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為什麽失敗

自亞當·斯密《國富論》以來，試圖解釋國家如何才能興盛的書籍汗牛充棟。年前年後壹本名為《權力、繁榮與貧窮的根源：為什麽國家會失敗？》(The Origins of Power， Prosperity， and Poverty： Why Nations Fail)的書在中國大陸知識界口口相傳，不脛而走，雖尚未有正式的譯本，卻也已引發如潮熱議。本刊也曾刊登相關書評（詳見《財經》2012年第31期“威尼斯、頁巖氣革命和改革前景”）。 在這本書中，兩名美國教授達榮·阿斯莫格魯(Daron Acemoglu)和詹姆斯·羅賓森(James A. Robinson)提出了解釋國家繁榮與貧窮根源的兩個重要概念，即“包容性制度”（inclusive institutions）和“攫取性制度”(extractive institutions)。前者壹種多數人參與、利益分享的多元制度，後者權力和財富高度集中，被少數人壟斷。根據作者的大量研究，世界上所有國家和地區，凡是選擇了前者的，都實現了經濟的持續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持續提高，而選擇後者的則相反。 這本書和中國當下的相關性在哪裏？我們如何實現更包容性的增長？如何避免陷入“攫取性制度”怪圈？日前博源基金會青年委員會圍繞上述話題舉辦了相關研討會，本刊擇要刊之，以饗讀者。 韓國和中國臺灣早期能夠發展，可能是因為政治上是榨取性的，而經濟壹定程度上是包容性的，但為什麽能轉換到第二階段，政治變成包容性的，經濟還繼續更加地包容？ 巫永平：要更深入研究制度轉換的經驗 這本書我讀下來的感覺，就是覺得欣喜。原因有兩點。首先是方法論方面。本書在方法論上尤其讓人高興。200多年來，人們提出的對研究經濟增長原因的解釋可能不下十種。為什麽經濟增長，為什麽經濟不增長，這本書提到了三種，其實還有其他的解釋。作為中國人比較熟悉的，至少到我這壹代人比較熟悉的，是馬克思主義對經濟增長的政治經濟學解釋。我覺得從方法論來說，它是有解釋力的，只不過我們把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教條化了，簡單化到只是幾句口號，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起反作用，沒有去研究真實過程，告訴我們這對關系是如何決定經濟演變的歷史過程，解釋真實的歷史過程是怎麽發生和如何演變的。 壹 西方經濟學在早期的古典時期，從亞當·斯密開始，其實是把政治和經濟合在壹起講，這兩個東西是沒有分開的，是政治經濟學。經濟學經過200多年演變到今天，尤其是新古典經濟學，已經變成壹門非常精致的學問，越來越科學了。從方法上、手段上還有整體上都越來越精致，內在的體系也越來越系統。但對於我這個不是學經濟學的人來說，對經濟學壹直有壹個困惑，就是經濟增長或者經濟發展的問題難道僅僅是壹個經濟現象嗎？或者說是壹個技術層面的問題嗎？我覺得至少現在新古典在很大程度上是把它看成壹個技術層面的問題。只要把那幾個方面解決好了經濟就能增長了。這些問題都是技術性的問題，既然是技術性的問題就可以用技術的手段解決問題，甚至用模型就能解決問題。 制度經濟學在這方面有進步，強調制度的作用。它告訴我們新古典關心的那些技術問題是受另外的東西決定的，不解決這些東西，技術性的東西就不可能解決。這些東西就是制度。 但制度經濟學不太關心制度是怎麽來的，制度是怎麽產生的。妳看諾斯就假設，人們從事制度創新跟從事經濟創新是壹樣的，只要我投入的成本低於產出，也就是我的回報高於我的投入我就會去創新制度。他把制度如何產生這個問題就這樣簡單交待了。但是我覺得制度是怎麽來的這個問題是更重要的問題。但這個問題超出了經濟學的範疇。經濟學在它的範疇中可以不去回答這個問題，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因此作為假設就過去了，但恰恰被經濟學假設掉的東西，我認為可能是更重要的東西。所以我們在讀經濟學關於經濟增長的解釋時，就把經濟增長的問題看成壹個純粹技術層面的問題，是屬於經濟領域的問題。但事實上不是這樣的。 經濟是社會的壹部分，經濟活動是人類活動的壹部分，這壹部分會受到其他部分的影響和制約，經濟活動不是發生在真空裏。我們不能把經濟從整個社會中抽離出來。其中，對經濟活動影響最大的是政治。到目前為止，我覺得把經濟和政治連起來的研究確實不多見，尤其在新古典中更難得壹見。其實新古典在解釋經濟增長這個現象時越來越脫離現實了。 這本書的第壹作者是MIT（麻省理工學院）的壹位經濟學教授，我很欣喜看到今天在西方還是有經濟學家能夠有這麽大的視野，在壹個大的框架內來看經濟增長這個問題，把經濟與政治連起來，探討政治可能對經濟產生什麽影響、如何產生影響和這種影響的後果是什麽。 國內吳敬璉老師壹直是把這兩個東西結合起來看的。而且他們說得很清楚，經濟發展是由經濟制度、包容性的制度決定的，而這個經濟制度是由政治制度決定的。這種視角與我們現在看到的絕大多數經濟學的解釋有很大的不同。因此從方法論來說，這是讓人眼前壹亮的壹本書，終於把我們拉到壹個更大的視角來看待經濟發展問題。 二 影響經濟增長的因素是壹個很長的鏈條，但已經精致化的經濟學所關註的是這個鏈條的末端。經濟要增長，要發展，顯然要投資，有人願意把資金投進去，有人願意去付出勞動，經濟學關心如何讓人投資，如何讓人勞動。但這些東西是由什麽決定的？這個鏈條其實拉得很長，壹環決定壹環。不只是經濟學現在關心的這些東西。這本書試圖把這個鏈條接起來了，從源頭來看決定人們是否願意把資金投入到生產活動，是否願意把勞動力出賣去掙錢，後面的很多因素是什麽。也就是把經濟問題放回到整個社會的大框架裏，把它作為其中的壹部分來看，而不是把它從中抽離出來。 第二，書裏提出的觀點在很大程度上也能回答我們現實生活中出現的很多現象。討論國家興衰是壹個老問題，我們已經看到不少這樣的書。本書提出的包容性制度和榨取性或者攫取性制度的概念並不是很新的東西，兩個類似的概念之前已經都有人用過。但作為壹個核心概念來解釋國家為什麽發展為什麽不發展，卻是新的嘗試。這種嘗試的意義在於把政治制度和經濟制度聯系起來，看它們如何決定經濟發展。馬克思對經濟發展原因的解釋是壹種政治制度的解釋，什麽樣的政治制度決定了什麽樣的資源分配，也就決定了什麽樣的經濟發展。當壹種政治制度阻礙了經濟發展，我們就應該去改變它，建立新制度。制度經濟學強調的制度是在經濟學範疇裏的制度。 這本書把這兩種視角結合起來，提出了自己的分析框架，並且在世界範圍裏選取各種類型、各種發展程度國家的經驗，論證自己的觀點。至少這種嘗試是很有意義的。 在我看來，其中榨取性制度向包容性制度的轉換很重要。書中舉了韓國的例子，我覺得還有另外壹個很重要的例子這本書沒有提，就是中國臺灣。參考文獻列了羅伯特·韋德的《管制市場》，這是發展型國家流派最有代表性的壹本書，但主要討論中國臺灣。但不知道為什麽這本書沒有直接去討論中國臺灣。韓國和中國臺灣的例子同樣重要，對於我們今天來說意義更大。 三 按照這本書的觀點，韓國曾經在政治上是壹個榨取性或者攫取性的制度，具備了政權壟斷和政治上缺乏多元性的兩個特征。它還符合另外壹個條件，就是權力的集中。其實在這些特征上，中國臺灣和韓國都符合。它們都是在榨取性政治制度下取得經濟發展的典型例子。指出這壹點其實並非什麽新觀點，發展型國家理論肯定的也是這壹點，只是表述不同。但韓國和中國臺灣對於我們的最大意義在於如何從榨取性政治制度變成了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順利實現轉型。而這本書對韓國的解釋是不夠的。作者只看到是政治的轉型，對於導致政治轉型的其他因素分析不夠。如果結合我們自己對於東亞經驗的理解，可能這壹點就更突出了。盡管韓國和中國臺灣在發展的初期階段，政治上是榨取型的或者攫取型的，但經濟制度卻不是這樣。 恰恰在這壹點上，韓國和中國臺灣的特征被忽視了。這壹點其實更為重要：即使在發展的初期，韓國和中國臺灣在經濟上都是私有制，都保護產權。我們在上世紀80年代初打開國門看到東亞欣欣向榮，我們看到的是什麽？看到的是壹個外向型的工業化，是出口，我們看到了這個。我們就學這個，我們以為壹個威權政治體制和壹個出口型的、外向型的經濟再加上壹個公有制就可以實現中國經濟的騰飛。這是我們的理解，我們這麽多年也是這麽做的。 然而，盡管韓國和中國臺灣政治上是壓制的，經濟是外向型的，但它們還有壹個保護產權的經濟制度，這個是很核心的，我們沒有看到這壹點。這點到今天可能越來越重要。這正是這兩個地方在後來可以順利實現轉型的基礎。 但這壹點在這本書裏解釋得不夠。作者把轉型前的韓國和1978年後的中國都看成榨取性政治制度，經濟制度也都是有壹定包容性。但二者在保護私有產權這壹點上具有本質不同。這個差別其實是韓國後來能夠順利轉型的壹個重要基礎。但作者只看到政治的變化，沒有看到這個基礎。 也就是說，民營企業，就是非公有制經濟是支撐韓國和中國臺灣最主要的力量。按照這個邏輯，韓國和中國臺灣早期能夠發展，可能是因為政治上是榨取性的，而經濟上壹定程度上是包容性的，但為什麽能轉換到第二階段，政治變成包容性的，經濟還繼續更加地包容，我覺得這個過程可能解釋得不夠。應該有更加復雜的解釋。 可能這壹點，和這本書的比較研究有關，比較研究要照顧那麽多的面，妳很難對壹些例子能夠具體深入下去，比較研究方法本身就限制了這壹點。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尤其從中國現在的發展階段來看，我覺得我們對這個問題可能要有更深地挖掘，弄清楚這個轉換是如何實現的。 四 我們今天可能就面臨這個轉換的階段，我們這個模式支持了第壹階段的發展。未來還能繼續支持我們發展下去嗎？ 實現這個轉換需要哪些條件，我們現在是否具備了這些條件，我們還缺哪些條件，我覺得恰恰現在我們對缺的那些東西不太註意，我們看到更多的是我們已經具備的這些條件，而且把具備的條件可能放大了，覺得有這些條件就可以了，可能危險就在這裏。我覺得韓國和中國臺灣在這方面對我們的啟示應該更大。 這本書避免壹些概念化的說法，它不用民主，也不用市場，而是用更具體的說法。用民主這個概念來解釋經濟是否發展太空泛了，這是為什麽我們看到那麽多的研究，在民主是有利於經濟發展還是不利於經濟發展這些大而化之的問題上爭論不休，而對我們理解政治制度與經濟發展的關系絲毫沒有幫助。這本書認為，只有包容性政治制度和包容性經濟制度才能保證經濟發展。這就比民主的概念更具體。 其實，民主制度並不壹定就是包容性制度，盡管包容性制度壹定是民主制度。作者提出了包容性的政治制度是什麽，要有壹定的集權，能夠保證國家的權力，保證能夠提供秩序和法律。很多非洲國家為什麽很難發展起來，它缺乏這壹點。 我們過去30多年能發展起來，很重要的壹個條件就是保證了秩序，20世紀上半葉，國家處於各種戰爭中。1949年後，建立了壹個新政權，但又把自己置於無休止的政治運動中，國家動蕩不安。直到1978年，我們才實現了政治穩定，有了秩序，盡管獲得秩序的代價很大，但我們畢竟有了秩序，這是經濟發展的壹個前提條件，同時也確保發展有壹個領導力量。下壹步要繼續保持秩序，可能應該通過法治來實現。 另外，我自己於2005年在哈佛出了壹本書，叫《經濟增長的政治解釋》，我是要解釋上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臺灣地區那壹階段怎麽過來的，那本書壹直沒有翻譯成中文。今年中文版就會出版，我覺得現在出中文版比幾年前出意義可能更大。 臺灣地區走過來的歷程，其實在很大程度上是壹面鏡子，能照出我們自己的壹面鏡子，臺灣地區遇到的問題我們現在正在遇到，臺灣地區做的選擇我們現在也在面臨。對於民營經濟怎麽看，公有經濟怎麽看，臺灣地區在50年代末做了壹個非常重要的選擇。50年代的時候臺灣地區從政界到學術界滿腦子都是計劃經濟的思想，強調公有制。 在1960年前後，他們經歷了壹場激烈的意識形態辯論，在雙方僵持不下的時候，政治領袖做了壹個非常重要的抉擇，蔣介石說我們要支持民營經濟，我們要對民間開放，向國際開放。於是臺灣地區才有了出口導向工業化，才有後來的經濟奇跡。我們今天其實就是面臨這個問題。 巫永平為清華大學公***管理學院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