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南新：堅守在學科邊緣的獨立學者
人物介紹夏南新教授，中山大學嶺南學院教授，師承我國當代著名統計學家和經濟學家錢伯海教授。2000年5月至今連續四屆擔任中國數量經濟學會理事，2002年8月至2003年1月在美國春田大學進修。研究領域涉及統計學、地下經濟、時間序列、分形與混沌、金融與投資、勞動價值論。僅在《統計研究》和《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雜誌上獨立發表論文10篇，至今總***獨立發表論文30篇。在中國財經出版社出版《新概念統計學》（2000年）、《地下經濟估測》（2002年）兩部個人專著。主持校級、省級和國家級項目***6項。獨立發表在2000年第4期《學術研究》上的《談我國按資分配的三個理論觀點》論文，分別於2000年5月30日被“光明日報”（理論周刊版）和2000年5月29日被“山西日報”（理論法規版）幾乎同時轉摘，產生了廣泛的社會效益。主持完成的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地下經濟對國家經濟安全影響的實證研究》，被中宣部全國哲學社會科學規劃辦公室編入2009年第12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成果要報》，上報給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務院總理、副總理，國務委員等領導以及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等有關機構參閱。
提起“地下經濟”，可能很多人會覺得特別熟悉，小到步行街上的“走鬼”商販，大到新聞媒體上的貪汙腐敗走私犯罪，暗地裏可能還對此懷有壹種“不務正業”的反感。的確，在正規的經濟學研究中，“地下經濟研究壹直是不入流的，難登大雅之堂，不僅研究的人少，有關的文獻也少，數據更是少之又少”。 提起“夏南新老師”，不少人也知道，“廣東有個夏南新，專門研究地下經濟的”，於是，有同行跑到夏老師家裏問他拿數據，有媒體跑來采訪夏老師關於腐敗的壹些話題，還曾做了封面人物（《Macau Business》2007.August，《中國日報》記者特邀撰稿），學生們也知道“嶺院有個夏老師，專門研究地下經濟的”。 就這樣，夏南新老師和他的“地下經濟”壹起被民眾和媒體“關註著”，盡管學術上“地下經濟”依然是壹個邊緣學科，但是媒體關於“地下經濟”的報道，近年來卻有愈演愈烈之勢。直到不久前，夏老師和他的“地下經濟”再壹次進入了人們的視野——懷著壹顆好奇和敬重的心，記者敲開了夏老師的門，尋找他和他的“地下經濟”背後，少為人知的故事和心情。
十年磨壹劍
早在十年前，夏老師就主持中山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青年研究基金資助項目“廣東省地下經濟分析”，從那以後又獨立開展了其它關於地下經濟的項目研究。2005年，他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立項，2007年按期結項；之後他根據中宣部的建議要求，修改了將近壹年的時間，收集資料，核對數據，幾易其稿，最後才有了今年的入編《成果要報》。 十年磨壹劍，夏老師自己也坦誠，這麽多年來，參加什麽會議他都要提地下經濟的研究，項目也陸續做了幾個，積累下來，年輕的，老壹輩的學者也多少知道了這麽壹個人，有了這些積累和經驗，這才有了今天的壹點成績。而修改文稿的過程也花了他很多的精力和心血，盡管壓力很大，但最終還是圓滿完成。 其實，早在研究生的時候，夏老師就確定了地下經濟的研究方向，“當時，在跟我的導師錢教授的交流中，我發現地下經濟是很重要的壹塊，而國內真正去研究它的人又很少。”最後，是專業上的優勢和導師的支持給了他很大的鼓舞。本科數學出身，研究生和博士生都是統計專業，所以他有可能充分利用自己的實證工具，擺脫純粹的文字敘述和單純的報道，從而有別於前期國內學者的研究；而導師可以說是中國統計泰鬥級人物，地下經濟剛好就是經濟核算的壹部分。這壹選擇，就是十年時間的迎難而上和艱難探索。
迎難而直上
“困難不是沒有的”，關鍵是要堅持下來，那就沒有解決不了的。“最直接的困難是數據，沒有數據，什麽都談不上。”怎麽解決這個難題呢？官方數據沒有相關統計，現有數據也早有人做了研究。為了解決這個難題，夏老師養成了壹個至今都令他津津樂道的習慣——剪報——“不管是報刊還是雜誌，親身經歷的還是報紙報道的，或者是調查的，能過我眼的，我都保留下來，而且還要找到它的最原始出處。”就這樣，十幾年如壹日，夏老師收集著他的“地下經濟”材料，壹點壹滴，壹分壹秒，每份報紙都是從頭掃到尾，合適的剪下來，有空的時候再整理歸類，編纂成冊，這才有了那些充實豐富的第壹手材料。 “不要被數據所困住，很多東西都可以靠自己去挖掘提煉。”夏老師辦公室的櫃子裏至今還保留著厚厚的壹疊報紙，他說家中的報紙還堆了好高，需要去整理。這已經成為了他生活的壹部分，思考之余多了壹份樂趣，既了解時事，又收集數據。當別人在為數據匱乏而苦惱的時候，他在浩瀚的材料中如癡如醉，於是，當別人都轉身離開的時候，他壹個人開始了十年的堅守。個中滋味，更有幾人知？
孤獨的堅守
作為邊緣學科的研究者，夏老師坦言有時也很苦惱。除了要面對研究上的困難，“沒數據，再高深的模型也用不上”，還要面對心理上的壓力，“這麽多年來，作為茶余飯後調侃的話語多了壹些，真正入行的研究少了壹些；每每有文章投出去，編輯部再三斟酌，最後還是被拒了，沒有相應對話的人，沒有***同語言”，更有來自外界的誘惑，“經常出現股票熱基金熱，壹下就都跑過去發文章，或者是鏖戰獲利……堅守還是動搖呢”？ 堅守是不容易的，有可能無功而返，碌碌無為；然而只有有了當初的堅守，才會有今天的可能。當然，堅守不是空守，作為壹個開拓者，沒有任何借鑒和模仿，既需要有實證的技術手段，也需要有理論的支撐。對此，夏老師頗有心得，他說，“我比較註意兩條道路並駕齊驅。我是實證背景的，也關註時事，也看實證理論的文章，也開經濟的課程。”——在困惑仿徨的時候，夏老師選擇了堅守，並大膽去涉及，終於有了今天的成果。回首之際，他說道，“要敢於坐冷板凳，敢於去嘗試；當然困難是有的，但不管是哪壹個領域，只要國家需要的，對國家有重大影響的，有貢獻的，何樂而不為嘛。” 作為曾經的孤獨的堅守者，在面對今天的標誌性成績時，他感慨道“再也沒有像這樣激動人心的事情了”；同時，他也寄言，“地下經濟與公開經濟的***存由來已久，而且還將繼續***存下去，希望能有更多人在這個領域開展研究。”
學者的責任
夏老師為人比較謙卑，說話比較平穩慎重，頗符合他統計學博士的背景。辦公室收拾得井井有條，儼然壹副嚴謹有序的“統計規範”。他對待學生也同樣謙和，對於同學的請求只要他力所能及的事情，他都“來者不拒”。有同學找他推薦出國，他認真對待，說“這是栽樹啊，以後好乘涼呢”；有同學找他當調研指導，他欣然答應，說“不能扼殺同學的求知心啊”；以前學生的那些點名錄和壹些優秀的考卷，他也保存著，還裝訂成冊，壹直到93屆的同學有的他都記得。 作為壹名學者，除了在為人處事和為人師表上要有自己的表率之外，在自身的學術操守上也應有所思考。在這方面，夏老師有自己的壹些體會。他說，有的同學幫他歸納了兩句話，他覺得歸納得很好：壹是“我的圓圓不圓”，夏老師在他的每個班講課時都要表演徒手畫圓，故有此壹說；二是“堅持獨立思考，獨立人格”，夏老師的每篇文章，每本書，每個課題，都是自己親手撰寫。他反對搭便車，壹就是壹，二就是二，沒有百分之幾的問題，也不追求數量多。對此，他甚至跟他學生調侃道：“我講的知識妳們都懂，妳們以後也可以超過我，但是有壹條，妳們很難學到我的——堅決不搭便車。” 而作為這樣壹個領域的學者，不可避免的會遇到這樣的壹個問題，那就是學者的社會責任。當妳的研究成果成為某種決策參考的時候，社會責任的問題是難以回避的。對此，夏老師也有所體會。三年前，南方都市報就曾整版報道了“壹個老師引發的‘中大現象’”（2006.06.02D02版），作為祈樂苑住房小組組長，夏老師謝絕了中間商的回扣，規範了團購市場。作為壹個研究地下經濟的學者，他深知此中道理，但是他說“204名住戶的尊重比其它壹切都來得更珍貴”。他的立場是鮮明的。 而今天，當有壹個機會可以離開校園的時候，留守還是堅持？他的選擇是：站在校園裏面，保持壹定的距離，觀察社會，進行獨立思考，適當時候提出壹些建議，期望能有利於社會進步和發展，成為壹名有社會責任感和關懷的象牙塔人。
師恩永難忘
從科研項目的成果，到壹路的努力堅守，再到壹名學者的社會責任，夏老師的話語中總有意無意提到他的導師，錢伯海教授。在記者壹進門的時候，他就指著書架上的壹排書說，那是我導師的著作，然後才介紹自己的書籍。在回顧自己的學術選擇的時候，他深情地回憶著，和導師晚飯之後在足球場散步、請教的情形，地下經濟的研究方向也是在那時得到導師的指導教誨的。他說，“我的導師對我的影響太大了！他晚年的時候因為支持了‘物化勞動創造價值’，而放棄了自己的領域，幾乎導致‘晚節不保’，但是他還是堅持過來了，今天也證明了他的堅持是有市場的”。我想，這壹點，在今天夏老師對“地下經濟”的堅守過程中也同樣有他導師當年的影子。 導師的榜樣力量是巨大的，十年堅守過程中，無論是科研能力上，還是精神動力上，那個黃昏時候相伴暢談的畫面壹直激勵著這位學者，壹個邊緣的學科領域孤獨的開拓者，十幾年如壹日，點點滴滴，鍥而不舍。 “今天的成績也是對導師的壹種緬懷和紀念，謹以此紀念我的導師。”
背景說明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成果要報》是呈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委員等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內部參閱件，專門摘報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研究成果中有重要現實意義和應用研究、對策研究成果，作為黨和國家重要決策的參考。
專業名詞“地下經濟”是壹種國民經濟中未向政府申報登記，經濟活動脫離政府法律法規約束，且不向政府納稅的經濟成分。從表現形態看，大致可分為三大類：第壹類被稱為“灰色經濟”或“影子經濟”，如沒有營業執照的小商小販、家居裝修、私房建築等；第二類被稱為“黑色經濟”，包括走私、販毒、洗錢、賭博、制假、色情業、販賣人口等；第三類是新型的網絡犯罪，指在網上搞假公司和假投資騙取錢財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