那時人雖小，但天不怕地不怕，他看我人小好欺，在買飯時，少找我糧票，我不依，兩人爭執起來。壹氣之下，我到連隊告了他壹狀。這壹狀告了，領導對我印象卻很深，他們看我敢說話，又講得出道理，後來發現我能寫會畫，便比較賞識我了，不久在編排人員時，我當上了女排二排的排長。從此，我肩上多了壹份責任。
去黑龍江支邊的第壹個春節到了，大家都非常想家。年三十晚上，很多人哭了。我雖沒流淚，但心裏也很難過，沒能對大家說上壹句安慰的話。連隊做了好吃的飯菜，連長和副連長到每個帳篷看望大家，還不時地講點笑話，就像哄小孩那樣，逗大夥開心。讓我們感到這裏也是家，也有歡樂。我們的連長王會橋那時才30歲，副連長薛守山24歲。而我們支邊青年中最小的l5歲，壹般年齡都在十六七左右，免不了會想家。北方的第壹個年我們就是在哭哭啼啼中度過的。
大興安嶺的生活十分艱苦和單調，除了日復壹日的勞動，學習和睡覺，很少有什麽娛樂活動。我們就自己找樂趣。勞動完畢後，常常會去呼瑪河畔，唱唱歌，說說笑話。那時候很流行的壹首歌，“我可愛的故鄉，南京古城”，想家時都會唱這首歌來自我安慰。美麗的呼瑪河曾給我人生帶來很多歡樂，也化解了我們不少憂愁。
我們知青的工作是冬天上山砍柴、伐木，解決自己的吃、燒，夏天開山修路。北方的夏天很涼爽，剛才還是烈日當頭，壹會兒就是小雨綿綿。修路時，每天淩晨3點多就得起床，去工地放炮修路。早飯在工地上吃，吃的是玉米饃饃，雖不好吃，但肚子餓了，也顧不得什麽。
我們住的是帳篷，最冷時零下40度。記得當時我們在帳篷上貼標語，只需往標語和帳篷上潑水，水凍住了，標語也就粘住了。喝水要到壹裏地以外的呼瑪河去打，河裏早早結了冰，汽車都能開，要用*炸開洞，才能打到水。吃的是高粱米，玉米饃饃。只有生病時才能享受到“病號飯”——大米稀粥。吃的菜很簡單，壹大鍋水燒開，放點幹菜葉子，然後放上鹽，澆點油，菜就做好了。為了改善夥食，我們用食堂發的糧票去和當地人換土豆吃。不知為什麽，那時沒感到日子過不去，大概是心裏有艱苦生活的打算吧。現在的年輕人多幸福，根本就體驗不到我們那時艱苦的日子。 。
還記得壹件事，有年春天，有人上山不慎將煙頭亂丟，結果引起了壹場森林大火。當時我們連隊周圍是樹木，山火燒起來了，大家都很緊張。春天風很大，壹會兒吹到東，壹會兒吹到西．只聽到“劈啪、劈啪”，山林樹倒的聲音，很嚇人。連隊領導趕快組織人，在我們連周圍開了壹片隔離帶。我們不少知青自發地上山去救火，根本沒考慮自己的生命危險，表現得很勇敢。烈火燒了整整7天7夜，大片的森林被毀掉了，國家損失慘重。
1973年10月，在我的記憶中很難忘卻的壹件事。那天我們在工地上勞動，臨時休息時，突然聽到轟隆壹聲巨響。後來才知道，是我們班有壹名女青年點著壹根導火索，班長李阿明怕出事，搶在手裏，沒想到，引燃了自己衣兜裏的雷管。我趕到現場時，只見有4人各自團團轉，都被嚇懵了，誰也不知道誰受傷了。我看到有人衣服胸口上有壹大灘血，但她沒受傷。後來看到其中壹人整個手掌沒有了，我大聲喊：“李阿明，妳的手呢?”當時，李阿明也被嚇懵了，突如其來的橫禍，可能也沒感到疼痛。被我這壹聲喊，才清醒過來，看到自己整個壹只手沒有了，她哭著喊著：“我的手沒有了，我的手沒有了!”漸漸地，她精神支撐不住，整個人倒了下去。我也被眼前發生的事情驚呆了，不知哪來的勇氣，我立即扶住她，但她人比我重，幾乎拖不動她，我牢牢地抓住她的壹個肩膀，艱難地往回走。很多人聽到消息後都跑過來了，看到這個場面都嚇壞了。其中壹個軍工，綽號叫“大個子”，他比較有經驗，馬上解下掛鑰匙的繩子，把李阿明的手腕紮住，我們倆各扶住壹個肩膀，連拖帶扶地往回走。後來連隊來人，直接將她送往醫院。我壹個人又跑回了工地，想把被炸掉的手找回來，只見工地上的土籃子上沾著點皮肉，很碎，其他什麽也沒有。我望著天空，有幾只烏鴉飛過，周圍壹片寂靜，好淒涼啊。淒涼中又感到很害怕，我頭也不回地壹口氣跑回了連隊。連續很多天，我的腦海中都出現當時的情景。安全不重視，教訓多麽深刻!
大興安嶺的故事很多很長，7年的風風雨雨，酸甜苦辣，什麽都有，說不完也寫不完。
我24歲那年，調回了杭州。由於我的勤奮和努力，再加上自己有特長，愛好寫寫畫畫，l0年後，我從基層調到了公司工會工作。我熱愛自己的本職工作，任勞任怨，兢兢業業，付出了心血，也幹出了成績。我搞宣傳和出黑板報比較專業，多次受到上級和同行的贊揚。我這個人做事很認真，只要去做，總是千方百計地幹好。我愛好美術，我的作品在全國鐵路“工程杯”書畫大賽中榮獲第三名，其他美術作品多次在上海鐵路局和全局女職工書畫賽中獲獎。我辦的黑板報，圖文並茂，很有吸引力。周圍社區、街道經常請我幫忙畫參賽的黑板報，而且每次都會獲獎。
2004年，我單位改制，我提前換崗，來到了杭州清河坊壹條古街，開始了人生的第三次轉折——創業。我會壹手很好的編織手藝，善於觀察和動腦筋，我舉壹反三、創新思維，能用手工制作各類小工藝品，頗受市場歡迎。
去年（2005年）在我剛走向市場不久，就受到了浙江電視臺、浙江衛視的采訪，然後在浙江電視臺財經新聞中做了專題報道。杭州的《都市快報》、《市場報》都先後報道過我的手工產品。在今年的“情人節”前夕，杭州的《每日商報》又以我的手工產品“情侶娃娃”為題材，開展了為期三天的“愛情祝福”征集活動，影響較大。不少青年人對我手工制作的“情侶娃娃”情有獨鐘，特別是東南亞國家的遊客，看到我的小工藝品，總要買上幾盒帶回去，送給親朋好友。去年冬天，有位在美國的北京人，在杭州的河坊街走了好幾個來回，最後選中了我的“情侶娃娃”，他壹下買走20盒，準備回去送給在美國的中國人，讓他們別忘了自己的祖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