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與政策談中英關系歷史與發展

新中國成立僅三個月，英國政府經仔細權衡，不顧美國阻撓，在西方國家中率先承認中華人民***和國是中國"法律上的政府"。應中方的要求，中英兩國從1950年上半年開始了艱苦的建交談判。由於種種原因，特別是英國在對臺問題上所持的騎墻態度致使兩國關系壹直麻煩不斷，建交談判曲曲折折，曾因朝鮮戰爭的爆發而壹度擱淺。但中英兩國都有改善彼此關系的誠心與願望，雙方能夠擴大***識，減少分歧，日內瓦會議後不久，兩國便互派代辦，這種代辦級"半建交"關系的建立是新中國外交史上的創舉。分析這段特殊的外交歷程，無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歷史意義和現實意義。　壹、利益的驅使--外交承認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和國宣告成立，中華民族近百年屈辱的外交史壹去不返。毛澤東代表中央人民政府向全世界發表公告，宣布中央人民政府願意同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任何外國政府建立外交關系。[1]同日，中國外交部長周恩來把中央人民政府的上述公函致送各國政府，周恩來在公函中說："我認為中華人民***和國與世界各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是需要的。"[2]當時，中國制定同外國建交的三項原則是：與臺灣斷交、支持新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地位、尊重中國主權。新中國的中英關系也是基於上述原則開展的。 1950年1月6日，英國外交大臣照會中華人民***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宣布：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從即日起承認中華人民***和國中央人民政府為"中國之合法政府"，表示願意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新中國建立關系。英國政府同時發表聲明，撤銷對國民黨殘余集團的外交承認。[3]縱觀中國近百年革命史，英國政府歷來對中國革命采取不同情的態度，甚至在壹系列問題上采取了敵對的行動，那麽，是什麽原因促使英國如此迅速地做出這壹外交決策呢？這並非是權宜之計，而是英國政府權衡利弊後的務實政策。壹般說來，壹個國家的對外政策都是根據本國利益尤其是經濟利益的需要制定的，這就決定了英國的對華政策不是消極地追隨美國，而有自己獨立的壹面，它更多地體現了英國自身利益。戰後，英國對華政策的出發點和終極目的都是為了維護和擴大英國在華的壹切利益。首先，英國在舊中國有很大經濟利益。它在舊中國的龐大投資，雖然在中國人民革命勝利前抽走了很多，但據估計，仍有10.33674億美元，[4]占各國在華投資的1/3，居第壹位。中英貿易也是英國所重視的。二戰前，英中貿易總額達1.06億英鎊。二戰後，由於美國霸占市場，英中貿易呈下降趨勢，1948年降至600萬英鎊。這時，美國不僅不願意承認新中國，甚至認為考慮這個問題的時機還未到來。[5]中國革命勝利後，必將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而四億多人口的大市場使英國對華貿易具有良好的前景和不可抗拒的吸引力。美國既然甘願退出中國市場，英國便自然想趁機填補這巨大的貿易空白。要恢復戰前在華經濟地位，英國就必須與新中國政府建立穩定的健康的關系。其次，英國承認新中國也著眼於英國在香港地區的地位和利益。中國大陸的解放使英國對香港的前途深感擔憂。香港淪入英國手中是歷史上不平等條約的產物，而中央人民政府已宣布不承認這些條約。此外，香港的繁榮與穩定在很大程度上受制於大陸。英國無意放棄香港這個重要的商業和金融據點，力圖維護對香港的統治。英國人希望香港免遭***產黨控制，方法是強調香港在對華貿易中的重要地位，並表示願意就香港的政治前途與***產黨進行討論。他們認為，只要承認***產黨政府，這兩個方法就能加以利用。最後，還應當指出：英國的外交承認除了基於經濟利益的考慮外，還有其政治目的。冷戰中，英美兩國壹樣，都不願看到中蘇結盟，而試圖通過外交承認來爭取中國，至少使中國不過分傾向蘇聯。1949年12月16日，英國在給新西蘭首相的壹份絕密電報上宣稱："對抗俄國影響的唯壹辦法就是讓***產黨與西方接觸，越早接觸越好"。[6] 綜上，英國是基於自身利益才率先承認新中國，並試圖協調與新中國的關系，但我們應當贊賞此舉，認為這種外交承認是明智的，務實的。當時的上海《大公報》指出："英國的承認擴大了英國同美國的分歧，並且將英國人民的友誼和資本主義國家的外交截然區分開來。[7]的確，這壹外交承認有助於新中國在對西關系中打開缺口，發展同世界各國特別是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關系。　二、分歧與鬥爭--建交談判 英國承認新中國並不表明它對中國***產黨領導下的社會主義中國的贊同和肯定。正如戰時首相丘吉爾聲稱："承認壹個人的存在並不壹定是壹種贊同之舉......建立外交關系並不是表示恭維，而是要獲取便利。"[8]由於中英兩國對"承認"的理解和立場存有差異，英國尚未斷絕與臺灣的壹切官方關系，因而尚不具備正式建交的條件，兩國遂從1950年3月2日起開始建交談判。 中國政府在談判中要求英國政府澄清三個問題，即：英國政府必須徹底斷絕與臺灣國民黨的關系，澄清它的代表在聯合國對中國代表的投票行為，以及英國政府在英國、香港和其他英國屬地的國民黨的各種機構和中國的國家財產所持的態度。這三個問題都是圍繞著臺灣問題。從維護在華利益出發，英國采取了承認新中國的政策，但在臺灣問題上，卻采取了追隨美國的立場，換言之，英美"特殊關系"或美國因素決定了英國的臺灣政策。新中國成立之初，英國對臺灣的歸屬含糊其辭，不願履行《開羅宣言》中的承諾。盡管英國不久以後正式承認新中國，但仍保留英國駐淡水領事館，並沒有徹底斷絕與臺灣的官方聯系。而英方卻在談判中聲明：淡水領事館其職能是保護英國僑民在當地利益，並不表明英國對國民黨政府的承認。對此，中方難以接受。英國政府在聯合國的各個機構中順從美國意誌，以投反對票或棄權票來阻撓蘇聯政府關於開除國民黨政府的提案的通過。中方要求英國對其在聯合國表決中的曖昧態度給予澄清。英方卻認為由於在歷次投票中中國不可能達到多數，英國只有投棄權票。中方尤其關註英方對"兩航"飛機的態度。1949年11月9日，中國、中央兩航公司全體員工在香港宣布起義，12月3日，周恩來發表聲明指出，兩航公司在港資財，決不容許任何人以任何手段移動或破壞，中國政府的此項產權應受到香港政府的尊重。[9]在談判中英方代表胡階森稱中方所提問題相當復雜，牽涉國際法和國際慣例問題。在美國壓力下，5月10日，英國樞密院頒布樞密令否決香港地方法院關於"兩航"飛機產權屬中華人民***和國所有的判決，宣布在飛機產權做出終審裁決前將飛機扣留在港。針對這種出爾反爾不守信用的不友好行徑，中國外交部副部長章漢夫致函英國談判代表，嚴重抗議英國政府這壹行徑，要求立即解除扣押，但沒有得到英國政府積極響應。 上述事實表明英國對華政策的兩面性：既想保持與發展同新中國傳統的貿易關系，又想取悅於美國，維護與鞏固美英的"特殊關系"；既想與新中國建立正常的外交關系，又與臺灣國民黨政府背地裏勾勾搭搭，進行事實上的官方聯系。這實際上就是拒絕在平等、互利以及互相尊重領土主權的基礎上與中華人民***和國建立外交關系，致使中英關系無法進壹步發展。1950年5月22日外交部發言人發表了關於中英建立外交關系談判經過的談話，向世界人民揭露了英國政府對中英建交談判所持態度的真相，要求英國政府對這些言行不符的問題，進壹步加以澄清。[10] 當然，英國主動承認新中國及其後的中英建交談判在某些方面給兩國關系帶來了壹些積極影響，中英關系的前景是較為樂觀的，雙方都為發展彼此關系做出了努力。但由於英國把維護它與美國的"特殊關系"作為其對外戰略的基石，發展對華關系以不損害英美關系為限，在對臺政策上追隨美國搖擺不定，甚至從原有立場上後退，使已有良好開端的中英關系蒙受損害。朝鮮戰爭的爆發又使這壹關系雪上加霜，中英關系由對話轉為對抗。英國緊隨美國，參加發動了侵朝戰爭，采取了壹系列敵對行動。在臺灣問題上，英國反對中國人民用武力解決臺灣問題並主張將臺灣問題國際化；在締結對日和約問題上，英美壹道將中國排除在外；在中國在聯合國代表權問題上同美國壹道投票贊成聯合國擱置討論中國代表權問題。毛澤東在1952年5月10日與尼赫魯夫人的壹次談話中說：他本人很關心中英之間建立正式外交關系壹事，但不幸的是，英國對華政策使之成為不可能。他批評了英國在臺灣問題上的態度變化不定。[11]由於英國強硬的對華敵視政策，中英兩國建交談判無法繼續下去，整個朝鮮戰爭期間，談判被無限期擱淺下來。　三、求同存異--互派代辦 朝鮮戰爭的爆發壹度中斷了中英談判，但中英兩國的外交聯系並未因此而中斷。留在北京的英國外交人員仍受到公正待遇，享有外交特權。在武力威脅與經濟封鎖等遏制政策無法奏效情況下，英國又試圖重新啟動早已擱淺的建交談判。1953年中國開始制定並實施國民經濟第壹個五年計劃，領導全國人民開始大規模經濟建設。而中英貿易和英國公司的地位，由於英國政府根據美國要求實行對華禁運而被破壞。同中國市場最有密切關系的英國實業界機關報香港"遠東經濟評論"在論及英國在華公司關閉時寫到："中國無論發生任何變化，但總有壹個穩定的因素：‘中國必須做生易'。"同時該文還指出："當朝鮮荒謬的戰爭結束和中國可以自由的致力於恢復經濟時，它實際上將需要壹切，而英國商人在滿足中國的需要方面要起自己的作用。"[12]英國實業界人士估計到新的迅速發展的中國比舊的、處於附屬地位的半殖民地中國具有無可比擬的巨大前途。從經濟上封鎖中國，在英國是極端不孚眾望的，而且引起各界包括政府人士的抗議。因此，朝鮮戰爭結束後，英國不得不重新審視對華政策，表現出友好姿態。而此時的新中國，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特權已徹底取消，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日益鞏固，到日內瓦會議召開的時候，中華人民***和國已進入新的發展階段，可以使它在對帝國主義國家政策方面采取更靈活的立場。1954年4月26日討論朝鮮印度支那問題的國際會議在日內瓦召開，日內瓦會議給中英兩國高層領導人提供了就雙邊關系進行直接交換的機會。 日內瓦會議間，中英兩國外長頻繁接觸，艾登外長希望中國向英國派駐相應的人員來倫敦。周恩來嚴肅批評英國在聯合國中國代表權問題上的態度並沒有改變，但考慮到英國在印支問題上采取了不同於美國的立場，便當即表示願派相應的人員去倫敦。周恩來指示負責對外貿易問題的雷任民多找關系與同在日內瓦的鹹爾遜和英國貿易界人士接觸，爭取以英國為突破口，沖破美國控制的巴黎統籌委員會對中國實行的封鎖禁運政策，打開英國市場。杜維廉作為英國代表團的成員參加了日內瓦會議，他也感受到中華人民***和國對英國政策突然松動了。杜維廉回憶說："我同外交部西歐司司長宦鄉和中國外貿部副部長雷任民舉行了正式會談......英國在華僑民遇到的許多麻煩現在獲得了解決。出境許可證發放了，就連英國在華公司遭到關閉問題進行的談判也取得了進展。"[13]由於兩國領導人能夠擱置爭議尋求***同利益點，兩國關系有了轉機。6月11日，英國政府批準向中國出售數千種非戰略物資。6月16日，周恩來和艾登舉行會談，6月17日，中英兩國正式公布聯合公報，中華人民***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聯合王國政府協議：中華人民***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派遣代辦駐在倫敦，其地位和任務與英國駐北京代辦的地位和任務相同。據此，杜維廉於7月8日向周恩來呈送了由艾登外交大臣簽署的委任書。中國政府亦於9月2日任命宦鄉為駐英代辦。這樣，幾經曲折中英終於建立起代辦級外交關系。英國朝野壹致熱烈歡迎中英關系的改善，把它視為日內瓦會議的壹項積極成果。1954年8月，周恩來在外交政策報告中指出：中英關系這種改進將有助於我國和西方國家建立正常關系的可能性的增長。日內瓦會議後，中英聯系更加密切，交往更加頻繁。中英關系的改善促進了中英經貿關系的發展。從50年代到60年代，在西方禁運的條件下，中英兩國貿易額卻增加了十幾倍，至1969年已占中國對外進出口總額10%多，其中中國對英國的進口額占中國進口總額的16%。[14]英國成為中國的第三大貿易夥伴和歐洲最大貿易夥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