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目前經濟社會的壹些具體問題，如城鄉居民收入差距、基尼系數、區域變異系數、GDP能耗系數、GDP增長的就業貢獻率等，這些指標離散度增加的趨勢令人緊張。就現狀而言，比較突出的矛盾主要集中在以下四個方面：
壹、經濟增長方式似乎很難調得過來。兩年的宏調並沒有讓產能過剩行業止步，相反今年1~5月，12個產能過剩行業中，除水泥、煉焦等少數行業投資出現回落外，銅冶煉、煤炭、紡織、汽車行業投資分別同比增長78%、64%、45%和39%。目前這些行業已經出現大量的積壓，而這種不計能耗、環境、資源的高速發展幾乎是不可持續的，壹旦出現經濟發展速度逐步回落，大多數企業將面臨嚴重的虧損、破產的風險，甚至可能引發較大的金融風險和經濟波動也絕不是危言聳聽。此外，這樣的增長方式又導致就業、土地問題的激化。我國人均建設用地已經超過130平方米，遠高於發達國家人均82.4平方米和發展中國家人均 83.3平方米的水平。而當大量“無土地、無保障、無固定崗位、無壹技之長”的矛盾碰撞之時就可能導致整體經濟陷入“馬爾薩斯陷阱”之中(資源投入無法為繼，經濟增長中斷)。
二、政策經濟與公***政策經濟的對接與碰撞。市場經濟等社會壓力日趨強大。政策對經濟的幹預效率下降、失誤率上升等都要求政策經濟退出歷史舞臺，為制度化、“三公化”的公***政策經濟讓道，但受現實的利益、體制與文化等多種因素的約束，政策經濟不僅不會自覺地謝幕而且還威風日勁。為彌補其幹預效率下降之不足，其幹預行為的愈加頻繁和強硬，導致相關領域發展環境的不穩定：政策、法規的持續性和有效性大打折扣，如此或將出現經濟運行機制變化的反復、振蕩，相應的社會經濟體在許多領域形成復雜的利益沖撞與波折，進而震動整體經濟發展的節奏。如因為各種利益的平衡，兩稅合並欲言又止、“非公36條”難以落地；行政壟斷的難以割舍，“反壟斷法”歷經十余年的磨難至今依然難產，這種進退失據不僅加劇了各類經濟體的沖突以及社會矛盾的激化，而且嚴重阻礙著自主創新和經濟增長方式轉型等戰略的貫徹與落實。
三、高速的國際化進程影響內在系統的穩定。我國外貿依存度的快速攀升、導致國際社會強烈地擠壓我國幣值、知識產權、對外收購等權力空間；外資通過在國內多年的經營已進入到了戰略斬獲期，加之我國的自我保護意識和措施沒有及時跟上，在金融、房產等領域被外資抄底，在多個行業領域被外資“斬首”，也使得國內市場洞開、壹些競爭力不強的產業和企業不得不直接與國際巨頭們短兵相接；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對資源、能源的巨大需求被國際資本所劫持造成價格暴漲，而短期內又無法在外部消解，也在壹定程度劫持著國內經濟的發展節奏。如此快速的國際化進程中所湧現出的問題似乎也讓國人應接不暇，如在人民幣升值、知識產權、外資收購等方面的被動，而這種被動應付狀態的結果將會加劇國內經濟、社會系統的不穩定性，可能會受到國際政治與經濟壓力的強烈沖擊而產生振蕩。
四、社會的非理性、世俗化沖擊。快速的經濟社會轉換過程中，由於機會、分配等的不平等，加之人口過剩節律增速，極易引發心理的失落感和情緒化波動，甚至於行為的極端化，對個人來說就是暴力性行為失控；在社會的反應則是群體性事件多發。這種世俗化的快速蔓延不僅極大地削弱了我國的發展與競爭力，而且成為社會不穩定的巨大潛在隱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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