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在杭州盤桓多時之後，柳永花光了家裏人給他的盤纏，為了生存，他想找份工作。於是通過幹謁——也就是寫壹首詞，獻給當時杭州的高官——來換份好工作。柳永沒有因為這首詞獲得他想要的工作，但後人卻因為這首詞了解並喜歡上了杭州。
柳永說，杭州曾經被稱作“錢塘”，並且“自古繁華”，在宋朝的時候就有“參差十萬人家”，這裏“煙柳畫橋，風簾翠幕”、“市列珠璣，戶盈羅綺，競豪奢。”多麽生動的城市景象。
除了繁華市景，這裏還“有三秋桂子，十裏荷花”，在湖光山色中，百姓人家“羌管弄晴，菱歌泛夜，嬉嬉釣叟蓮娃。”他要歌頌的那位杭州高官是壹副“千騎擁高牙，乘醉聽簫鼓，吟賞煙霞。”的模樣，威風盡顯，文武雙全。
這就是杭州，文人筆下的杭州。不是高高在上，不是遙不可及，而是充滿了市井氣、人間氣。在這裏，走近任何美好的事物都不費吹灰之力，它如湖面的荷萍，膚淺地漂浮在生活的表面，如同生活本身壹樣。
財經作家吳曉波，從少年時代開始，在杭州生活了40多年。他不是杭州人，但在疫情肆虐的2021年，讓他有時間靜下心來閱讀壹座城市的歷史，然後寫了本《人間杭州》來講述曾經在這座以安逸和風景秀美的城市裏生活過的，那些悲欣交集的過往。
無數文人在杭州生活過、吟詠過，自然的美好風景，復雜的人文歷史，與商業的繁榮天衣無縫地交融在壹起。這座屬於新興中產階級的消費型城市讓那些文人們念念難忘，不僅留下了文字，還留下了造福壹方的業績。今天西湖之上還在使用的白堤和蘇堤，就是兩位著名文人——白居易和蘇軾，在杭州任職時主持修建的。
白居易在杭州為官兩年多，與杭州山水有關的詩寫了200多首，差不多占他壹生詩作的1/15。其中的吟詠傑作，奠定了西湖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坐標性地位。
西湖原本稱為錢塘湖，是白居易第壹次在詩歌中以“西湖”稱之。在這個意義上他是“西湖”的定名人和重新發現者。
離開杭州後，白居易說自己從此以後不愛喝酒，懶得寫詩，人生了無情趣。白居易在杭州過了此生中最為愜意和有成就感的日子，十余年後，已經年屆70歲，近乎半盲的詩人寫出了著名的“江南憶，最憶是杭州”的詞句。
杭州多水，治湖必修堤。白居易修了白堤，蘇軾在杭州任職期間，也修了壹道流傳千年的湖堤——蘇堤。
蘇軾壹生兩次在杭州任過職，第壹次離開杭州後，又被貶黃州的蘇軾做了壹個夢，夢回西湖，與好友參寥和尚在談禪賦詩。夢醒後，還記得夢中寫的詩。
第二次回到杭州後，來到參寥和尚居住的葛嶺智果寺，寺中的93級臺階與蘇軾夢中居然完全壹樣。蘇軾感慨地在很多首詩中說，自己上壹輩子就到過杭州，很可能前世就是壹個杭州人。
《人間杭州》作者吳曉波認為，那是因為蘇軾在氣質上與西湖“性情相投”：那就是濃淡相宜，寵辱不驚。
寫夢中杭州西湖的，還有明末文人張岱。張岱因為中學課本中有他寫的《湖心亭看雪》而為現代人所知。張岱前半生是鮮衣怒馬，紈絝公子，後半生國破家亡之後，重回西湖。
然而，他說：“余為西湖而來，今所見若此，反不若保我夢中之西湖，尚得完全無恙也。”因此，張岱寫了約5萬字的《西湖夢尋》，寫他夢中的那個西湖。
張岱筆下的西湖，像是壹位低聲啜泣的江南女子，對逝去的家國滿懷著哀悼之情。但中國文人最講究的便是壹個風骨，即便在最悲涼的時候，遵循的依然是孔夫子“哀而不傷”的教誨。
還想說壹位在杭州住了20多年，並在杭州終老，卻從未為杭州寫過壹句詞的文人——易安居士李清照。
李清照最美好的人生在北方，她的家鄉山東濟南。丈夫死後，國家偏安，她逃難來到當時還被稱為臨安的杭州，在這裏她度過了壹生最後、也是最孤獨的時光。
這個自稱好酒、好賭兼好色的豪放女子，在杭州的元宵佳節，親友“香車寶馬”來邀她去觀賞臨安城的熱鬧喧嘩，她只是小心翼翼地說：“如今憔悴，風鬟霜鬢，怕見夜間出去。不如向、簾兒底下，聽人笑語。”
多麽酸楚，這樣的心境，再好的湖光山色，在她的眼底心裏，可能只剩下灰色和屈辱，寡淡和無趣。李清照的居住地離西湖曲院風荷不過十裏地，20多年的時間裏，想必她是去看過西湖的，但人間的繁華與美景，在她灰暗的眼神裏，實在也沒有什麽色彩。
吳曉波說：人間的模樣，其實就是命運的倒影；人間的意義，其實就是活著的趣味。壹旦生命萎縮，它們便空空蕩蕩，不值得哪怕用壹個字來記錄和描述。
有人說：上有天堂，下有蘇杭。杭州，就是天堂掉落人間的模樣。這座沒有拒絕型人格的城市，不僅僅是被美景包圍，數千年以來，這裏還行走著很多靈魂。他們在不同的時間裏出現，在同壹個空間裏重疊。壹定要找個機會，讓自己也成為壹個在那個空間裏重疊的影像，才不負此生！